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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猗紋對這信息並沒有表現出大驚小怪。也並不急於為達先生做進一步的肯定。她半信半疑地想：“評劇”《列寧在十月》聯在一起總覺得有幾分硌生。對於列寧的光輝形象被搬上中國革命戲劇舞台，當然值得慶幸，但此時她想的是這個評劇。
評劇在解放前叫“蹦蹦兒”，蹦蹦兒這種出在京東只能唱《小老媽開口旁》《馬寡婦開店》的只配在鄉村野台子上演的小戲，後來雖然也小模小樣地進了北平，演員也花枝招展地登報、照劇裝像，但那種熱鬧也只能熱鬧在天橋。單說那演員名字就俗不可耐，自己卻還不以為然：白牡丹、花石榴、綠芙蓉……解放後，蹦蹦兒雖改頭換面變成了評劇，調門兒也有演變、發展，可那調門兒再演變還是蹦蹦兒，比上下句的秧歌調強點兒也有限。演個“小女婿”還合適，可讓列寧上台唱“小女婿”的調兒，她怎麼也想不出是什麼滋味。還有列寧那西服、領帶，怎麼讓演員耍把？楊子榮有板兒帶一耍半天，少劍波沒板兒帶耍大衣，那郭建光手裡還有支盒子炮，列寧手中就有杆紅藍鉛筆。但司猗紋就像總也不願在達先生面前表白自己的身世一樣，現在她也不願向達先生表露她這份思想的真實——雖然在達先生看來，司猗紋對他早已是無話不談，既交心又交思想。在響勺他們像是……是什麼，達先生從來也沒想準確過。在不便和司猗紋交換看法的情況下，他只好按照自己那總在變幻的看法看他和司猗紋之間。
“您說，這興許是真的？”達先生發現司猗紋不說話，對此就改變了口氣，他把剛才那偏重的肯定換成了現在這偏重的詢問。好像他剛才的過於肯定是在司猗紋面前打了眼，沒準兒司猗紋憑了她那廣泛的知識涉獵，對此另有品評。達先生說完，用幾分試探、幾分謙卑的眼光看司猗紋。
沒想到司猗紋給了達先生一個出其不意。
“對革命有益，什麼戲不能編？”她說。
“那是。”達先生說，覺出本來自己肯定了的東西，為了察言觀色又被自己做了否定，就生出些遺憾和懊悔。
“您說讓列寧同志也唱？”既然司猗紋做了肯定，達先生就可以不客氣地給司猗紋提問題了，名正言順地提問，甚至是難題。
達先生的問題正是司猗紋在想在懷疑的。既然達先生說出了她心中的疑問，那麼面對這棘手的問題司猗紋必做回答，誰讓她說“對革命有益什麼戲都能編”呢。她要是一張口就對達先生的話來個徹底否定呢，哪兒至於引出達先生這個棘手的發問。
那麼她得做出正面回答。
“我看那是個唱腔設計問題，唱腔也得改進。”司猗紋當真做出了連她自己都意外的、再合適不過的回答。在這裡她沒說列寧到底能不能唱蹦蹦兒，也沒對評劇本身發表什麼帶有貶義的見解，非說那蹦蹦兒無產階級導師沒法兒唱。她把一個極複雜的政治問題一下子歸到一個純技術性的問題——改進唱腔。
“京劇的老唱腔也表現不了英雄人物。”司猗紋又做了個恰當的比喻圓滿的補充。
吃棗的吃棗。抽菸的抽菸。間或都可以喝茶。
“您說讓列寧夫人也唱？”達先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又提出了克魯普斯卡婭的問題。
達先生這次的問題就帶出明顯的幼稚了。看來他只知道他那把一尺長的京胡，京胡之外他到底一竅不通。司猗紋對戲的了解可不只限於京劇，她開始由評劇的特性來開導達先生。
“蹦蹦兒壓根兒就是旦角兒戲，行當不全。《打狗勸夫》《馬前潑水》都是旦角兒戲。”司猗紋是說連列寧的唱腔經過改進、設計都可以解決，那列寧夫人作為旦角兒，唱腔就更容易。但說起評劇的旦角兒戲，她並沒有舉出《馬寡婦開店》和《小老媽開口旁》。
