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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和李金剛從小學一年級就是同班同學，後來又一塊兒上了同一所中學。小時候，他們永遠坐同桌，他們一塊兒寫作業，他們合夥組裝礦石收音機，他們互相串門——多半是安德烈到李金剛家去。李金剛的父母都是來自天津的紡織工人，他們家就在紡織廠的某一片蘇式住宅區里。安德烈喜歡李金剛的居住環境，那些一模一樣的樓群和一模一樣的樓間花園給了他一種生活本身的寬厚和穩定感，無論從哪一個單元里出來的居民都是笑吟吟的，叫人感覺這些大樓的哪一扇門都可以是李金剛的家。安德烈的家是不具備這種氣質的，他家住在父母為之工作的中學宿舍區，有點嚴肅，叫人拘謹。安德烈和李金剛從小區大門口那個冰棍車上買過冰棍喝過汽水，也在周末的夜晚，溜進戳有“舞會”大字的職工俱樂部看過大人跳舞。他們還在小花園裡剝過一隻死貓的皮（貓系李金剛掐死）。“”剛一開始，高年級的一些造反同學曾經在校園裡堵住安德烈，質問他為什麼起一個“蘇修”才叫的名字，安德烈回答不出，旁邊的李金剛挺身而出地替他作了回答：“為嗎不能叫？知道安德烈的‘德烈’是哪個德哪個烈麼？是的德列寧的列！”高年級同學被和列寧震住了，李金剛的天津口音也使他顯得格外理直氣壯，李金剛的機智勇敢更是讓安德烈深深折服。從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把自己那個烈字去掉了下邊四個點。日月如梭，李金剛始終是安德烈須臾不可缺少的摯友。他們從兩個男生長成了兩個男人，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安德烈娶了自己的表妹，李金剛一直在紡織廠當電工，和一名紡織女工結了婚。
安德烈的表妹是安德烈姨媽的女兒，因為父母早逝，她從小就生活在安德烈家裡。安德烈對表妹很好，表妹也十分依戀安德烈。安德烈的父母早已看出了這種依戀，出於對這女孩子的憐惜，他們願意安德烈娶她為妻。或者，這種考慮還出於上海人的清高和對這座城市的提防，他們願意一家人還是一家人。他們暗示安德烈，安德烈接受了這暗示。當他接受了這暗示的時候，他第一次試著用打量戀人的眼光打量他的表妹，結果他發現無論如何她更像是他的妹妹而不像他的戀人。她蒼白、纖弱，下頦尖尖的，老愛半張著嘴像是對什麼事表示不理解，又仿佛隨時要你告訴她什麼事應該怎麼做。安德烈望著他的表妹，執拗地想起他剛當工人那會兒，十七歲吧，有一天和李金剛一塊兒到紡織廠浴室去洗澡。那是一間男女合用的浴室，男女輪流使用。他們進來的一小時前，女工們剛剛使用過這間浴室。雖然浴池裡的澡水已經換過，但室內仍然蒸騰著讓男人敏感的女人的體味兒。安德烈就在邁進浴池的時候，就在一團團熱乎乎的女人氣味中，浴池邊緣散落著幾枚女工遺忘的黑色發卡，其中一枚還纏絞著一絲纖細的長髮。他長久地盯著它們，體內突然湧起一股從未有過的衝動。他幾乎無法自持，他把自己潛入池中以遮掩自己的羞澀。他衝動著，頭腦里閃過班上一些女生的樣子，他發現他頭腦中的女性里沒有他的表妹。
愛情是什麼呢？愛情是怎樣的？安德烈不知道，可是他已經決定結婚了。父母為他們搞了一個小小的訂婚儀式，沒請外人，就是家中原班人馬和一桌有別於平時的晚飯。那是食物比較匱乏的年代，桌上擺一瓶八毛五分錢的紅葡萄酒，已能看出格外的喜慶。全家人都喝了一些酒，表妹也興奮地猛喝一大口，結果她讓酒給嗆著了。酒嗆得她劇烈地咳嗽著，單薄的肩膀抖得厲害。當她終於平息了咳嗽，卻半天說不出話來。她靠在椅背上，微微閉住眼，淡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眼皮上的毛細血管清晰可。安德烈注視著表妹跳動的眼皮，他看見有一顆眼淚從她稀疏的睫毛下邊鑽出來，順著眼角流到顴骨上。表妹的眼淚使安德烈有種重任在肩之感，他就仿佛是要替他的全家、也替他死去的姨父和姨媽承擔起照顧這孤女一生的義務。他認可了這個事實和義務，一邊又有點心酸。他抽空兒去了李金剛家。當他走進那片熟悉的樓群，當他推開李金剛家那扇被他推過無數次的門時，他幾乎落下淚來。李金剛知道他要說什麼，拉著他到小酒館喝酒。但是安德烈什麼也沒說，他也沒有掉淚。他只是需要看見李金剛，和李金剛呆一會兒。在安德烈的生活里，從前沒有，以後也再沒有別的男性朋友了。
