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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61年的春節吧，政府配給我們每人半斤豆餅，讓我們過年。領取豆餅的場面真是歡欣鼓舞的場面。有的人，用衣襟兜著豆餅，一邊往家走，一邊往嘴裡塞。我家鄰居孫大爺，人沒到家，就把發給他家的豆餅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給包圍了，罵的罵，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開，把豆餅扒出來。可見愛在飢餓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孫家大爺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淚汪汪，一聲不吭，任憑老婆孩子撕擄踢打。孫家大爺當天夜裡就死了。他吃豆餅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給脹死了。那時我們的胃壁薄得如紙，輕輕一脹就破了。孫大爺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沒掉一滴眼淚。多少年後提起來，孫大奶奶還恨得牙根痒痒，罵老頭子吃獨食，連一點人味都沒有，死不足惜。這次年關豆餅，脹死了我們村十七個人，教訓很深刻。後來我在生產隊飼養室里餵牛，偷食飼料豆餅時，總是十分節制，適可而止，生怕蹈了孫大爺的覆轍。
那幾年裡，母親經常對我們兄弟講述她的一個夢。她夢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墳墓外邊見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說他並沒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墳墓里而已。母親問他吃什麼，他說：吃棉衣和棉被裡的棉絮。吃進去，拉出來；洗一洗，再吃進去；拉出來，再洗一洗……母親狐疑地問我們：也許棉絮真的能吃？
度過60年代初期，往後的歲月還是苦，但比較起來就好多了。 文化大革命 期間，村里經常搞憶苦思甜運動，大家一憶苦，總是糊糊塗塗地憶到1960年。一憶到1960年，幹部們就跳起來喊口號，一是要打倒蘇修，二是要打倒劉鄧，幹部們說1960年的饑荒是劉鄧串通了蘇修卡中國人的脖子造成的。我們明知道這是胡說，但誰也不去裝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還是不能放開肚皮吃，但比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著別人的飯碗號啕大哭。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一邊哭著，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的女兒的那份食物。那時我們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這樣的大家庭里，母親是長媳，一直忍辱負重，日子本來就很難過，我的無賴，更使母親處境艱難。奪我堂姐的食物吃，確是混帳。我嬸嬸的臉色難看，說出的話像毒藥一樣，一句句都是衝著母親來的。母親只好罵我，向嬸嬸賠禮道歉。這是我一生中最壞的行為，至今我也不能原諒自己。長大後我曾向堂姐說起過此事，她淡然一笑，說不記得了。
母親常常批評我，說我沒有志氣。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只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村里幹部托著一隻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將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那些年裡，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復原樣。長大後從電視上看到鱷魚一邊吞食一邊流淚的可惡樣子，馬上就聯想到自己，我跟鱷魚差不多，也是一邊流淚一邊吃。在家裡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產隊裡的馬料吃，被保管員抓住，將腦袋按到漚料的缸里，差點嗆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蘿蔔，被抓住，當著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我去生產隊的花生地里偷扒剛種下的花生吃，中了藥毒，差點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劇毒農藥浸泡過的。至於偷瓜摸棗，更是常事。有時被捉住，有時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頓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個大勝仗。有一次我去偷臨村的西瓜，被看瓜人發現，那愣頭青端起土炮就摟了火，撲通一聲巨響，驚天動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嚇得我屁滾尿流。想跑，腿挪不動，被人家當場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學校去，成了轟動學校的新聞。與吃有關的噁心經歷窩囊事，寫成文那真叫罄竹難書。這幾年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偶爾也敢人模狗樣一下，但一回到家鄉，馬上就像一條挨了痛打的狗，緊緊地夾起尾巴，生怕一翹尾巴引起鄉親們的反感，把我小時候那些醜事抖摟出來。
