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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攝製組的確得了保定的大方便。保定地委書記曾親自陪導演去滿城山里選景，選定了，全組人馬便一頭扎在縣政府招待所。縣委書記和縣長几次三番來關照攝製組，招待所所長則用保定話告訴我：「我要讓同志們花最少的錢，吃最好的飯，燒洗澡水的鍋爐也升火了。」在保定街上，為了影片中一條「反標」出現的誤會，我把電話打到市長家裡，連市長也出面過問這種瑣事。後來攝製組的汽車沒了油，也會靠市委宣傳部派人打通關節，那車才又開起來，保定警察也出動了，汗流浹背維持拍攝現場秩序；至於保定城裡的百姓和保定山裡的百姓，則更是重義輕利，儘管時有小的摩擦和不快。
那麼，他們委實應該來保定作答謝。
那個晚上，我繼繼續續地看了電影。散場時只聽一位觀眾說，女主角生是讓苦日子給折騰傻了，放著那麼好的人不愛，這編電影的真是吃飽了撐的。
我繼續等待攝製組的答謝，電影畢竟還沒在頭輪影院正式上映。一旦上映之後再來答謝，不就成了那句俗話說的嘛：正月十五貼門神。
等待之中我又去另一家二輪影院看了一場我的電影。這一場人很滿，觀眾的反應之強烈卻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第一次看見了銀幕上的故事和銀幕上那些人，也第一次注意到，觀眾早已用他們的情緒和反應答謝了這電影。觀眾使我相信，一部電影無論有著怎樣的缺點和遺憾，只要它表現了人類的心靈能夠共同感受到的東西，即使你只講述了一條村路，這路也終將為觀眾接受。我認真地盯著銀幕，感謝攝影師把保定鮮為人知的魅力呈現給保定人———那山的渾樸，那水的嫵媚；感謝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羚用樸素、忘我的演技把自己活活變成了一個保定人，她溝通了這平凡的故事和觀眾的心。
好故事不一定是平凡的，但平凡里的確有著好故事。應該相信觀念，應該相信時間，也應該相信作者不是吃飽了撐的。
我繼續等待攝製組的答謝，並盼保定的大影院千萬將正式上映推遲些。然而《保定市報》上關於這電影的GG已全面展開。
面對這一片GG，我想起四年前我的另一部電影《紅衣少女》在保定拍攝的情景。那一次保定人也給了《紅衣少女》極大的熱情。影片中需要一家點心店，稻香村食品店不僅輕而易舉就承擔了這種平白無故的麻煩，不僅停業兩天「獻」出店鋪，經理還慷慨地說：「我們不要場地費，還要請演員吃點心。」如今在這大講經濟效益的時代聽這類似乎神話的允諾，倒顯得荒唐了。現在我們不是常常聽說攝製組與某些部門因支付場地租金而爭執得一塌糊塗嗎？後來《紅衣少女》在全國上映之前，攝製組帶著拷貝從成都首先趕到保定答謝來了。那次答謝盛況空前，連「謝」了好幾場。保定人要求不高，保定人很高興。
然而我卻不在被「謝」之列。答謝者帶著拷貝走了，我才知道曾經有過答謝之舉。朋友們替我忿忿然，說：這叫什麼事，怎麼不給你一張票？起初我也忿忿然，轉而一想就又覺出這忿忿然的多餘了：謝我哪一點呢？雖然故事是我的，人物是我的，可我又不是稻香村食品店。
如今這部新電影已在保定放映過，我卻總願意做一種幻想，幻想《村路帶我回家》攝製組就像當年《紅衣少女》攝製組那樣，已經攜了拷貝答謝了保定，只是我未從攝製組得到一張電影票罷了。忘記了我有多好，只要不忘這座城市。
然而，各方面的跡象證明：他們沒來。每每看見保定報紙上重新排出的新片GG，我心裡便生出一種對這城市的歉疚，一種不期而至的惆悵。
我不知答謝這個詞是否曾經出現在某種法定性極強的協議書合同書保證書里，也許它本是一個靠情感維繫的字眼。靠了人與人之間畢竟存在的那麼一點良知與懇切，人們有時會想起答謝。
保定依舊是從前的保定，保定人好臉面，重義氣。一座城市不會因缺了一家電影廠的答謝就變臉就陰陽怪氣。您不來答謝畢竟不能說您犯了錯誤：雙方並沒有定下答謝的合同。
可是，地委書記何以要陪你們進山呢？市長何以要連條標語都照顧到呢？那維持秩序的警察何以要替你們汗流浹背呢？縣招待所所長為什麼不乘機跟你們大講特講經濟效益——能接待偌大個攝製組的在縣滿城可只此一家。至於市委宣傳部，那更不是一個專供電影廠汽油的機關。
一切原是靠了那尚未泯滅的人情吧。
我曾經想勸觀眾別去看《村路帶我回家》，即使只賣出一個拷貝又與我何干？我早就拿了屬於我的那份稿酬。但這樣做未免顯得小氣。於是我還要藉此作一個小小的GG：請看彩色寬銀幕故事片《村路帶我回家》吧，票價五角，比買一串糖葫蘆還便宜。
因為這電影裡確有保定的魅力。
