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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營得法，占田日廣，沈家轉為招集佃戶、出租田地、僱傭長短工和發放高利貸的大地主，到沈萬三兄弟主持家業時就已經擁有地跨數縣的良田。傳至沈達卿一輩時，沈家“產益廣、貲益饒”，有史籍稱其田產多達數千頃。明人孔邇還記載沈萬三很注重興修水利，“萬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築成石岸以障田”。另外，秀南村的沈氏墓地，建於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墓主為沈莊，是沈萬三的孫兒，當地百姓都稱之為“安山墳”。其墓志銘中記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沈萬三)，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等等。這是沈萬三最先由“躬耕起家”的一大鐵證。
沈萬三積累了一定資財後，從事貿易，才一躍而成為巨富的。元朝時海運發達，外貿暢通，來中國貿易的外國人不少。另一方面，江南經濟發達，在宋元之際未受到什麼破壞，到元朝後期已為全國之冠。蘇州和杭嘉湖地區歷來是聞名全國的“糧倉”，素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沈萬三擁有田產數千頃，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為商品出售。而當時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內所需食糧，主要靠南方供給，沈萬三一定也是“售糧大戶”。由此，沈萬三積累了大量資本。富起來的沈萬三轉而“通番”，將當地產的紡織品、瓷器等輸往亞非各國，而回船進口大量的珍寶、香料和藥材，一去一回從中賺取巨額差價。憑藉這些有利條件，加上外貿能獲得豐厚的利潤，沈萬三迅速致富並不奇怪。孔邇在《雲焦館紀談》中寫道，沈萬三成為海商，來往於徽州、池州(今貴池)、太平府(今當塗)、常州之間，輾轉貿易，獲金數百萬，所以顯富。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先生也說：“蘇州沈萬三之所以發財，是由於作海外貿易。”這也可以與《吳江縣誌》相印證，“沈萬三有宅在吳江二十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明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教授潘群認為，沈萬三的財富積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財富起於“農”，而繁於“商”，是一個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
既然沈萬三在元朝末年已經去世，他本人當然不可能遭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打擊。噩運降臨在沈萬三的後裔身上，是在洪武二十六年藍玉“謀反案”發生以後。此前，沈家也曾牽連了一些禍事，洪武十九年沈萬三子沈旺的兩個兒子沈至、沈莊曾經一度下獄，不久釋放。大約在同年，沈萬三的女婿，任蘇州府吳江縣糧長的陸仲和卻在劫難逃，被扣上“胡黨”的罪名滿門抄斬。從總體來看，“藍黨”案發以前作為江南首富的沈家還沒有受到皇權和官府的沉重打擊，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沒充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著。這可以從下列事實證明。
一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根據朝廷命令，蘇州府薦舉人才到京師做官，沈貴的孫子沈玠授戶部員外郎，沈富的姻親莫禮亦任戶部員外郎，王公達任主事，張瑾、楊德彝任工部員外郎，徐衍任主事，龔達可任兵部員外郎，潘賢任主事，金伯中任禮部員外郎，李鼎任主事。這十人同一天辭受俸祿，洪武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華蓋殿早朝時，沈玠等奏：“臣等田地家財都是皇上保全的，現在又蒙賜俸，實在難以消受，請求辭去。”聖旨道：如果要辭，就從你。繼而有旨：願受者聽。沈玠辭說：“臣玠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屢蒙恩宥，保有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居尊官，榮逮父祖，敢更受祿哉!”叩謝至再。由此可見，這時沈家仍受到朱元璋的“保全”，富饒如故。
洪武青花纏枝紋玉壺春瓶另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已升任戶部左侍郎的莫禮請假回鄉省親，曾到周莊沈家拜訪。當時沈家所用器皿皆金銀，以刻絲作鋪筵，擺了紫定器十二桌，每桌設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用來放置筷子，以免筷子弄髒了刻絲。行酒用白瑪瑙盤，有斑紋及紫葡萄一枝，五猿搶采，稱作五猿爭果，都是至寶。入贅的女婿顧學文擺了宣和定器十二桌，每湯一套則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寶杯。連兩家僮僕都穿的是綾羅綢緞，其他珍異佳肴就不用說了。莫禮感嘆：“嗚呼，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釵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
莫禮返鄉探親的洪武二十三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黨”的高潮，三月，潭王朱梓因岳父於琥陷入黨禍，竟和王妃于氏嚇得自焚而死。閏四月，功比蕭何的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下獄，不久同一批功臣被處死，全家籍沒。莫禮正是在這樣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政治環境下請假回鄉作短期逗留的。他寫下《歸吳江省親》詩說：“不才竊祿意拳拳，暫得承恩下日邊。報國慚無經濟策，思親正是別離年。千金難買身長健，五福無如壽最先。一笑歸來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團圓。”用詞謹慎，只是隱約地表達了不遭刑戮便是福的心情。很明顯，莫氏回鄉時內心裡充滿了忐忑不安，而沈家姻親大肆鋪張地款待在京師任高官的貴戚，肯定是不了解步步迫近的危機。然而，莫旦記載下的這年莫禮在沈家受到盛情款待的情形，卻正好同《沈伯熙墓志銘》相印證，沈家雖然在洪武十九年吃了點苦頭，但還沒有遭到甚至沒有料到來自皇權的毀滅性打擊。明初翰林學士劉三吾洪武二十四年為沈漢傑作的墓志銘內仍讚揚沈家富而好禮，得到老天爺的善報。這些都完全可以證明不僅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沒充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著。
