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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與過多次評獎活動，我經歷過多次對於作品的各種評價，只有１９８３年這一次，只有《香雪》這一篇，曾出現如此的奇特現象。這難道不該引起我們對於文學發展的歷史思考嗎？這難道不足以表明《香雪》這一篇小說在文學史上具有其獨特的地位嗎？
２、小說應該如詩
孫犁讚賞《香雪》的中心詞，就是說它「從頭到尾都是詩」。詩與小說本是兩種不同的文體，詩被稱為抒情的文學，小說則被視為敘事的文學。為什麼說小說如詩便是好小說呢？好就好在敘事之中的抒情，達到了如詩一樣的美感效應。
事實上，也可以說，所有小說，都無不是抒情之作。文學，無論通過哪一種文體表達，全是思想與感情融會的結晶。我國古代文論家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指出：「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又如十九世紀俄國著名文論家別林斯基所說：「感情是詩人天性的主要動力之一，沒有感情，就沒有詩人，也就沒有了詩」。「每一篇藝術的作品，都應該是熱情的果實，都應該貫穿著熱情。如果沒有熱情，就不能理解是什麼使作家拿起筆來……」正是這樣，引起創作衝動的，往往是作家曾經一度體驗過的感情。他要運用語言形式所組成的形象體系傳達出來，以使讀者能夠獲得同樣的體驗，產生相近的感情，這便是文學的活動。若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創作，包括小說，都是抒情。 這裡要說的是我母親在乘公共汽車時的一些表現，但我首先須交待一下我母親的職業。
我母親退休前是一名聲樂教授。她對自己的職業是滿意的，甚至可以說熱愛。因此她一開始有點不知道怎樣面對退休。她喜歡和她的學生在一起；喜歡聽他（她）們那半生不熟的聲音是怎樣在她日復一日的訓練之中成熟、漂亮起來；喜歡那些經她培養考上國內最高音樂學府的學生假期里回來看望她；喜歡收到學生們的各種賀卡。當然，我母親有時候也喜歡對學生發脾氣。用我母親的話說，她發脾氣一般是由於他們練聲時和處理一首歌時的「不認真」、「笨」。不過在我看來，我母親對學生的發脾氣稍顯那麼點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見我母親在課堂上教學，有時候我能看見她在家中為學生上課。學生站著練唱，我母親坐在鋼琴前彈伴奏。當她對學生不滿意時就開始發脾氣，當她發脾氣時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鋼琴驟然間轟鳴起來，一下子就蓋過了學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從未被我母親的這種「脾氣」嚇著過，只越發覺得她在這時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個坐在鋼琴前隨意使性子的孩童。這又何必呢，我暗笑著想。今非昔比，現在的年輕人誰會真在意你的脾氣？但我觀察我母親的學生，他們還是懼怕他們這位徐老師（我母親姓徐）。他們知道這正是徐老師在傳授技藝時沒有保留沒有私心的一種忘我表現，他們服她。可是我母親退休了。
我記得退休之後的我母親曾經很鄭重地對我說過，讓我最好別告訴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說退休了有什麼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擠公共汽車了，你不是常說就怕擠車麼，又累又乏又耗時間。我母親沖我訕訕一笑，不否認她說過這話，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覺出她對於擠車的某種留戀。
我母親的工作和公共汽車關係密切，她一輩子乘公共汽車上下班。公共汽車聯接了她的聲樂事業，聯接了她和教室和學生之間的所有活動，她生命的很多時光是在公共汽車上度過的。當然，公共汽車也使她幾十年間飽受奔波之苦。在中國，我還沒有聽說過哪個城市乘公共汽車不用擠不用等不用趕。我們這座城市也一樣。我母親就在常年的盼車、趕車、等車的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車經驗。有時候我和我母親一道乘公共汽車，不管人多麼擁擠，她總是能比較靠前地登上車去。她上了車，一邊搶占座位（如果車上有座位的話）一邊告訴我，擠車時一定要溜邊兒，儘可能貼近車身，這樣你就能被堆在車門口的人們順利「擁」上車去。試想，對於一位年過六十歲的婦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行為呵。我的確親眼見過我母親擠車時的危險動作：遠遠看見車來了，她定會迎著車頭衝上去。這時車速雖慢但並無停下的意思，我母親便會讓過車頭，貼車身極近地隨車奔跑，當車終於停穩，她即能就近扒住車門一躍而上。她上去了，一邊催促著仍在車下笨手笨腳的我——她替我著急；一邊又有點居高臨下的優越和得意——對於她在上車這件事上的比我機靈。