後，安德烈有了女兒。女兒是先天性心肌炎，妻子在生產之後又患了風濕性心臟病。安德烈需要照顧兩個病人，對此他卻沒有更多的抱怨。也許因為他是個健康的男人，他體態勻稱，行動敏捷，方方面面都很正常，具備這樣的健康他理應照顧病弱的親人。也許不僅僅因為他健康，是他那後退的思維使然吧；生活要我這樣啊。有時候他想。他上班，下班，照顧妻女，買菜做飯……到了90年代中期，安德烈已經是罐頭廠有著二十多年工齡的“老”工人了。
安德烈進廠之初，罐頭一詞在中國還是與奢侈一詞聯在一起的，它不僅標誌著食品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檔次，也常見於某人用於揭發批判某人的腐朽生活方式，諸如：“某某一家不顧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竟然常常拿罐頭當飯吃，甚至把吃不完的罐頭倒進垃圾箱，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罐頭是尊貴的，罐頭又似乎應該受到鄙視。可罐頭畢竟是饞人的，於是做罐頭的工人便也不可小視。那時安德烈每月都能從廠裡帶回一些免費的罐頭給妻女享用：糖水蜜桃，糖水山植，糖水鴨梨……這是廠里給工人的優惠。這種時候他從不忘記李金剛，他常在下班之後回家之前，拐到李金剛家也給他放下兩聽糖水蜜桃什麼的。在這樣的一座城市，市民能夠吃飽飯，還能隔長補短地享受一個罐頭，生活就顯得挺安穩。安德烈和李金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他們對生活是滿意的。
但是時代不饒人。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全球商品的大流通，糖水蜜桃仿佛在一夜之間就失了往昔的魅力。當這個城市忽然有一天連美國蘋果和委內瑞拉香蕉都在水果攤子上隨處可見時，當人們口袋裡的人民幣也漸漸多起來時，人們為什麼還要光顧那些吃著不新鮮，開起瓶來又費勁的糖水蜜桃罐頭們呢。安德烈的罐頭廠只能生產千篇一律的水果罐頭，沒有上馬新品種的技術、資金和設備，它就只能走下坡路。到了後來，工資發不出來，廠里就用罐頭頂工資，每月發工資那天，工人們只能把幾箱罐頭領回家。
安德烈在封蓋車間幹活兒，從前他坐在傳送帶前看無數玻璃瓶從眼前流過，他坐著，手下的瓶瓶罐罐被封蓋機咬住瓶口，密封之後再從機器下滑出來，閉著眼他也能毫無差錯地將它們各歸其位。這種簡單的重複性的勞動無需動用強體力，卻盡動用體力之外的語言——閒聊天，久而久之這車間的工人就把聊天當做了勞動的一部分。安德烈的對面坐著一個名叫姚秀芬的女工，和安德烈差不多同時進廠。因為坐對面，安德烈和姚秀芬說話最多。二十多年之後，當有一天安德烈決定離開罐頭廠時，他發現他生命的二分之一時間，卻原來是和姚秀芬一起度過的。聊天使他們知道了彼此的家境，彼此的經歷，甚至彼此愛吃的食物。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父母雖然都是上海人，可他最愛吃餃子；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沒有什麼不愛吃的東西。姚秀芬知道安德烈有個朋友叫李金剛，紡織廠的電工，還會修半導體收音機。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是本地人，她的爺爺奶奶就在這城市的周圍種棉花。他們聊著，直聊到彼此都結了婚，他們吃了彼此的喜糖，還聊。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女兒有心肌炎；安德烈知道姚秀芬夫婦和癱瘓的公婆一起住，她有時候遲到，是因為給老人換尿褯子……他們有一搭無一搭、有上句沒下句地聊著，姚秀芬羨慕安德烈好聽的普通話，卻不修飾她的本地口音。她還使安德烈知道了很多這城市獨有的詞，比如她把“告訴你”叫做“遞說你”；請人拿好一件東西時，她會說成“捉住它”。姚秀芬的本地話使安德烈覺得真實而有生氣，她的口音伴隨著封蓋機單調的“咔哧、咔哧”聲，從不使安德烈感到沉悶。中午了，當他們更熟一些的時候，也交換彼此飯盒裡的午飯。在這時姚秀芬比安德烈表現得要主動，當她得知安德烈喜歡吃餃子以後，她的飯盒裡有時候就裝著餃子。她把餃子換給安德烈，從安德烈飯盒裡要過一些似是而非的食物：一塊烙煳的餅，或是兩個蒸得鹼大的饅頭。她觀察著安德烈製造的食品，告訴他製作麵食的一些常識，比如餅煳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火急，二是面硬。