歲末我期待著，已模糊我期待的所在。 早春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羅丹作品要來中國了，他的《思想者》，他的《地獄之門》，他的《青銅時代》，他的《加萊義民》，他的《吻》……這些作品將先後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羅丹的國家法國，在巴黎瓦雷諾大街的羅丹博物館，當座落在庭院內的《思想者》被一輛藍色大吊車長長的吊臂輕輕吊離基座裝進木箱時，數百名法國藝術名人默默注視著他，無數的攝像機和照相機鏡頭一齊對準了他的緩緩升起。他們為他送行，他們都知道，這座巨大的銅像斑駁的雕塑自一九7六年安放在這裡以來，從未離開過故鄉。現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遠足。他初次遠足選定的目標便是東方的中國。
把法國最偉大的青銅作品介紹到具有偉大的青銅文明的古老中國，也許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了。這又仿佛是羅丹生前的一樁心愿，因為神秘的東方藝術也曾經給過他強烈的震撼。
於是我便乘火車去北京看羅丹。
小時候我就看過羅丹，當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兩件作品給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寬大睡袍，顯出任意散漫著的巴爾扎克；一件是筋肉鬆弛的****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經很不明白為什麼羅丹要將兩位大作家弄成這樣。在孩子的眼中，他對他們二位顯得太隨意了。成人之後才發覺羅丹是多麼坦率的對待了他這兩位法國朋友，而他這兩位朋友又是多麼坦率地要求羅丹把他們弄成這樣。有本書中曾經提到，巴爾扎克認為羅丹只有把他弄成這模樣，他才是真正的巴爾扎克。於是至今每當人們提及巴爾扎克和雨果時，我眼前掠過的首先不是他們的著作，而是羅丹手下的那個「他們」。我想這便是他們作為藝術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識與見地吧，是這種卓識和見地掠奪了觀眾的記憶。羅丹具備這種掠奪觀眾記憶的力量，他掠奪了我的記憶，他在我心中就日漸偉大起來；他占有了我的記憶，我的記憶里便永遠有了羅丹。
春風和煦，陽光明媚，我在中國美術館門前安靜地排著隊等待購買門票。長長的隊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順和與規矩，似乎來看羅丹的人們是有約在先的，人們在一瞬間變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後我首先看見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術館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著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頂。他坐在岸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著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顎，咬肌緊張地正陷入著沉思。這本是一個眾人熟知的形象，這個幾乎有點程式化了的姿式乍一看去，甚至沒能喚起我的新奇之感。而當我繞到他的背後時才真地激動起來，我驚訝於羅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傾注的良苦用心：原來在這面寬厚、雄健的脊背上，組織明確的肌肉群如洶湧的波濤正有節律地涌動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羅丹在創作之初何以能擺脫詩人但丁原型的束縛，把身著裙裝、面龐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換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這位肌肉發達、強壯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許溶入了藝術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從雄健的身體裡發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體才有產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羅丹不忽略思想者的頭顱，但他更傾心於支撐這頭顱的軀幹。