她這種情態讓我在一瞬間覺得，抱怨擠車和對自己能巧妙擠上車去的得意相比，我母親是更看重後者的。她這種心態也使我們母女乘公共汽車的時候總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親率領著上車。這種率領與被率領的關係使我母親在汽車上總是顯得比我忙亂而又主動。比方說，當她能夠幸運地同時占住兩個座位，而我又離她比較遠時，她總是不顧近處站立的顧客的白眼，堅定不移地叫著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說，當有一次我因高燒幾天不退乘公共汽車去醫院時，我母親在車上竟然還動員乘客給我讓座。但那次她的「動員」沒有奏效，坐著的乘客並沒有因我母親聲明我是個病人就給我讓座。不錯，我因發燒的確有點紅頭漲臉，但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紅光滿面。人們為什麼要給一個年輕力壯而又紅光滿面的人讓座呢？那時我站著，臉更紅了，心中惱火著我母親的「多事」，並由近而遠地回憶著我母親在汽車上下的種種表現。當車子漸空，已有許多空位可供我坐時，我仍賭氣似地站著，仿佛就因為我母親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對空座位顯出些不屑。
近幾年來，我們城市的公共運輸狀況逐漸得到了緩解，可我母親在乘公共汽車時仍是固執地使用她多年練就的上車法：即使車站只有我們兩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隨尚未停穩的車子跑上幾步，然後貼門而上。她製造的這種驚險每每令我頭暈，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這樣，萬一她被車掛倒了呢，萬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腳呢？我知道我這提醒的無用，因為下一次我母親照舊。每逢這時我便有意離我母親遠遠的，在汽車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遙望著我的母親，看她在找到一個座位之後是那麼的心滿意足。我母親也遙望著我，她張張嘴顯然又要提醒我眼觀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絕的表情又讓她生出些許膽怯。我遙望著我的母親，遙望她面對我時的「膽怯」，忽然覺得我母親練就的所有「驚險動作」其實和我的童年、少年時代都有關聯。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親就總是擁擠在各種各樣的隊伍里，盼望、等待、追趕……擁擠著別人也被別人擁擠：年節時買豬肉、雞蛋、粉條、豆腐的隊伍；憑票證買月餅、火柴、洗衣粉的隊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強粉的隊伍；火車票長途汽車票的隊伍……每一樣物品在那個年月都是極其珍貴的，每一支隊伍都可能因那珍貴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親這一代人就在這樣的隊伍里和這樣的等待里練就著常人不解的「本領」而且欲罷不能。
我漸漸開始理解我母親不再領受擠車之苦形成的那種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車擠上公共汽車其實早已是她聲樂教學事業的一部分。她看重這個把家和事業聯接在一起的環節，並且由此還樂意讓她的孩子領受她在車上給予的「庇護」。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項「專利」，就像在從前的歲月里，她曾為她的孩子她的家，無數次地排在長長的隊伍里，擁擠在嘈雜的人群里等待各種食品、日用品一樣。
不久之後，我母親同時受聘於兩所大學繼續教授聲樂。她顯得很興奮，因為她又可以和學生們在一起了，又可以敲著琴鍵對她的學生發脾氣了，她也可以繼續她的擠車運動了。我不想再指責我母親自造的這種驚險，我知道有句老話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可是，對於擠公共汽車的「愛好」，難道真能說是我母親的秉性麼？ 少年時，由於父母去遙遠的五七幹校勞動，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幾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處北京西城，胡同不長，有幾個死彎。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座北朝南的兩進院子，院落不算寬敞，院門的構造卻規矩齊全，大約屬屋宇式院門裡的中型如意門。門框上方雕著「福」「壽」的門簪，垂吊在門扇上用作敲門之用的黃銅門鈸，以及迎門的青磚影壁和大門兩側各占一邊的石頭「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門扇上還鐫刻著「總集福蔭，備致嘉祥」之類的對聯吧。