還有什麼“軟面的餃子硬面的面”之類的口訣。有一個中午，車間裡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在吃飯，姚秀芬咬著安德烈飯盒裡一塊又干又硬的蔥花餅，突如其來地落下眼淚。她似乎是在替他委屈，她似乎是對著嘴裡的硬餅說：你是一個男人，可你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啊。但是她什麼也沒說，她從不隨意品評別人的家庭。安德烈卻還是從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淚里發現了一種關切。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點不安。多年來他好像已經成了一個不需要被關切的人，他更是一個不需要讓異性為他落淚的人。當時他很想抬起手為她擦擦眼淚，猶豫之間，卻見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淚擦乾，並努力對他笑笑。他們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發現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讓淚水沖洗得很晶瑩。
後市場上出現了速凍餃子。有一天安德烈帶來一盒速凍餃子，以此阻止姚秀芬再為他包餃子。姚秀芬卻對安德烈的餃子嗤之以鼻：貴，她說。也不香，她說。她撇著嘴，像一個家庭婦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時表現出的那樣。
安德烈，包餃子太麻煩。
姚秀芬說，你高興我就不嫌麻煩。
安德烈說我挺高興。
姚秀芬說你高興我就高興。
安德烈說你高興我也高興。
姚秀芬說你高興我更高興。
安德烈說你高興我更更高興。
至此，他們突然打住不再說話，就像被彼此這暢如流水的對答嚇住了。
這樣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續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蓋車間閒散的聊天氣氛沒有了，人們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討論著怎樣才能離開這半死不活的罐頭廠。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閉口不談這個話題，雖然他們知道，這話題於他們也是萬分緊要的：物價在漲，醫療沒有保證，堆在家裡權作工資的水果罐頭沒法處理——眼下誰也怕一日三餐拿罐頭當飯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兒又因病休了學……他們卻不談這個話題，仿佛要共同堅守住他們持續了二十幾年的閒聊，或是深怕因此誰會比誰先離開一步。這時候李金剛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
安德烈的表妹是安德烈姨媽的女兒，因為父母早逝，她從小就生活在安德烈家裡。安德烈對表妹很好，表妹也十分依戀安德烈。安德烈的父母早已看出了這種依戀，出於對這女孩子的憐惜，他們願意安德烈娶她為妻。或者，這種考慮還出於上海人的清高和對這座城市的提防，他們願意一家人還是一家人。他們暗示安德烈，安德烈接受了這暗示。當他接受了這暗示的時候，他第一次試著用打量戀人的眼光打量他的表妹，結果他發現無論如何她更像是他的妹妹而不像他的戀人。她蒼白、纖弱，下頦尖尖的，老愛半張著嘴像是對什麼事表示不理解，又仿佛隨時要你告訴她什麼事應該怎麼做。安德烈望著他的表妹，執拗地想起他剛當工人那會兒，十七歲吧，有一天和李金剛一塊兒到紡織廠浴室去洗澡。那是一間男女合用的浴室，男女輪流使用。他們進來的一小時前，女工們剛剛使用過這間浴室。雖然浴池裡的澡水已經換過，但室內仍然蒸騰著讓男人敏感的女人的體味兒。安德烈就在邁進浴池的時候，就在一團團熱乎乎的女人氣味中，浴池邊緣散落著幾枚女工遺忘的黑色發卡，其中一枚還纏絞著一絲纖細的長髮。他長久地盯著它們，體內突然湧起一股從未有過的衝動。他幾乎無法自持，他把自己潛入池中以遮掩自己的羞澀。他衝動著，頭腦里閃過班上一些女生的樣子，他發現他頭腦中的女性里沒有他的表妹。