“那您說列寧該用老生腔，還是用小生腔？”達先生得寸進尺，給司猗紋提的問題更具體了。
照理說這個問題又顯棘手，因為老生象徵老頭，小生象徵青年。那麼列寧是老頭還是青年？他並非青年，這點司猗紋可以肯定；老頭？讓一個革命領袖做老態龍鍾狀，讓革命充滿暮氣，那當然也有損於領袖的形象。但司猗紋終於又給了達先生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聰明。
“那蹦蹦兒壓根兒不分老生、小生，是男的都一個調門兒。”她說。
司猗紋對達先生的問題一個個做著回答，一個個作著駁斥。但今天她對他的問題並不十分熱情，在回答之中或許還常顯出幾分不耐煩。因為一方面達先生的問題雲山霧罩，此外她一直在想，《列寧在十月》編成評劇就不如編成京劇。京劇舞台上出現了列寧，必然會有列寧夫人，那時響勺也就有了新節目。列寧夫人由誰唱？莫非還能找出第二個人？從前她演一次阿慶嫂再演也是個開茶館的，柯湘則不過是位無名英雄。你描眉打鬢地在舞台上張牙舞爪，一卸妝你還是你自己。即使你再藉此要挾羅大媽置辦行頭，過後你還得捅爐子、煮棗。演一次革命導師夫人那就非同一般了，司猗紋不懂運用自我感覺來形容自己，可真要演一回列寧夫人，她的自我感覺一定會變得十分十分良好。她聽說前幾年“北影”養著一位專演毛主席的演員，那演員出門汽車接送，在街上一露面群眾就圍起來喊“毛主席萬歲”，後來那演員為了躲避這場面，出門時就戴一副大墨鏡，把自己做一下遮擋。司猗紋想：演一回革命導師夫人，雖然別人不一定會認出你來喊“萬歲”，可也必得戴一副大墨鏡了。你自己先得將自己做一番遮掩，人有了一舉兩得的遮掩才最夠味兒：這是掩護，也是常人不可有的裝飾。眼下普通人誰敢戴副大墨鏡？
司猗紋想得合理想得高興，她決定從列寧登上戲曲舞台來和達先生探討一番讓列寧與夫人唱京劇的合理性。就好像一出《列寧在十月》已經擺在他們面前，目前是磋商關於重要唱段的設計。剛才她打心裡貶他只懂他那杆胡琴，可真的探討起京劇唱腔，她還得請教於達先生。
司猗紋又在達先生茶杯里加些水。水加進去，沉下去的茶葉泛上來，杯里的顏色比第一杯還濃重。達先生雙手扶住茶杯，做了一個欠身狀。司猗紋也為自己加進第二杯水。
“說實的，”司猗紋說，“剛才您說的列寧上台唱蹦蹦兒我倒沒在意，我想了半天，列寧的戲應該用京劇演。您說哪？”她一邊徹底否定著達先生信息的荒唐，一邊又對達先生顯出些敬意。
“哎！”達先生像大覺大悟一樣扔掉牙籤，雙手一拍，“您說我怎麼就沒想出來。”
“您說江青同志為什麼單拿京劇作樣板？”司猗紋反問道。
“哎！”達先生又用“哎”來回答司猗紋的反問，這“哎”當然又是一個大覺大悟。達先生既已大覺大悟，就應該正面地全面地詳盡地回答司猗紋的發問，然而他還是決定把正面、全面、詳盡的回答讓給司猗紋。
“您猜怎麼著？”司猗紋說，“我琢磨過。您想，最適合表現革命英雄人物的就是京劇：行當全，生、旦、淨、末、丑；唱腔多，要剛有剛，要柔有柔。要不江青同志為什麼單拿京劇發展樣板戲呢？”司猗紋搶先占了個正面、全面和詳盡。
“哎。”達先生說，“要不人家江青同志自己說是毛主席的衛兵呢。”——達先生不能光“哎”。
“人那是自謙。”
“是自謙。”
“那您還張口評劇、閉口評劇的，說得我都犯困。”
“我仿佛聽同院兒說的。”
“各有所好，先前天橋那幾個小園子不是也沒空過？”
“咳，連叫街的都有人聽。”
“哎，所以列寧就應該由京劇演。”司猗紋也用了個“哎”煞住話題，端起茶杯。
達先生見司猗紋喝茶端杯，自己也端杯喝茶。司猗紋放下茶杯，達先生也把茶杯放下。