只是當我作為寄居者走進這兩扇黑漆大門時，門上的對聯已換作了紅紙黑字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這樣的對聯，為當時的胡同增添著激盪的氣氛。而在從前，在我更小的時候來外婆家作客，胡同里是安祥的。那時所有的院門都關閉著，人們在自家的院子裡，在自家的樹下過著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裡就有四棵大樹，兩棵矮的是丁香，兩棵高的是棗樹。五月里，丁香會噴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靜的中午我常常聽見樹上沉實的棗子落在青磚地上濺起的噗噗聲。那時我便箭一般地竄出屋門，去尋找那些落地的大棗。
偶爾，有院門開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門買菜或者買菜回來。她們把用一小塊木紙包著的一小堆肉餡兒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塊報紙裹著的一小綹韭菜，於是胡同里就有了謙和熱情、羅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對話。說她們羅嗦，是因為那對話中總有無數個「您慢走」「您有功夫過來」「瞧您還惦記著」「您吶……」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裡有位旗人大媽，說話時禮兒就更多。說她們利落，是因為她們在對話中又很善於把句子簡化，比如：
「春生來雪裡蕻啦。」
「筆管兒有貓魚。」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筆管兒」是指挨著胡同西口的筆管胡同副食店。貓魚是商店專為養貓人家準備的小雜魚，一毛錢一堆，夠兩隻貓吃兩天。為了「春生」的雪裡蕻和「筆管兒」的貓魚，這一陣小小的歡騰不時為胡同增加著難以置信的快樂與祥和。她們心領神會著這簡約的詞彙再道些「您吶、您吶」，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筆管兒」。
當我成為外婆家長住的小客人之後，也曾無數次地去「春生」買雪裡蕻，去「筆管兒」買貓魚，剩下零錢還可以買果丹皮和棕子糖。我也學會了說「春生」和「筆管兒」，才覺得自己真正被這條胡同所接納。
後來，胡同更加激盪起來，這種羅嗦而利落的對話不見了。不久，又有規定讓各家院門必須敞開，說若不敞開院中必有陰謀，晚上只有規定時間門方可關上。外婆的黑漆大門衝著胡同也敞開了，使人覺得這院子終日在眾目睽睽之下。
２、小說應該如詩
孫犁讚賞《香雪》的中心詞，就是說它「從頭到尾都是詩」。詩與小說本是兩種不同的文體，詩被稱為抒情的文學，小說則被視為敘事的文學。為什麼說小說如詩便是好小說呢？好就好在敘事之中的抒情，達到了如詩一樣的美感效應。
事實上，也可以說，所有小說，都無不是抒情之作。文學，無論通過哪一種文體表達，全是思想與感情融會的結晶。我國古代文論家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指出：「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又如十九世紀俄國著名文論家別林斯基所說：「感情是詩人天性的主要動力之一，沒有感情，就沒有詩人，也就沒有了詩」。「每一篇藝術的作品，都應該是熱情的果實，都應該貫穿著熱情。如果沒有熱情，就不能理解是什麼使作家拿起筆來……」正是這樣，引起創作衝動的，往往是作家曾經一度體驗過的感情。他要運用語言形式所組成的形象體系傳達出來，以使讀者能夠獲得同樣的體驗，產生相近的感情，這便是文學的活動。若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創作，包括小說，都是抒情。 這裡要說的是我母親在乘公共汽車時的一些表現，但我首先須交待一下我母親的職業。
我母親退休前是一名聲樂教授。她對自己的職業是滿意的，甚至可以說熱愛。因此她一開始有點不知道怎樣面對退休。她喜歡和她的學生在一起；喜歡聽他（她）們那半生不熟的聲音是怎樣在她日復一日的訓練之中成熟、漂亮起來；喜歡那些經她培養考上國內最高音樂學府的學生假期里回來看望她；喜歡收到學生們的各種賀卡。當然，我母親有時候也喜歡對學生發脾氣。用我母親的話說，她發脾氣一般是由於他們練聲時和處理一首歌時的「不認真」、「笨」。不過在我看來，我母親對學生的發脾氣稍顯那麼點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見我母親在課堂上教學，有時候我能看見她在家中為學生上課。學生站著練唱，我母親坐在鋼琴前彈伴奏。當她對學生不滿意時就開始發脾氣，當她發脾氣時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鋼琴驟然間轟鳴起來，一下子就蓋過了學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從未被我母親的這種「脾氣」嚇著過，只越發覺得她在這時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個坐在鋼琴前隨意使性子的孩童。這又何必呢，我暗笑著想。今非昔比，現在的年輕人誰會真在意你的脾氣？但我觀察我母親的學生，他們還是懼怕他們這位徐老師（我母親姓徐）。他們知道這正是徐老師在傳授技藝時沒有保留沒有私心的一種忘我表現，他們服她。可是我母親退休了。