於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現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於是我在他的被觀眾冷淡著的脊背上初次發現了一個完整的思想者，在這面脊背上，他那緊張而痙攣著的每一個細胞都使我生出的一種全新的幸福感。我很為這一瞬間，這個我獨自占有的瞬間而滿足。繼而又想到，面對一件偉大的作品，人們都在人云亦云時，議論的或許都是它那被觀眾（或讀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對於它的背面卻每每會粗心地忽略過去，儘管作者曾經苦心用盡地去經營它的背面。如今一個完整的《思想者》終於給了我能夠思想的力量。
能夠思想著是美麗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運的吧？
我感覺到了幸運，這幸運來自一個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覺到了幸運，還在於在《思想者》面前我與我的兩位同行不期而遇。他們是山西作家蔣韻和李銳夫婦，他們說，他們也是專門乘火車趕來北京看羅丹的。雖然山西、河北兩省相鄰，我們卻已有幾年不見。
我們驚喜地互相注視著，眼前掠過著陌生的觀眾，身後有「青銅時代」、「加萊義民」和克洛代爾美麗的軀幹。羅丹包圍了我們，令我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本是共同赴了羅丹之約而來，只有羅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們從各自的城市聚到這裡。
我們驚喜地互相注視著，不提羅丹，也不提他為我們創造出一切神奇。我們甚至沒說什麼話，我好像害怕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羅丹面前我們無需語言，我們都已明了思想著才是美麗的。
人生的奢侈卻原來是極為有限的，《思想者》們能夠遠涉重洋落坐於古老的北京已經不易，我能夠親眼目睹這些人類的奇蹟，我還能夠在這奇蹟面前與久違了的外省友人相遇，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緊的不在於這奢侈轉瞬即逝，要緊地在於你真的奢侈過，即使羅丹已回故鄉，即使友人也離你而去。
入冬時節，蔣韻從山西打來電話又說起羅丹，她告訴我說，我們去看羅丹那天是三月十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們各自的心裡，都深深地感謝著羅丹。是羅丹約會了我們，是共赴羅丹之約，使我們得以收穫悠遠而長久的思想的時光。 上世紀６０年代後期，因為時局的不穩定，也因為父母離家隨單位去做集體性的勞動改造，我作為一個無學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親戚家。革命正在興起，存有舊書、舊畫報的人家為了安全，儘可能將這些東西燒毀或者賣掉。我的親戚也狠賣了一些舊書，只在某些照顧不到的地方遺漏下零星的幾冊，比如床fèng之間，或角落裡的一張桌子腿兒底下……我的身高和靈活程度很適合同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發現了丟落在這些旮旯里的舊書，計有《克雷洛夫寓言》、《靜靜的頓河》電影連環畫等等，還有一本書脊破爛、作者不詳、沒頭沒尾的厚書，在當時的我看來應屬於長篇小說吧。我胡亂翻起這本「破書」，不想卻被其中的一段敘述所吸引。也沒有什麼特別，那只是對一個農村姑娘出場的描寫。那姑娘名叫雙眉，作者寫她「哧哧的笑聲」，寫她抱著一個小孩用青秫秸打棗，細長身子，梳理得烏黑明亮的頭髮披在肩上，紅線白線紫線合織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條短褲，光腳穿著薄薄的新做的紅鞋。她仰頭望著樹尖，臉在太陽地里是那麼白，眼睛是那麼流動……細看，她臉上搽著粉，兩道眉毛那麼彎彎的，左邊的一道卻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禿禿地斷了……以我當時的年齡，還看不懂這小說的時代背景是土改時期，不知道這雙眉因為相貌出眾，因為愛說愛笑，常遭村人的議論。吸引我的是被描繪成這樣的一個姑娘本身。特別是她的流動的眼和突然斷掉一半的彎眉，留給我既曖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覺這類描寫與我周圍發生的那場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為不一致，對我更有一種「鬼祟」的美的誘惑。那年我大約１１歲。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本「破書」的作者是孫犁先生，雙眉是他的中篇小說《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那麼，他們委實應該來保定作答謝。