“我倒有個問題向您請教。”司猗紋說。
“看您說哪兒去。”達先生說。
“您說，這齣戲的唱腔是大改合適還是小改合適？《紅燈記》是小改，一唱就上口；《海港》《娘子軍》就是大改。倒也不錯，可仔細聽，味兒差點。”
“依我看，列寧的戲，唱腔不宜大改，像列寧在辦公室接待那個孤兒小孩……”
“娜達莎。”
“對，娜達莎。接待娜達莎之前那時刻，就得來段純正的西皮原板，像《坐宮》楊四郎的‘我好比’那段。平穩、深沉，符合列寧那個時刻的心情。”
“照您說列寧也得打那麼多比方：‘我好比籠中鳥，我好比淺水龍’……”
“那倒不必，我是打這麼個比方。可他起碼得唱出奪權之前那種……心中雖千頭萬緒，表面又鎮定自若。哎，您聽。”
達先生思忖片刻終於想出了列寧的兩句唱詞，他唱道：
“為起義，使得我晝夜難眠，
我作為革命的領頭人難得合眼。
我好比……”
“您這不行，啊。”司猗紋打斷他，“列寧不能自己先訴苦。”
“我這不才是個比方麼。再說，當真要演唱詞兒得專人編，最後還得江青同志點頭。我這不剛是個比方麼。”
“倒也是。”司猗紋說。她想她不能難為達先生什麼都包，編唱詞是專門學問，你當“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就那麼好編？
“我一考慮就偏重唱腔設計。”達先生說，“您就說列寧和他的警衛員瓦西里那段戲，多好。瓦西里押糧回來，先面對列寧來段吹腔。吹腔悲壯偏重表達，正好瓦西里押糧回府，路上忍飢挨餓和敵人作戰，先唱四句吹腔。當唱到第四句和第五句之間，瓦西里突然昏倒，甩掉帽子來個“蹌背”，接下去列寧見狀悲切萬分，先來句西皮倒板，胡琴來段長過門兒加幾個花點，再用西皮原板結束。那時候，您就貝青等著聽好吧。”
“得，光聽您白話吧。”司猗紋不常用“白話”來形容達先生的白話。“白話”里顯然有貶義，但達先生願意聽司猗紋說他白話。他覺得只有聽司猗紋的“白話”，才證明他和司猗紋之間的交流到了一定程度，那時達先生便可以更加放肆地白話起來。
評劇在解放前叫“蹦蹦兒”，蹦蹦兒這種出在京東只能唱《小老媽開口旁》《馬寡婦開店》的只配在鄉村野台子上演的小戲，後來雖然也小模小樣地進了北平，演員也花枝招展地登報、照劇裝像，但那種熱鬧也只能熱鬧在天橋。單說那演員名字就俗不可耐，自己卻還不以為然：白牡丹、花石榴、綠芙蓉……解放後，蹦蹦兒雖改頭換面變成了評劇，調門兒也有演變、發展，可那調門兒再演變還是蹦蹦兒，比上下句的秧歌調強點兒也有限。演個“小女婿”還合適，可讓列寧上台唱“小女婿”的調兒，她怎麼也想不出是什麼滋味。還有列寧那西服、領帶，怎麼讓演員耍把？楊子榮有板兒帶一耍半天，少劍波沒板兒帶耍大衣，那郭建光手裡還有支盒子炮，列寧手中就有杆紅藍鉛筆。但司猗紋就像總也不願在達先生面前表白自己的身世一樣，現在她也不願向達先生表露她這份思想的真實——雖然在達先生看來，司猗紋對他早已是無話不談，既交心又交思想。在響勺他們像是……是什麼，達先生從來也沒想準確過。在不便和司猗紋交換看法的情況下，他只好按照自己那總在變幻的看法看他和司猗紋之間。
“您說，這興許是真的？”達先生發現司猗紋不說話，對此就改變了口氣，他把剛才那偏重的肯定換成了現在這偏重的詢問。好像他剛才的過於肯定是在司猗紋面前打了眼，沒準兒司猗紋憑了她那廣泛的知識涉獵，對此另有品評。達先生說完，用幾分試探、幾分謙卑的眼光看司猗紋。
沒想到司猗紋給了達先生一個出其不意。
“對革命有益，什麼戲不能編？”她說。
“那是。”達先生說，覺出本來自己肯定了的東西，為了察言觀色又被自己做了否定，就生出些遺憾和懊悔。