我記得退休之後的我母親曾經很鄭重地對我說過，讓我最好別告訴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說退休了有什麼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擠公共汽車了，你不是常說就怕擠車麼，又累又乏又耗時間。我母親沖我訕訕一笑，不否認她說過這話，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覺出她對於擠車的某種留戀。
我母親的工作和公共汽車關係密切，她一輩子乘公共汽車上下班。公共汽車聯接了她的聲樂事業，聯接了她和教室和學生之間的所有活動，她生命的很多時光是在公共汽車上度過的。當然，公共汽車也使她幾十年間飽受奔波之苦。在中國，我還沒有聽說過哪個城市乘公共汽車不用擠不用等不用趕。我們這座城市也一樣。我母親就在常年的盼車、趕車、等車的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車經驗。有時候我和我母親一道乘公共汽車，不管人多麼擁擠，她總是能比較靠前地登上車去。她上了車，一邊搶占座位（如果車上有座位的話）一邊告訴我，擠車時一定要溜邊兒，儘可能貼近車身，這樣你就能被堆在車門口的人們順利「擁」上車去。試想，對於一位年過六十歲的婦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行為呵。我的確親眼見過我母親擠車時的危險動作：遠遠看見車來了，她定會迎著車頭衝上去。這時車速雖慢但並無停下的意思，我母親便會讓過車頭，貼車身極近地隨車奔跑，當車終於停穩，她即能就近扒住車門一躍而上。她上去了，一邊催促著仍在車下笨手笨腳的我——她替我著急；一邊又有點居高臨下的優越和得意——對於她在上車這件事上的比我機靈。她這種情態讓我在一瞬間覺得，抱怨擠車和對自己能巧妙擠上車去的得意相比，我母親是更看重後者的。她這種心態也使我們母女乘公共汽車的時候總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親率領著上車。這種率領與被率領的關係使我母親在汽車上總是顯得比我忙亂而又主動。比方說，當她能夠幸運地同時占住兩個座位，而我又離她比較遠時，她總是不顧近處站立的顧客的白眼，堅定不移地叫著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說，當有一次我因高燒幾天不退乘公共汽車去醫院時，我母親在車上竟然還動員乘客給我讓座。但那次她的「動員」沒有奏效，坐著的乘客並沒有因我母親聲明我是個病人就給我讓座。不錯，我因發燒的確有點紅頭漲臉，但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紅光滿面。人們為什麼要給一個年輕力壯而又紅光滿面的人讓座呢？那時我站著，臉更紅了，心中惱火著我母親的「多事」，並由近而遠地回憶著我母親在汽車上下的種種表現。當車子漸空，已有許多空位可供我坐時，我仍賭氣似地站著，仿佛就因為我母親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對空座位顯出些不屑。
近幾年來，我們城市的公共運輸狀況逐漸得到了緩解，可我母親在乘公共汽車時仍是固執地使用她多年練就的上車法：即使車站只有我們兩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隨尚未停穩的車子跑上幾步，然後貼門而上。她製造的這種驚險每每令我頭暈，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這樣，萬一她被車掛倒了呢，萬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腳呢？我知道我這提醒的無用，因為下一次我母親照舊。每逢這時我便有意離我母親遠遠的，在汽車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遙望著我的母親，看她在找到一個座位之後是那麼的心滿意足。我母親也遙望著我，她張張嘴顯然又要提醒我眼觀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絕的表情又讓她生出些許膽怯。我遙望著我的母親，遙望她面對我時的「膽怯」，忽然覺得我母親練就的所有「驚險動作」其實和我的童年、少年時代都有關聯。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親就總是擁擠在各種各樣的隊伍里，盼望、等待、追趕……擁擠著別人也被別人擁擠：年節時買豬肉、雞蛋、粉條、豆腐的隊伍；憑票證買月餅、火柴、洗衣粉的隊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強粉的隊伍；火車票長途汽車票的隊伍……每一樣物品在那個年月都是極其珍貴的，每一支隊伍都可能因那珍貴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親這一代人就在這樣的隊伍里和這樣的等待里練就著常人不解的「本領」而且欲罷不能。