那個晚上，我繼繼續續地看了電影。散場時只聽一位觀眾說，女主角生是讓苦日子給折騰傻了，放著那麼好的人不愛，這編電影的真是吃飽了撐的。
我繼續等待攝製組的答謝，電影畢竟還沒在頭輪影院正式上映。一旦上映之後再來答謝，不就成了那句俗話說的嘛：正月十五貼門神。
等待之中我又去另一家二輪影院看了一場我的電影。這一場人很滿，觀眾的反應之強烈卻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第一次看見了銀幕上的故事和銀幕上那些人，也第一次注意到，觀眾早已用他們的情緒和反應答謝了這電影。觀眾使我相信，一部電影無論有著怎樣的缺點和遺憾，只要它表現了人類的心靈能夠共同感受到的東西，即使你只講述了一條村路，這路也終將為觀眾接受。我認真地盯著銀幕，感謝攝影師把保定鮮為人知的魅力呈現給保定人———那山的渾樸，那水的嫵媚；感謝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羚用樸素、忘我的演技把自己活活變成了一個保定人，她溝通了這平凡的故事和觀眾的心。
好故事不一定是平凡的，但平凡里的確有著好故事。應該相信觀念，應該相信時間，也應該相信作者不是吃飽了撐的。
我繼續等待攝製組的答謝，並盼保定的大影院千萬將正式上映推遲些。然而《保定市報》上關於這電影的GG已全面展開。
面對這一片GG，我想起四年前我的另一部電影《紅衣少女》在保定拍攝的情景。那一次保定人也給了《紅衣少女》極大的熱情。影片中需要一家點心店，稻香村食品店不僅輕而易舉就承擔了這種平白無故的麻煩，不僅停業兩天「獻」出店鋪，經理還慷慨地說：「我們不要場地費，還要請演員吃點心。」如今在這大講經濟效益的時代聽這類似乎神話的允諾，倒顯得荒唐了。現在我們不是常常聽說攝製組與某些部門因支付場地租金而爭執得一塌糊塗嗎？後來《紅衣少女》在全國上映之前，攝製組帶著拷貝從成都首先趕到保定答謝來了。那次答謝盛況空前，連「謝」了好幾場。保定人要求不高，保定人很高興。
然而我卻不在被「謝」之列。答謝者帶著拷貝走了，我才知道曾經有過答謝之舉。朋友們替我忿忿然，說：這叫什麼事，怎麼不給你一張票？起初我也忿忿然，轉而一想就又覺出這忿忿然的多餘了：謝我哪一點呢？雖然故事是我的，人物是我的，可我又不是稻香村食品店。
如今這部新電影已在保定放映過，我卻總願意做一種幻想，幻想《村路帶我回家》攝製組就像當年《紅衣少女》攝製組那樣，已經攜了拷貝答謝了保定，只是我未從攝製組得到一張電影票罷了。忘記了我有多好，只要不忘這座城市。
然而，各方面的跡象證明：他們沒來。每每看見保定報紙上重新排出的新片GG，我心裡便生出一種對這城市的歉疚，一種不期而至的惆悵。
我不知答謝這個詞是否曾經出現在某種法定性極強的協議書合同書保證書里，也許它本是一個靠情感維繫的字眼。靠了人與人之間畢竟存在的那麼一點良知與懇切，人們有時會想起答謝。
保定依舊是從前的保定，保定人好臉面，重義氣。一座城市不會因缺了一家電影廠的答謝就變臉就陰陽怪氣。您不來答謝畢竟不能說您犯了錯誤：雙方並沒有定下答謝的合同。
可是，地委書記何以要陪你們進山呢？市長何以要連條標語都照顧到呢？那維持秩序的警察何以要替你們汗流浹背呢？縣招待所所長為什麼不乘機跟你們大講特講經濟效益——能接待偌大個攝製組的在縣滿城可只此一家。至於市委宣傳部，那更不是一個專供電影廠汽油的機關。
一切原是靠了那尚未泯滅的人情吧。
我曾經想勸觀眾別去看《村路帶我回家》，即使只賣出一個拷貝又與我何干？我早就拿了屬於我的那份稿酬。但這樣做未免顯得小氣。於是我還要藉此作一個小小的GG：請看彩色寬銀幕故事片《村路帶我回家》吧，票價五角，比買一串糖葫蘆還便宜。
因為這電影裡確有保定的魅力。
歲末我期待著，已模糊我期待的所在。 早春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羅丹作品要來中國了，他的《思想者》，他的《地獄之門》，他的《青銅時代》，他的《加萊義民》，他的《吻》……這些作品將先後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羅丹的國家法國，在巴黎瓦雷諾大街的羅丹博物館，當座落在庭院內的《思想者》被一輛藍色大吊車長長的吊臂輕輕吊離基座裝進木箱時，數百名法國藝術名人默默注視著他，無數的攝像機和照相機鏡頭一齊對準了他的緩緩升起。他們為他送行，他們都知道，這座巨大的銅像斑駁的雕塑自一九7六年安放在這裡以來，從未離開過故鄉。現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遠足。他初次遠足選定的目標便是東方的中國。