“您說讓列寧同志也唱？”既然司猗紋做了肯定，達先生就可以不客氣地給司猗紋提問題了，名正言順地提問，甚至是難題。
達先生的問題正是司猗紋在想在懷疑的。既然達先生說出了她心中的疑問，那麼面對這棘手的問題司猗紋必做回答，誰讓她說“對革命有益什麼戲都能編”呢。她要是一張口就對達先生的話來個徹底否定呢，哪兒至於引出達先生這個棘手的發問。
那麼她得做出正面回答。
“我看那是個唱腔設計問題，唱腔也得改進。”司猗紋當真做出了連她自己都意外的、再合適不過的回答。在這裡她沒說列寧到底能不能唱蹦蹦兒，也沒對評劇本身發表什麼帶有貶義的見解，非說那蹦蹦兒無產階級導師沒法兒唱。她把一個極複雜的政治問題一下子歸到一個純技術性的問題——改進唱腔。
“京劇的老唱腔也表現不了英雄人物。”司猗紋又做了個恰當的比喻圓滿的補充。
吃棗的吃棗。抽菸的抽菸。間或都可以喝茶。
“您說讓列寧夫人也唱？”達先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又提出了克魯普斯卡婭的問題。
達先生這次的問題就帶出明顯的幼稚了。看來他只知道他那把一尺長的京胡，京胡之外他到底一竅不通。司猗紋對戲的了解可不只限於京劇，她開始由評劇的特性來開導達先生。
“蹦蹦兒壓根兒就是旦角兒戲，行當不全。《打狗勸夫》《馬前潑水》都是旦角兒戲。”司猗紋是說連列寧的唱腔經過改進、設計都可以解決，那列寧夫人作為旦角兒，唱腔就更容易。但說起評劇的旦角兒戲，她並沒有舉出《馬寡婦開店》和《小老媽開口旁》。
“那您說列寧該用老生腔，還是用小生腔？”達先生得寸進尺，給司猗紋提的問題更具體了。
照理說這個問題又顯棘手，因為老生象徵老頭，小生象徵青年。那麼列寧是老頭還是青年？他並非青年，這點司猗紋可以肯定；老頭？讓一個革命領袖做老態龍鍾狀，讓革命充滿暮氣，那當然也有損於領袖的形象。但司猗紋終於又給了達先生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聰明。
“那蹦蹦兒壓根兒不分老生、小生，是男的都一個調門兒。”她說。
司猗紋對達先生的問題一個個做著回答，一個個作著駁斥。但今天她對他的問題並不十分熱情，在回答之中或許還常顯出幾分不耐煩。因為一方面達先生的問題雲山霧罩，此外她一直在想，《列寧在十月》編成評劇就不如編成京劇。京劇舞台上出現了列寧，必然會有列寧夫人，那時響勺也就有了新節目。列寧夫人由誰唱？莫非還能找出第二個人？從前她演一次阿慶嫂再演也是個開茶館的，柯湘則不過是位無名英雄。你描眉打鬢地在舞台上張牙舞爪，一卸妝你還是你自己。即使你再藉此要挾羅大媽置辦行頭，過後你還得捅爐子、煮棗。演一次革命導師夫人那就非同一般了，司猗紋不懂運用自我感覺來形容自己，可真要演一回列寧夫人，她的自我感覺一定會變得十分十分良好。她聽說前幾年“北影”養著一位專演毛主席的演員，那演員出門汽車接送，在街上一露面群眾就圍起來喊“毛主席萬歲”，後來那演員為了躲避這場面，出門時就戴一副大墨鏡，把自己做一下遮擋。司猗紋想：演一回革命導師夫人，雖然別人不一定會認出你來喊“萬歲”，可也必得戴一副大墨鏡了。你自己先得將自己做一番遮掩，人有了一舉兩得的遮掩才最夠味兒：這是掩護，也是常人不可有的裝飾。眼下普通人誰敢戴副大墨鏡？
司猗紋想得合理想得高興，她決定從列寧登上戲曲舞台來和達先生探討一番讓列寧與夫人唱京劇的合理性。就好像一出《列寧在十月》已經擺在他們面前，目前是磋商關於重要唱段的設計。剛才她打心裡貶他只懂他那杆胡琴，可真的探討起京劇唱腔，她還得請教於達先生。