我漸漸開始理解我母親不再領受擠車之苦形成的那種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車擠上公共汽車其實早已是她聲樂教學事業的一部分。她看重這個把家和事業聯接在一起的環節，並且由此還樂意讓她的孩子領受她在車上給予的「庇護」。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項「專利」，就像在從前的歲月里，她曾為她的孩子她的家，無數次地排在長長的隊伍里，擁擠在嘈雜的人群里等待各種食品、日用品一樣。
不久之後，我母親同時受聘於兩所大學繼續教授聲樂。她顯得很興奮，因為她又可以和學生們在一起了，又可以敲著琴鍵對她的學生發脾氣了，她也可以繼續她的擠車運動了。我不想再指責我母親自造的這種驚險，我知道有句老話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可是，對於擠公共汽車的「愛好」，難道真能說是我母親的秉性麼？ 少年時，由於父母去遙遠的五七幹校勞動，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幾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處北京西城，胡同不長，有幾個死彎。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座北朝南的兩進院子，院落不算寬敞，院門的構造卻規矩齊全，大約屬屋宇式院門裡的中型如意門。門框上方雕著「福」「壽」的門簪，垂吊在門扇上用作敲門之用的黃銅門鈸，以及迎門的青磚影壁和大門兩側各占一邊的石頭「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門扇上還鐫刻著「總集福蔭，備致嘉祥」之類的對聯吧。只是當我作為寄居者走進這兩扇黑漆大門時，門上的對聯已換作了紅紙黑字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這樣的對聯，為當時的胡同增添著激盪的氣氛。而在從前，在我更小的時候來外婆家作客，胡同里是安祥的。那時所有的院門都關閉著，人們在自家的院子裡，在自家的樹下過著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裡就有四棵大樹，兩棵矮的是丁香，兩棵高的是棗樹。五月里，丁香會噴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靜的中午我常常聽見樹上沉實的棗子落在青磚地上濺起的噗噗聲。那時我便箭一般地竄出屋門，去尋找那些落地的大棗。
偶爾，有院門開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門買菜或者買菜回來。她們把用一小塊木紙包著的一小堆肉餡兒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塊報紙裹著的一小綹韭菜，於是胡同里就有了謙和熱情、羅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對話。說她們羅嗦，是因為那對話中總有無數個「您慢走」「您有功夫過來」「瞧您還惦記著」「您吶……」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裡有位旗人大媽，說話時禮兒就更多。說她們利落，是因為她們在對話中又很善於把句子簡化，比如：
「春生來雪裡蕻啦。」
「筆管兒有貓魚。」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筆管兒」是指挨著胡同西口的筆管胡同副食店。貓魚是商店專為養貓人家準備的小雜魚，一毛錢一堆，夠兩隻貓吃兩天。為了「春生」的雪裡蕻和「筆管兒」的貓魚，這一陣小小的歡騰不時為胡同增加著難以置信的快樂與祥和。她們心領神會著這簡約的詞彙再道些「您吶、您吶」，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筆管兒」。
當我成為外婆家長住的小客人之後，也曾無數次地去「春生」買雪裡蕻，去「筆管兒」買貓魚，剩下零錢還可以買果丹皮和棕子糖。我也學會了說「春生」和「筆管兒」，才覺得自己真正被這條胡同所接納。
後來，胡同更加激盪起來，這種羅嗦而利落的對話不見了。不久，又有規定讓各家院門必須敞開，說若不敞開院中必有陰謀，晚上只有規定時間門方可關上。外婆的黑漆大門衝著胡同也敞開了，使人覺得這院子終日在眾目睽睽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