把法國最偉大的青銅作品介紹到具有偉大的青銅文明的古老中國，也許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了。這又仿佛是羅丹生前的一樁心愿，因為神秘的東方藝術也曾經給過他強烈的震撼。
於是我便乘火車去北京看羅丹。
小時候我就看過羅丹，當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兩件作品給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寬大睡袍，顯出任意散漫著的巴爾扎克；一件是筋肉鬆弛的****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經很不明白為什麼羅丹要將兩位大作家弄成這樣。在孩子的眼中，他對他們二位顯得太隨意了。成人之後才發覺羅丹是多麼坦率的對待了他這兩位法國朋友，而他這兩位朋友又是多麼坦率地要求羅丹把他們弄成這樣。有本書中曾經提到，巴爾扎克認為羅丹只有把他弄成這模樣，他才是真正的巴爾扎克。於是至今每當人們提及巴爾扎克和雨果時，我眼前掠過的首先不是他們的著作，而是羅丹手下的那個「他們」。我想這便是他們作為藝術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識與見地吧，是這種卓識和見地掠奪了觀眾的記憶。羅丹具備這種掠奪觀眾記憶的力量，他掠奪了我的記憶，他在我心中就日漸偉大起來；他占有了我的記憶，我的記憶里便永遠有了羅丹。
春風和煦，陽光明媚，我在中國美術館門前安靜地排著隊等待購買門票。長長的隊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順和與規矩，似乎來看羅丹的人們是有約在先的，人們在一瞬間變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後我首先看見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術館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著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頂。他坐在岸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著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顎，咬肌緊張地正陷入著沉思。這本是一個眾人熟知的形象，這個幾乎有點程式化了的姿式乍一看去，甚至沒能喚起我的新奇之感。而當我繞到他的背後時才真地激動起來，我驚訝於羅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傾注的良苦用心：原來在這面寬厚、雄健的脊背上，組織明確的肌肉群如洶湧的波濤正有節律地涌動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羅丹在創作之初何以能擺脫詩人但丁原型的束縛，把身著裙裝、面龐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換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這位肌肉發達、強壯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許溶入了藝術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從雄健的身體裡發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體才有產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羅丹不忽略思想者的頭顱，但他更傾心於支撐這頭顱的軀幹。於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現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於是我在他的被觀眾冷淡著的脊背上初次發現了一個完整的思想者，在這面脊背上，他那緊張而痙攣著的每一個細胞都使我生出的一種全新的幸福感。我很為這一瞬間，這個我獨自占有的瞬間而滿足。繼而又想到，面對一件偉大的作品，人們都在人云亦云時，議論的或許都是它那被觀眾（或讀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對於它的背面卻每每會粗心地忽略過去，儘管作者曾經苦心用盡地去經營它的背面。如今一個完整的《思想者》終於給了我能夠思想的力量。
