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頁
“你說得很對。對於警方在對現場物證的收集、提取、固定、分析上的疏忽和過失我後來給州公安處長孫平寫過一封信，那封信我還提出了我認為本案真兇的條件和我推測的符合條件的人，也就是誰是真兇的意見。但十分可惜，這封信仍然是石沉大海。”
“劉老師，您真的知道誰是兇手了嗎？有意思，快說來聽聽。”文小華有點急不可耐。
劉宏超看看表說：“現在時間不早了，我們先去吃飯。哦，還有，你住下了嗎？”
“好吧，我聽劉老師的。至於住嗎，您不用擔心，省委有人接待我們。我忘了告訴您，我們還有一位同志，也是一位女同志，因為她的父母就在省城，她就回家去住了。我已經由省委安排好了。”文小華一邊隨劉宏超往外走一邊說。
劉宏超與文小華那天晚上吃火鍋吃了很久。席間劉宏超詳細地向文小華介紹了這幾年多吉一案的進展情況，包括劉宏超見了現場照片以後給二審法官陳世隆寫的補充辯護意見，給各部門反映此案而沒有得到任何回音的情況，登巴告訴的被害人頭前的那一團紙巾的情況，登巴調查的被害人‘做生意’的情況，以及終審下來後登巴及當地老百姓的反映等情況。
文小華也向劉宏超介紹了她這幾年的學習、生活等情況。他們談得是這樣的融洽，意見是這樣的一致，他們談人生，談事業，談愛情，無話不談，儼然一對忘年交。
劉宏超見火鍋店的食客漸漸稀少後壓低了聲音對文小華說：“小華啊，你不是問那個案子的真兇是誰嗎？我現在就告訴你，但是我沒有任何證據，我只是假設，是建立在已知事實基礎上的假設。我本來想把這個假設提供給警方，算是一種破案的思路、線索，多一種思路總不是壞事吧？警方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進行一些外圍調查啊，何況也並不能說完全沒有證據吧。但沒有新證據誰會理你呢？何況這是已經結了的案子，特別是他們自己搞錯了的案子，誰願意否定自己呢？”劉宏超隨後把他對多吉一案真兇應具備的幾個條件，誰具備這幾個條件和他推測的這個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詳細告訴了文小華。
文小華靜靜的聽著，不時點點頭。劉宏超講完了他的分析後，兩人都長久地默默不做聲。
過了好一會兒，文小華說：“真可怕，人啦，為了利益不惜以身拭法，鋌而走險，巧取豪奪，去搶劫，去殺人。不過，我基本同意您的分析意見，這確實是一個大膽的假設，但卻又是符合邏輯的。現在就是苦於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證實您的假設。您說得對，警方完全應該按著這個線索，這個思路去調查，看能不能排除他們作案的可能。您說得對，一切行為都是受意志控制的，除非這個行為人本身是精神病。多吉這個案子很清楚，被害人不是精神病，他的行為一定是有某種目的的。你對捲簾門的分析也很有道理，當時你問拉姆和多吉的情景我現在都還歷歷在目，只是後來我並沒有往那方面去多想。劉老師。這又是一個細節決定全案的例子啊！”
“我也是在很久以後才想到了這個細節，有了這個細節一切才講得通。如果你後來一直接觸這個案子的話，我相信你也是一定會發現的。”
劉宏超示意服務員摻茶。
文小華想了一想又問：“為什麼多吉沒有告訴你那個紙巾的事呢？”
“關於這一點我也不太明白，我想可能是我們會面的次數和時間太少，而多吉處於那種情況下頭腦不太清楚，或者他認為不太重要即使後來想起了也沒有機會告訴我吧。畢竟他不是專業的偵查員，而他們那個地方的警察在對付明火執仗的兇犯還行，對付這類案子就缺少經驗了，更何況他們當時已經先入為主了，思維已成定式了嘛。”劉宏超也不太肯定地說。
文小華想了想說：“我認為關於紙巾除了您說的那種可能性外還存在兩種可能性。”
劉宏超感興趣地忙問：“說來聽聽。”
“第一，紙巾是那兩位小姐扔的。如果她們在多吉去報案後離開招待所的，她們一定會在昏暗的燈光下看見平台上躺著一個人，她們有可能去搜他的身，發點順手財，當接近時看見那人滿臉是血，嚇得扔下紙巾跑掉；第二，也有可能是多吉報案後另有路人看見被害人後，走近去想看個究竟後扔下的。”
“我並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只是你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你想想，如果是那兩位小姐扔的，她們一般來說是不應該知道那道捲簾門鎖是壞的，可以不通過管理者，也就是多吉，自己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離開招待所，她們要走的話一定是要等到開門後才離開，她們也不會主動去叫多吉給她們開門，因為她們畢竟是干那種事的呀!除非她們的生意是多吉介紹的。那個時候她們怎麼知道門已經打開了呢？還有，就算是她們知道門已經打開了，可以走了，但當見到平台上躺著的人，特別是男人，她們也只有搜身摸東西的興趣而決無想仔細看看這個男人模樣的興趣，再說，在搜身時也沒有必要手上還拿著紙巾呀，拿紙巾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要擦去污漬看清楚地上的人是誰，你想想，如果是她們拿紙巾出來，那麼她們即使沒有看的那麼清楚是血，但至少應該知道那是污物啊，作為女人，她們會嗎？他們會這樣關心他是誰嗎？如果是要搜身的話，請注意，被害人脖子上有一條金項鍊，手上有一枚金戒指，都沒有動。至於路人也是同樣的道理。誰會想到要拿紙巾出來擦那人臉上的‘污物’呢？誰會關心他是誰呢？當然，你說的那種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只是可能性極小。”