愛情是什麼呢？愛情是怎樣的？安德烈不知道，可是他已經決定結婚了。父母為他們搞了一個小小的訂婚儀式，沒請外人，就是家中原班人馬和一桌有別於平時的晚飯。那是食物比較匱乏的年代，桌上擺一瓶八毛五分錢的紅葡萄酒，已能看出格外的喜慶。全家人都喝了一些酒，表妹也興奮地猛喝一大口，結果她讓酒給嗆著了。酒嗆得她劇烈地咳嗽著，單薄的肩膀抖得厲害。當她終於平息了咳嗽，卻半天說不出話來。她靠在椅背上，微微閉住眼，淡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眼皮上的毛細血管清晰可。安德烈注視著表妹跳動的眼皮，他看見有一顆眼淚從她稀疏的睫毛下邊鑽出來，順著眼角流到顴骨上。表妹的眼淚使安德烈有種重任在肩之感，他就仿佛是要替他的全家、也替他死去的姨父和姨媽承擔起照顧這孤女一生的義務。他認可了這個事實和義務，一邊又有點心酸。他抽空兒去了李金剛家。當他走進那片熟悉的樓群，當他推開李金剛家那扇被他推過無數次的門時，他幾乎落下淚來。李金剛知道他要說什麼，拉著他到小酒館喝酒。但是安德烈什麼也沒說，他也沒有掉淚。他只是需要看見李金剛，和李金剛呆一會兒。在安德烈的生活里，從前沒有，以後也再沒有別的男性朋友了。
後，安德烈有了女兒。女兒是先天性心肌炎，妻子在生產之後又患了風濕性心臟病。安德烈需要照顧兩個病人，對此他卻沒有更多的抱怨。也許因為他是個健康的男人，他體態勻稱，行動敏捷，方方面面都很正常，具備這樣的健康他理應照顧病弱的親人。也許不僅僅因為他健康，是他那後退的思維使然吧；生活要我這樣啊。有時候他想。他上班，下班，照顧妻女，買菜做飯……到了90年代中期，安德烈已經是罐頭廠有著二十多年工齡的“老”工人了。
安德烈進廠之初，罐頭一詞在中國還是與奢侈一詞聯在一起的，它不僅標誌著食品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檔次，也常見於某人用於揭發批判某人的腐朽生活方式，諸如：“某某一家不顧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竟然常常拿罐頭當飯吃，甚至把吃不完的罐頭倒進垃圾箱，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罐頭是尊貴的，罐頭又似乎應該受到鄙視。可罐頭畢竟是饞人的，於是做罐頭的工人便也不可小視。那時安德烈每月都能從廠裡帶回一些免費的罐頭給妻女享用：糖水蜜桃，糖水山植，糖水鴨梨……這是廠里給工人的優惠。這種時候他從不忘記李金剛，他常在下班之後回家之前，拐到李金剛家也給他放下兩聽糖水蜜桃什麼的。在這樣的一座城市，市民能夠吃飽飯，還能隔長補短地享受一個罐頭，生活就顯得挺安穩。安德烈和李金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他們對生活是滿意的。
但是時代不饒人。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全球商品的大流通，糖水蜜桃仿佛在一夜之間就失了往昔的魅力。當這個城市忽然有一天連美國蘋果和委內瑞拉香蕉都在水果攤子上隨處可見時，當人們口袋裡的人民幣也漸漸多起來時，人們為什麼還要光顧那些吃著不新鮮，開起瓶來又費勁的糖水蜜桃罐頭們呢。安德烈的罐頭廠只能生產千篇一律的水果罐頭，沒有上馬新品種的技術、資金和設備，它就只能走下坡路。到了後來，工資發不出來，廠里就用罐頭頂工資，每月發工資那天，工人們只能把幾箱罐頭領回家。
安德烈在封蓋車間幹活兒，從前他坐在傳送帶前看無數玻璃瓶從眼前流過，他坐著，手下的瓶瓶罐罐被封蓋機咬住瓶口，密封之後再從機器下滑出來，閉著眼他也能毫無差錯地將它們各歸其位。這種簡單的重複性的勞動無需動用強體力，卻盡動用體力之外的語言——閒聊天，久而久之這車間的工人就把聊天當做了勞動的一部分。安德烈的對面坐著一個名叫姚秀芬的女工，和安德烈差不多同時進廠。因為坐對面，安德烈和姚秀芬說話最多。二十多年之後，當有一天安德烈決定離開罐頭廠時，他發現他生命的二分之一時間，卻原來是和姚秀芬一起度過的。聊天使他們知道了彼此的家境，彼此的經歷，甚至彼此愛吃的食物。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父母雖然都是上海人，可他最愛吃餃子；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沒有什麼不愛吃的東西。姚秀芬知道安德烈有個朋友叫李金剛，紡織廠的電工，還會修半導體收音機。