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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況廷秀作為況鐘的後裔，在他所作的《太守列傳編年》一書中，只是粗略介紹“有熊友蘭、熊友蕙兄弟冤獄，公為雪之”，沒有舉出任何史料以證明況鍾確實斷過十五貫疑案。況廷秀也僅僅是道聽途說而已。
再者，聯繫明朝當時的實際情況，故事中的主要情節與現實是不符合的。熊家兄弟是在無錫縣被判死刑、經過常州府覆審的人犯，是不大可能到蘇州府來問斬的，更不可能由蘇州府知府況鍾來監斬。
以此看來，《十五貫》傳奇有可能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出發，結合歷史素材，採集部分民間傳說，綜合整理而成的，歷史上的況鍾與這個傳奇沒有必然的聯繫。那為什麼傳奇中要塑造況鍾這麼一個清官、好官的形象呢？這還要與明清兩朝的吏治環境結合起來看。況鍾三任蘇州府知府，為官清正，頗有政績，被百姓稱為“況青天”。到了明末，吏治的腐敗，已經積重難返。百姓在貧困中掙扎，他們都渴望能夠過上安定富足的生活。等到改朝換代，成了大清國的子民，他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朱素臣的《十五貫》傳奇自一問世，就廣為流傳，就表明了百姓對當時朝廷吏治腐敗的現狀強烈不滿，以及對況鍾那樣的“青天”的渴望。他們呼喚能夠為民伸冤、能讓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好官。況鐘的身上就被百姓寄予了這樣美好的願望。因此，況鍾在他死後仍被百姓所懷念和愛戴。至今，在蘇州的文物古蹟當中，還有一座位於西美巷的況公祠，供人瞻仰和憑弔這個五百五十多年前的清官、好官。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
（1）廖志豪：《況鍾與周忱》，中華書局，1982年
（2）蔣星煜：《況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于謙于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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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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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也許沒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發生過一場異常慘烈的北京保衛戰。在刀光劍影中，拯救國家於危難之時、力挽狂瀾的人，卻是一位文弱的書生——于謙。雖然戰爭的烽煙已隨著歷史遠去，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那個立下豐功偉績的民族英雄于謙，也不能忘記那個兩袖清風的清官于謙，更不能忘記那個身赴刑場的悲劇人物于謙。
于謙是明朝歷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國家命運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的贊語。他的命運與明朝中期兩件大事變（土木之變與奪門之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然而前後的境遇卻截然相反，可謂悲喜兩重天，令人感嘆不已。
于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時，他就展露出卓爾不凡的氣質。據說于謙七歲時，一個僧人見到他，覺得這個孩童日後必有大的作為，斷言他是將來的“救時宰相”。少年于謙，機智過人，能詩善對。八歲時，一次他穿著紅色衣服，騎馬玩耍。鄰家老者覺得很有趣，戲之曰：“紅孩兒，騎黑馬遊街。”于謙應聲而答：“赤帝子，斬白蛇當道。”下聯不僅工整，而且還顯露出他非同尋常的氣勢。
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的于謙中進士。宣德元年（1426），漢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穩之際在樂安州起兵謀叛，于謙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漢王未戰而降，宣宗命于謙口數其罪。于謙義正詞嚴，聲音朗朗，朱高煦趴伏於地，戰慄不已。宣宗非常欣賞于謙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謙以兵部右侍郎銜巡撫河南、山西，有政績。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應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變，于謙也許終其一生都是明廷一個兢兢業業的官僚而已。這場大事變將于謙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業，似乎應驗了早年僧人的預言。由此，于謙在歷史長廊里留下了他動人心魄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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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時宰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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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率領鐵騎分四路大舉南犯。年輕氣盛的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蠱惑下，幻想著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樣數入漠北建立赫赫軍功，所以不顧群臣勸阻，貿然親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數十萬大軍被蒙古軍隊一舉擊潰，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階下囚，史稱“土木之變”。土木之變，影響深遠。它標誌著明朝失去了對蒙古軍事力量的優勢，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土木之變，使得明朝面臨的局勢極其危險。英宗為也先俘獲，明朝陷入了國無君主的窘境。同時，英宗成為也先手中的一個籌碼，隨時隨地可以向明廷要挾索價。也先挾持英宗，乘土木新勝之餘威，率眾直趨北京，欲一鼓作氣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數十萬明軍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備空虛，形勢岌岌可危。
當時北京城內人心惶惶，許多大戶人家紛紛南逃。朝廷上下，群臣驚愕，束手無措。皇太后孫氏和英宗的皇后錢氏將宮中的財寶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馬馱赴也先大營，幻想能夠以此換取英宗的自由之身。當然，這種婦人之見是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效果的。
正是在這種關乎國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緊要關頭，以于謙為代表的一批忠義大臣處變不驚，迅速而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徹底粉碎了也先的陰謀，穩定了大局。于謙此刻挺身而出，成為抵抗派的領軍人物。他果斷採取了以下幾個措施，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