能夠思想著是美麗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運的吧？
我感覺到了幸運，這幸運來自一個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覺到了幸運，還在於在《思想者》面前我與我的兩位同行不期而遇。他們是山西作家蔣韻和李銳夫婦，他們說，他們也是專門乘火車趕來北京看羅丹的。雖然山西、河北兩省相鄰，我們卻已有幾年不見。
我們驚喜地互相注視著，眼前掠過著陌生的觀眾，身後有「青銅時代」、「加萊義民」和克洛代爾美麗的軀幹。羅丹包圍了我們，令我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本是共同赴了羅丹之約而來，只有羅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們從各自的城市聚到這裡。
我們驚喜地互相注視著，不提羅丹，也不提他為我們創造出一切神奇。我們甚至沒說什麼話，我好像害怕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羅丹面前我們無需語言，我們都已明了思想著才是美麗的。
人生的奢侈卻原來是極為有限的，《思想者》們能夠遠涉重洋落坐於古老的北京已經不易，我能夠親眼目睹這些人類的奇蹟，我還能夠在這奇蹟面前與久違了的外省友人相遇，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緊的不在於這奢侈轉瞬即逝，要緊地在於你真的奢侈過，即使羅丹已回故鄉，即使友人也離你而去。
入冬時節，蔣韻從山西打來電話又說起羅丹，她告訴我說，我們去看羅丹那天是三月十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們各自的心裡，都深深地感謝著羅丹。是羅丹約會了我們，是共赴羅丹之約，使我們得以收穫悠遠而長久的思想的時光。 上世紀６０年代後期，因為時局的不穩定，也因為父母離家隨單位去做集體性的勞動改造，我作為一個無學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親戚家。革命正在興起，存有舊書、舊畫報的人家為了安全，儘可能將這些東西燒毀或者賣掉。我的親戚也狠賣了一些舊書，只在某些照顧不到的地方遺漏下零星的幾冊，比如床fèng之間，或角落裡的一張桌子腿兒底下……我的身高和靈活程度很適合同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發現了丟落在這些旮旯里的舊書，計有《克雷洛夫寓言》、《靜靜的頓河》電影連環畫等等，還有一本書脊破爛、作者不詳、沒頭沒尾的厚書，在當時的我看來應屬於長篇小說吧。我胡亂翻起這本「破書」，不想卻被其中的一段敘述所吸引。也沒有什麼特別，那只是對一個農村姑娘出場的描寫。那姑娘名叫雙眉，作者寫她「哧哧的笑聲」，寫她抱著一個小孩用青秫秸打棗，細長身子，梳理得烏黑明亮的頭髮披在肩上，紅線白線紫線合織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條短褲，光腳穿著薄薄的新做的紅鞋。她仰頭望著樹尖，臉在太陽地里是那麼白，眼睛是那麼流動……細看，她臉上搽著粉，兩道眉毛那麼彎彎的，左邊的一道卻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禿禿地斷了……以我當時的年齡，還看不懂這小說的時代背景是土改時期，不知道這雙眉因為相貌出眾，因為愛說愛笑，常遭村人的議論。吸引我的是被描繪成這樣的一個姑娘本身。特別是她的流動的眼和突然斷掉一半的彎眉，留給我既曖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覺這類描寫與我周圍發生的那場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為不一致，對我更有一種「鬼祟」的美的誘惑。那年我大約１１歲。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本「破書」的作者是孫犁先生，雙眉是他的中篇小說《村歌》里的女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