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是本地人，她的爺爺奶奶就在這城市的周圍種棉花。他們聊著，直聊到彼此都結了婚，他們吃了彼此的喜糖，還聊。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女兒有心肌炎；安德烈知道姚秀芬夫婦和癱瘓的公婆一起住，她有時候遲到，是因為給老人換尿褯子……他們有一搭無一搭、有上句沒下句地聊著，姚秀芬羨慕安德烈好聽的普通話，卻不修飾她的本地口音。她還使安德烈知道了很多這城市獨有的詞，比如她把“告訴你”叫做“遞說你”；請人拿好一件東西時，她會說成“捉住它”。姚秀芬的本地話使安德烈覺得真實而有生氣，她的口音伴隨著封蓋機單調的“咔哧、咔哧”聲，從不使安德烈感到沉悶。中午了，當他們更熟一些的時候，也交換彼此飯盒裡的午飯。在這時姚秀芬比安德烈表現得要主動，當她得知安德烈喜歡吃餃子以後，她的飯盒裡有時候就裝著餃子。她把餃子換給安德烈，從安德烈飯盒裡要過一些似是而非的食物：一塊烙煳的餅，或是兩個蒸得鹼大的饅頭。她觀察著安德烈製造的食品，告訴他製作麵食的一些常識，比如餅煳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火急，二是面硬。還有什麼“軟面的餃子硬面的面”之類的口訣。有一個中午，車間裡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在吃飯，姚秀芬咬著安德烈飯盒裡一塊又干又硬的蔥花餅，突如其來地落下眼淚。她似乎是在替他委屈，她似乎是對著嘴裡的硬餅說：你是一個男人，可你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啊。但是她什麼也沒說，她從不隨意品評別人的家庭。安德烈卻還是從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淚里發現了一種關切。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點不安。多年來他好像已經成了一個不需要被關切的人，他更是一個不需要讓異性為他落淚的人。當時他很想抬起手為她擦擦眼淚，猶豫之間，卻見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淚擦乾，並努力對他笑笑。他們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發現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讓淚水沖洗得很晶瑩。
後市場上出現了速凍餃子。有一天安德烈帶來一盒速凍餃子，以此阻止姚秀芬再為他包餃子。姚秀芬卻對安德烈的餃子嗤之以鼻：貴，她說。也不香，她說。她撇著嘴，像一個家庭婦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時表現出的那樣。
安德烈，包餃子太麻煩。
姚秀芬說，你高興我就不嫌麻煩。
安德烈說我挺高興。
姚秀芬說你高興我就高興。
安德烈說你高興我也高興。
姚秀芬說你高興我更高興。
安德烈說你高興我更更高興。
至此，他們突然打住不再說話，就像被彼此這暢如流水的對答嚇住了。
這樣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續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蓋車間閒散的聊天氣氛沒有了，人們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討論著怎樣才能離開這半死不活的罐頭廠。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閉口不談這個話題，雖然他們知道，這話題於他們也是萬分緊要的：物價在漲，醫療沒有保證，堆在家裡權作工資的水果罐頭沒法處理——眼下誰也怕一日三餐拿罐頭當飯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兒又因病休了學……他們卻不談這個話題，仿佛要共同堅守住他們持續了二十幾年的閒聊，或是深怕因此誰會比誰先離開一步。這時候李金剛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