再者，聯繫明朝當時的實際情況，故事中的主要情節與現實是不符合的。熊家兄弟是在無錫縣被判死刑、經過常州府覆審的人犯，是不大可能到蘇州府來問斬的，更不可能由蘇州府知府況鍾來監斬。
以此看來，《十五貫》傳奇有可能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出發，結合歷史素材，採集部分民間傳說，綜合整理而成的，歷史上的況鍾與這個傳奇沒有必然的聯繫。那為什麼傳奇中要塑造況鍾這麼一個清官、好官的形象呢？這還要與明清兩朝的吏治環境結合起來看。況鍾三任蘇州府知府，為官清正，頗有政績，被百姓稱為“況青天”。到了明末，吏治的腐敗，已經積重難返。百姓在貧困中掙扎，他們都渴望能夠過上安定富足的生活。等到改朝換代，成了大清國的子民，他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朱素臣的《十五貫》傳奇自一問世，就廣為流傳，就表明了百姓對當時朝廷吏治腐敗的現狀強烈不滿，以及對況鍾那樣的“青天”的渴望。他們呼喚能夠為民伸冤、能讓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好官。況鐘的身上就被百姓寄予了這樣美好的願望。因此，況鍾在他死後仍被百姓所懷念和愛戴。至今，在蘇州的文物古蹟當中，還有一座位於西美巷的況公祠，供人瞻仰和憑弔這個五百五十多年前的清官、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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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廖志豪：《況鍾與周忱》，中華書局，1982年
（2）蔣星煜：《況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于謙于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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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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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也許沒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發生過一場異常慘烈的北京保衛戰。在刀光劍影中，拯救國家於危難之時、力挽狂瀾的人，卻是一位文弱的書生——于謙。雖然戰爭的烽煙已隨著歷史遠去，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那個立下豐功偉績的民族英雄于謙，也不能忘記那個兩袖清風的清官于謙，更不能忘記那個身赴刑場的悲劇人物于謙。
于謙是明朝歷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國家命運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的贊語。他的命運與明朝中期兩件大事變（土木之變與奪門之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然而前後的境遇卻截然相反，可謂悲喜兩重天，令人感嘆不已。
于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時，他就展露出卓爾不凡的氣質。據說于謙七歲時，一個僧人見到他，覺得這個孩童日後必有大的作為，斷言他是將來的“救時宰相”。少年于謙，機智過人，能詩善對。八歲時，一次他穿著紅色衣服，騎馬玩耍。鄰家老者覺得很有趣，戲之曰：“紅孩兒，騎黑馬遊街。”于謙應聲而答：“赤帝子，斬白蛇當道。”下聯不僅工整，而且還顯露出他非同尋常的氣勢。
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的于謙中進士。宣德元年（1426），漢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穩之際在樂安州起兵謀叛，于謙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漢王未戰而降，宣宗命于謙口數其罪。于謙義正詞嚴，聲音朗朗，朱高煦趴伏於地，戰慄不已。宣宗非常欣賞于謙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謙以兵部右侍郎銜巡撫河南、山西，有政績。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應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變，于謙也許終其一生都是明廷一個兢兢業業的官僚而已。這場大事變將于謙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業，似乎應驗了早年僧人的預言。由此，于謙在歷史長廊里留下了他動人心魄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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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時宰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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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率領鐵騎分四路大舉南犯。年輕氣盛的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蠱惑下，幻想著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樣數入漠北建立赫赫軍功，所以不顧群臣勸阻，貿然親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數十萬大軍被蒙古軍隊一舉擊潰，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階下囚，史稱“土木之變”。土木之變，影響深遠。它標誌著明朝失去了對蒙古軍事力量的優勢，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土木之變，使得明朝面臨的局勢極其危險。英宗為也先俘獲，明朝陷入了國無君主的窘境。同時，英宗成為也先手中的一個籌碼，隨時隨地可以向明廷要挾索價。也先挾持英宗，乘土木新勝之餘威，率眾直趨北京，欲一鼓作氣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數十萬明軍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備空虛，形勢岌岌可危。
當時北京城內人心惶惶，許多大戶人家紛紛南逃。朝廷上下，群臣驚愕，束手無措。皇太后孫氏和英宗的皇后錢氏將宮中的財寶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馬馱赴也先大營，幻想能夠以此換取英宗的自由之身。當然，這種婦人之見是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效果的。
正是在這種關乎國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緊要關頭，以于謙為代表的一批忠義大臣處變不驚，迅速而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徹底粉碎了也先的陰謀，穩定了大局。于謙此刻挺身而出，成為抵抗派的領軍人物。他果斷採取了以下幾個措施，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