司猗紋又在達先生茶杯里加些水。水加進去，沉下去的茶葉泛上來，杯里的顏色比第一杯還濃重。達先生雙手扶住茶杯，做了一個欠身狀。司猗紋也為自己加進第二杯水。
“說實的，”司猗紋說，“剛才您說的列寧上台唱蹦蹦兒我倒沒在意，我想了半天，列寧的戲應該用京劇演。您說哪？”她一邊徹底否定著達先生信息的荒唐，一邊又對達先生顯出些敬意。
“哎！”達先生像大覺大悟一樣扔掉牙籤，雙手一拍，“您說我怎麼就沒想出來。”
“您說江青同志為什麼單拿京劇作樣板？”司猗紋反問道。
“哎！”達先生又用“哎”來回答司猗紋的反問，這“哎”當然又是一個大覺大悟。達先生既已大覺大悟，就應該正面地全面地詳盡地回答司猗紋的發問，然而他還是決定把正面、全面、詳盡的回答讓給司猗紋。
“您猜怎麼著？”司猗紋說，“我琢磨過。您想，最適合表現革命英雄人物的就是京劇：行當全，生、旦、淨、末、丑；唱腔多，要剛有剛，要柔有柔。要不江青同志為什麼單拿京劇發展樣板戲呢？”司猗紋搶先占了個正面、全面和詳盡。
“哎。”達先生說，“要不人家江青同志自己說是毛主席的衛兵呢。”——達先生不能光“哎”。
“人那是自謙。”
“是自謙。”
“那您還張口評劇、閉口評劇的，說得我都犯困。”
“我仿佛聽同院兒說的。”
“各有所好，先前天橋那幾個小園子不是也沒空過？”
“咳，連叫街的都有人聽。”
“哎，所以列寧就應該由京劇演。”司猗紋也用了個“哎”煞住話題，端起茶杯。
達先生見司猗紋喝茶端杯，自己也端杯喝茶。司猗紋放下茶杯，達先生也把茶杯放下。
“我倒有個問題向您請教。”司猗紋說。
“看您說哪兒去。”達先生說。
“您說，這齣戲的唱腔是大改合適還是小改合適？《紅燈記》是小改，一唱就上口；《海港》《娘子軍》就是大改。倒也不錯，可仔細聽，味兒差點。”
“依我看，列寧的戲，唱腔不宜大改，像列寧在辦公室接待那個孤兒小孩……”
“娜達莎。”
“對，娜達莎。接待娜達莎之前那時刻，就得來段純正的西皮原板，像《坐宮》楊四郎的‘我好比’那段。平穩、深沉，符合列寧那個時刻的心情。”
“照您說列寧也得打那麼多比方：‘我好比籠中鳥，我好比淺水龍’……”
“那倒不必，我是打這麼個比方。可他起碼得唱出奪權之前那種……心中雖千頭萬緒，表面又鎮定自若。哎，您聽。”
達先生思忖片刻終於想出了列寧的兩句唱詞，他唱道：
“為起義，使得我晝夜難眠，
我作為革命的領頭人難得合眼。
我好比……”
“您這不行，啊。”司猗紋打斷他，“列寧不能自己先訴苦。”
“我這不才是個比方麼。再說，當真要演唱詞兒得專人編，最後還得江青同志點頭。我這不剛是個比方麼。”
“倒也是。”司猗紋說。她想她不能難為達先生什麼都包，編唱詞是專門學問，你當“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就那麼好編？
“我一考慮就偏重唱腔設計。”達先生說，“您就說列寧和他的警衛員瓦西里那段戲，多好。瓦西里押糧回來，先面對列寧來段吹腔。吹腔悲壯偏重表達，正好瓦西里押糧回府，路上忍飢挨餓和敵人作戰，先唱四句吹腔。當唱到第四句和第五句之間，瓦西里突然昏倒，甩掉帽子來個“蹌背”，接下去列寧見狀悲切萬分，先來句西皮倒板，胡琴來段長過門兒加幾個花點，再用西皮原板結束。那時候，您就貝青等著聽好吧。”
“得，光聽您白話吧。”司猗紋不常用“白話”來形容達先生的白話。“白話”里顯然有貶義，但達先生願意聽司猗紋說他白話。他覺得只有聽司猗紋的“白話”，才證明他和司猗紋之間的交流到了一定程度，那時達先生便可以更加放肆地白話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