沈萬三積累了一定資財後，從事貿易，才一躍而成為巨富的。元朝時海運發達，外貿暢通，來中國貿易的外國人不少。另一方面，江南經濟發達，在宋元之際未受到什麼破壞，到元朝後期已為全國之冠。蘇州和杭嘉湖地區歷來是聞名全國的“糧倉”，素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沈萬三擁有田產數千頃，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為商品出售。而當時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內所需食糧，主要靠南方供給，沈萬三一定也是“售糧大戶”。由此，沈萬三積累了大量資本。富起來的沈萬三轉而“通番”，將當地產的紡織品、瓷器等輸往亞非各國，而回船進口大量的珍寶、香料和藥材，一去一回從中賺取巨額差價。憑藉這些有利條件，加上外貿能獲得豐厚的利潤，沈萬三迅速致富並不奇怪。孔邇在《雲焦館紀談》中寫道，沈萬三成為海商，來往於徽州、池州(今貴池)、太平府(今當塗)、常州之間，輾轉貿易，獲金數百萬，所以顯富。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先生也說：“蘇州沈萬三之所以發財，是由於作海外貿易。”這也可以與《吳江縣誌》相印證，“沈萬三有宅在吳江二十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明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教授潘群認為，沈萬三的財富積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財富起於“農”，而繁於“商”，是一個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
既然沈萬三在元朝末年已經去世，他本人當然不可能遭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打擊。噩運降臨在沈萬三的後裔身上，是在洪武二十六年藍玉“謀反案”發生以後。此前，沈家也曾牽連了一些禍事，洪武十九年沈萬三子沈旺的兩個兒子沈至、沈莊曾經一度下獄，不久釋放。大約在同年，沈萬三的女婿，任蘇州府吳江縣糧長的陸仲和卻在劫難逃，被扣上“胡黨”的罪名滿門抄斬。從總體來看，“藍黨”案發以前作為江南首富的沈家還沒有受到皇權和官府的沉重打擊，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沒充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著。這可以從下列事實證明。
一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根據朝廷命令，蘇州府薦舉人才到京師做官，沈貴的孫子沈玠授戶部員外郎，沈富的姻親莫禮亦任戶部員外郎，王公達任主事，張瑾、楊德彝任工部員外郎，徐衍任主事，龔達可任兵部員外郎，潘賢任主事，金伯中任禮部員外郎，李鼎任主事。這十人同一天辭受俸祿，洪武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華蓋殿早朝時，沈玠等奏：“臣等田地家財都是皇上保全的，現在又蒙賜俸，實在難以消受，請求辭去。”聖旨道：如果要辭，就從你。繼而有旨：願受者聽。沈玠辭說：“臣玠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屢蒙恩宥，保有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居尊官，榮逮父祖，敢更受祿哉!”叩謝至再。由此可見，這時沈家仍受到朱元璋的“保全”，富饒如故。
洪武青花纏枝紋玉壺春瓶另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已升任戶部左侍郎的莫禮請假回鄉省親，曾到周莊沈家拜訪。當時沈家所用器皿皆金銀，以刻絲作鋪筵，擺了紫定器十二桌，每桌設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用來放置筷子，以免筷子弄髒了刻絲。行酒用白瑪瑙盤，有斑紋及紫葡萄一枝，五猿搶采，稱作五猿爭果，都是至寶。入贅的女婿顧學文擺了宣和定器十二桌，每湯一套則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寶杯。連兩家僮僕都穿的是綾羅綢緞，其他珍異佳肴就不用說了。莫禮感嘆：“嗚呼，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釵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
莫禮返鄉探親的洪武二十三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黨”的高潮，三月，潭王朱梓因岳父於琥陷入黨禍，竟和王妃于氏嚇得自焚而死。閏四月，功比蕭何的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下獄，不久同一批功臣被處死，全家籍沒。莫禮正是在這樣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政治環境下請假回鄉作短期逗留的。他寫下《歸吳江省親》詩說：“不才竊祿意拳拳，暫得承恩下日邊。報國慚無經濟策，思親正是別離年。千金難買身長健，五福無如壽最先。一笑歸來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團圓。”用詞謹慎，只是隱約地表達了不遭刑戮便是福的心情。很明顯，莫氏回鄉時內心裡充滿了忐忑不安，而沈家姻親大肆鋪張地款待在京師任高官的貴戚，肯定是不了解步步迫近的危機。然而，莫旦記載下的這年莫禮在沈家受到盛情款待的情形，卻正好同《沈伯熙墓志銘》相印證，沈家雖然在洪武十九年吃了點苦頭，但還沒有遭到甚至沒有料到來自皇權的毀滅性打擊。明初翰林學士劉三吾洪武二十四年為沈漢傑作的墓志銘內仍讚揚沈家富而好禮，得到老天爺的善報。這些都完全可以證明不僅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沒充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