有人硬說我對軍隊沒有感情，這是讓我不能接受的。掛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虛假，藏在心裡的才有質量。我當兵之後才真正填飽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嚴，就衝著這一點，也不敢對軍隊沒有感情。當兵臨走前，村裡的幾個復員兵來給我傳授他們在部隊積累的寶貴經驗。他們說：如果吃麵條，第一碗撈半碗，連吹帶攪和，涼得快，吃得也快。吃完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來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滿，等你吃完再去撈時，鍋里就只剩下湯水了。如碰上吃米飯，萬萬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發笑。我到了部隊，才發現那些復員兵純粹是在胡說八道。新兵連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單位，簡直就是上了天堂。我們那單位，只有十幾個人，卻種了五十多畝地，每年種兩季，一季小麥，一季玉米。小麥磨成精粉（我們只吃精粉），玉米用來餵豬。你就想想我們那單位的生活吧。戰友的父親來隊吃了幾天，感嘆不已，道：什麼是共產主義？這就是了。我從新兵連下到新單位，第一頓吃了八個饅頭，自覺不好意思，更怕給領導造成不良印象，影響了進步，才意猶未盡地住了嘴。就這樣也把炊事班長嚇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員匯報情況，說管理員大事不好了!管理員說有什麼大事不好了，難道是鬼子又進了村子嗎？炊事班長說鬼子倒是沒有進村，但是來了幾個新兵，個個都是飯桶，吃得最少的那個，一頓飯還吃了八個饅頭。管理員說我就怕他們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幹，不能吃的也不能幹，我們的糧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給我殺豬，給這幾個小子油油腸子。第二天果然宰了一頭大肥豬，切成拳頭大的塊兒，紅燒了半鍋。饅頭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豬肉燉得稀爛，入口就會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這就是了。這頓飯吃罷，我們幾個新兵，走起路來都有些搖搖晃晃，吃豬肉吃醉了。我個人的感覺是肚腹沉重，宛若懷了一窩豬崽。這一頓真正叫過癮。二十年來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後遺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場上溜達，一股股的葷油像小蛇一樣，沿著喉嚨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著似的。第二天還是大白饅頭紅燒肉，我們開始羞羞答答，挑揀瘦肉吃，吃起來也有些文質彬彬了。管理員罵道：原以為來了幾條梁山好漢，卻原來也是些松包軟蛋。
又過了幾十年，當我成了所謂的 作家 之後，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螞蚱、蟋蟀、豆蟲等昆蟲，又吃到了當年吃壞了胃口的野糙、野菜，滿桌的雞鴨魚肉反而無人問津。村裡的首富，竟是一個養蟲的專業戶。我想，怪不得哲人們說兩極相通，原來餓極了和飽極了都要吃糙木蟲魚，就像北極和南極都是冰天雪地一樣。
1997年7月8日
據說北京的秋天最像秋天，但秋天的北京對於我卻只是一大堆凌亂的印象。因為我很少出門，出門也多半是在居家周圍的郵局、集市活動，或寄書，或買菜，目的明確，直奔目標而去，完成了或得手了就匆匆還家，沿途躲避著兇猛的車輛和各樣的行人，幾乎從來沒有仰起頭來，像滿懷哲思的屈原或悠閒自在的陶潛一樣望一望頭上的天。
據說秋季的北京的天是最藍的，藍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幾朵白雲，白雲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鴿在天上盤旋，鴿哨聲聲，歡快中蘊涵著幾絲悲涼，天也就更像傳說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但我在北京生活這些年裡，幾乎沒有感受到上個世紀裡那些文人筆下的北京的秋天裡美好的天。那樣的秋天是依附著低矮的房舍和開闊的眼界而存在的，那樣的秋天是與螞蟻般的車輛和高入雲霄的摩天大廈為敵的，那樣的天親近寂寞和悠閒，那樣的天被畸形的繁華和病態的喧囂扼殺了。沒有了那樣的天，北京的秋天就僅僅是一個表現在日曆牌上的季節，使生活在用空調製造出來的曖昧溫度里、很少出門的人忘記了它。
從日曆牌上我知道立秋的節氣已過，但秋後還有一伏，氣溫依然是灼熱逼人，家家的空調機還在轟鳴著，如果是中午上街，街上的水泥路面上，依然泛著耀眼的白光，多半是紅色的車輛，咬著尾巴，緩慢地移動，像一團團移動的火炭，連綴成一條灼熱的、扭曲的火龍，人在路邊走，身上汗濕黏膩，不是愉快的事。在無事的情況下，我不會在這個時刻出門。我在這個時刻，多半是在床上午睡。我可以整夜的不睡覺，但中午不可以不睡覺。如果中午不睡覺，下午我就要頭痛。在中午的夢裡，我也許會夢到清華園裡被朱自清描寫過的荷塘。雖說荷花的盛季是夏天，但初秋的北京，從電視的畫面上和報刊的文字里，我知道荷花照樣開放得狂。等荷塘里滿是高挑的蓮蓬與蒼黃的荷葉構成風景時，大概已是中秋佳節了。
我的午休時間很長，十二點上床，起床最早也要三點，有時甚至到了四點。等我迷迷瞪瞪地起來，用涼水洗了臉，下午的陽光已經把窗上的玻璃照耀得一片金黃了。起床之後，我首先是要泡上一杯濃茶，然後坐在書桌前。如果老婆不在眼前，就趕緊地點上一支煙，喝著濃茶抽著香菸，那感覺十分美妙，不可以對外人言也。
喝著茶抽著煙我開始翻書，亂翻書，因為我下午不寫作。我從來也沒養成認真讀書的習慣，拿起一本書，有時候竟然從後邊往前看，感到有趣，再從頭往後看。從過了四十歲後，我再也沒有耐心把一本書從頭看到尾了，無論是多麼精彩的書。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我知道，但要改正也難了。看一會兒書，我就站起來，心中感到有些煩，也可以叫無聊，就在屋裡轉圈，像一頭關在籠子裡的懦弱的野獸。有時就打開了那台使用了十幾年的日立牌電視機，21英寸的，當時是最好的，是用了我第一次出國的指標在出國人員免稅店買的。日本貨的質量，雖然近年來也頻頻出問題，但我家這台電視機的質量實在是好得有點惹人煩。十幾年了，天天用，畫面依然清晰，聲音依然立體，使你沒有理由把它扔了。電視裡如果有戲曲節目，我就會興奮得渾身哆嗦。和著戲曲音樂的節拍渾身哆嗦，是我鍛鍊身體的一種方法。我一手捻著一個羽毛球拍子使它們快速地旋轉著身體也在屋子裡旋轉，和著音樂的節奏，心無雜念，忘乎所以，美妙的感受不可以對外人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