“劉老師，您真的知道誰是兇手了嗎？有意思，快說來聽聽。”文小華有點急不可耐。
劉宏超看看表說：“現在時間不早了，我們先去吃飯。哦，還有，你住下了嗎？”
“好吧，我聽劉老師的。至於住嗎，您不用擔心，省委有人接待我們。我忘了告訴您，我們還有一位同志，也是一位女同志，因為她的父母就在省城，她就回家去住了。我已經由省委安排好了。”文小華一邊隨劉宏超往外走一邊說。
劉宏超與文小華那天晚上吃火鍋吃了很久。席間劉宏超詳細地向文小華介紹了這幾年多吉一案的進展情況，包括劉宏超見了現場照片以後給二審法官陳世隆寫的補充辯護意見，給各部門反映此案而沒有得到任何回音的情況，登巴告訴的被害人頭前的那一團紙巾的情況，登巴調查的被害人‘做生意’的情況，以及終審下來後登巴及當地老百姓的反映等情況。
文小華也向劉宏超介紹了她這幾年的學習、生活等情況。他們談得是這樣的融洽，意見是這樣的一致，他們談人生，談事業，談愛情，無話不談，儼然一對忘年交。
劉宏超見火鍋店的食客漸漸稀少後壓低了聲音對文小華說：“小華啊，你不是問那個案子的真兇是誰嗎？我現在就告訴你，但是我沒有任何證據，我只是假設，是建立在已知事實基礎上的假設。我本來想把這個假設提供給警方，算是一種破案的思路、線索，多一種思路總不是壞事吧？警方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進行一些外圍調查啊，何況也並不能說完全沒有證據吧。但沒有新證據誰會理你呢？何況這是已經結了的案子，特別是他們自己搞錯了的案子，誰願意否定自己呢？”劉宏超隨後把他對多吉一案真兇應具備的幾個條件，誰具備這幾個條件和他推測的這個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詳細告訴了文小華。
文小華靜靜的聽著，不時點點頭。劉宏超講完了他的分析後，兩人都長久地默默不做聲。
過了好一會兒，文小華說：“真可怕，人啦，為了利益不惜以身拭法，鋌而走險，巧取豪奪，去搶劫，去殺人。不過，我基本同意您的分析意見，這確實是一個大膽的假設，但卻又是符合邏輯的。現在就是苦於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證實您的假設。您說得對，警方完全應該按著這個線索，這個思路去調查，看能不能排除他們作案的可能。您說得對，一切行為都是受意志控制的，除非這個行為人本身是精神病。多吉這個案子很清楚，被害人不是精神病，他的行為一定是有某種目的的。你對捲簾門的分析也很有道理，當時你問拉姆和多吉的情景我現在都還歷歷在目，只是後來我並沒有往那方面去多想。劉老師。這又是一個細節決定全案的例子啊！”
“我也是在很久以後才想到了這個細節，有了這個細節一切才講得通。如果你後來一直接觸這個案子的話，我相信你也是一定會發現的。”
劉宏超示意服務員摻茶。
文小華想了一想又問：“為什麼多吉沒有告訴你那個紙巾的事呢？”
“關於這一點我也不太明白，我想可能是我們會面的次數和時間太少，而多吉處於那種情況下頭腦不太清楚，或者他認為不太重要即使後來想起了也沒有機會告訴我吧。畢竟他不是專業的偵查員，而他們那個地方的警察在對付明火執仗的兇犯還行，對付這類案子就缺少經驗了，更何況他們當時已經先入為主了，思維已成定式了嘛。”劉宏超也不太肯定地說。
文小華想了想說：“我認為關於紙巾除了您說的那種可能性外還存在兩種可能性。”
劉宏超感興趣地忙問：“說來聽聽。”
“第一，紙巾是那兩位小姐扔的。如果她們在多吉去報案後離開招待所的，她們一定會在昏暗的燈光下看見平台上躺著一個人，她們有可能去搜他的身，發點順手財，當接近時看見那人滿臉是血，嚇得扔下紙巾跑掉；第二，也有可能是多吉報案後另有路人看見被害人後，走近去想看個究竟後扔下的。”
“我並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只是你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你想想，如果是那兩位小姐扔的，她們一般來說是不應該知道那道捲簾門鎖是壞的，可以不通過管理者，也就是多吉，自己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離開招待所，她們要走的話一定是要等到開門後才離開，她們也不會主動去叫多吉給她們開門，因為她們畢竟是干那種事的呀!除非她們的生意是多吉介紹的。那個時候她們怎麼知道門已經打開了呢？還有，就算是她們知道門已經打開了，可以走了，但當見到平台上躺著的人，特別是男人，她們也只有搜身摸東西的興趣而決無想仔細看看這個男人模樣的興趣，再說，在搜身時也沒有必要手上還拿著紙巾呀，拿紙巾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要擦去污漬看清楚地上的人是誰，你想想，如果是她們拿紙巾出來，那麼她們即使沒有看的那麼清楚是血，但至少應該知道那是污物啊，作為女人，她們會嗎？他們會這樣關心他是誰嗎？如果是要搜身的話，請注意，被害人脖子上有一條金項鍊，手上有一枚金戒指，都沒有動。至於路人也是同樣的道理。誰會想到要拿紙巾出來擦那人臉上的‘污物’呢？誰會關心他是誰呢？當然，你說的那種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只是可能性極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