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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來到公司門口，把工作證遞給傳達室里的保安員看了以後，他就要遞給我一個黑馬甲，上面有紅線綴成的D字。這一點提醒我，我還是個「被安置人員」，和公司的官員不同，和在公司里打工的人也不同。官員們穿著各色西服，打著領帶，可算是衣冠楚楚；而保安員更加衣冠楚楚，穿著金色的制服，就像軍樂團的樂師。女的保安員穿制服裙子，有些人不會穿，把前面開的衩穿到身體的側面，這可以算公司里一種特別的風景吧。
我在第八創作集體，這是一大間白色的房子，像個大車間，向陽的一面全是玻璃，故而裡面陽光燦爛。也許是太燦爛了，所以大家都戴著茶色眼鏡。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去買了一個茶色鏡。這間房子用屏風隔成迷宮似的模樣，我們也是迷宮的一部分。在這個迷宮的上空，有幾架攝像機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飛機上裝的機關槍，不停地對我們掃she。根據它的轉速和角度，我算出假如它發she子彈，可以在每十五分鐘把大家殺死一遍。開頭每次它轉到我這邊，我都微笑、招手。後來感到臉笑疼、手招累了，也就不能堅持了。
G組有七個人，其中有兩個女同事。我們這個組出產短中篇，也就是三萬字左右的東西，而每篇東西部分成四大段。其一，抒情段，大約七千字左右，由風景描寫引入男女主人公，這一段往往是由「旭日東升」這個成語開始的；其二，煽情段，男女主人公開始相互作用，一共有七十二種程式可以借用，「萍水相逢，開始愛情」只是其中一種，也是七千字左右；其三是思辨段，由男女主人公的內心獨白組成；可以借用從尼採到薩特的一切哲學書籍，也是七千字；最後是激情段，有一個劇烈的轉折。開始時愛情破裂、家庭解體、主人公死去。然後，發生轉機，主人公死而復生，破鏡重圓，也就是七八千字吧。每月一篇，登到大型文藝刊物上。到了國慶、建黨紀念日，我們要獻禮，就要在小說里加入第二抒情段、第二煽情段，就像doublebunger，doublecheeseburger一樣，拉到五萬字。什麼時候上級說文藝要普及，面向工農兵，就把思辨段撤去。順便說一句，這種事最對我的胃口。因為作為前哲學家執照的持有者，我負責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兩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發冷。只要不寫思辨段，我就基本沒事了。上了一周的班，我覺得比想像的要好過；正如老美說的那樣，「Ajobisajob」。我沒有理由說它比當肛門科大夫更壞。我現在幹的事，就叫做當了「寫手」。
我坐在辦公桌前寫一段思辨文字時，時常感到一陣寒熱襲來，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紙上寫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對主人公、對他所在的環境、對時局、對一切都極盡挖苦之能事。此種情形就如在家裡時感到性慾襲來一樣——簡單地說，我坐不住。在一個我仇恨的地方，板著臉像沒事人一樣，不是我的一貫作風。這段文字到了審稿手裡，他用紅墨水把它們盡數划去，打回來讓我重寫。他還說：真叫調皮——可惜你調皮不了多久了。對於這話，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理解。也許應該理解為威脅。這位審稿是個四十多歲的人，頭髮花白，臉像橘子皮。眾所周知，我們這裡每個人都犯過思想錯誤，所以雖然他說出這樣意味深長的話來，我還是不信他能把我怎麼樣。審稿說：我也不想把你怎麼樣——到時候你自己就老實了。從我出了世，就有人對我說這樣的話。而直到現在，我還沒見過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終搞不明白，到底是什麼使這些人端坐在這裡寫這樣無趣的東西，並且不停地呷著白開水。我自己喝著最濃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麼難熬，每周也就這麼一天嘛。我說過，G組一共有七個人，都在同一個辦公室里。除了審稿坐在門口，其他人的辦公桌在窗邊放成一排。靠著我坐的是兩位女士，都穿著棕色的套服，戴著茶色眼鏡，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來歲。另一位面朝我坐，有三十多歲。我說自己從出世就沒見過真章，那位三十來歲的就說：在這裡你準會見到真章，你等著吧——而那位四十來歲的在椅子上挪動一下身體，說：討厭！不准說這個。然後她就高聲朗誦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面上是請大家聽聽怎麼樣，其實誰也沒聽。不知道為什麼，這間房子裡的每一個人都有點臉紅，大概是因為這段文字實在不怎麼樣。
這間房子裡的每個人都有不尷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間都不互稱名宇，用「餵」、「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為在這種地方做事，覺得稱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議用代號，把年紀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紀小的叫做「F2」。這兩位女士馬上就表示贊成。男人中，審稿排為M1，其餘順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間操時間，我們都要挺胸垂著頭寫稿子，那樣子就像折斷了頸骨懸在半空中的死屍。長此以往，我們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來，這是因為在辦公室的天花板上裝了一架能轉動的攝像機，而且它沒有閒著，時時在轉。
我告訴F說，在公司里做事，感覺還可以。她說：事情似乎不該這麼好。她聽說公司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套特別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對於這一點我也有耳聞，並且到第八創作集體的第一天，我就簽了一紙合同，上面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制度。對於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別可怕，因為作為一個被安置者，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為一個公民，我又必須服從國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說，作為一個人，我還要服從人間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幾條也沒什麼。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麼。F指出，我所說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麼，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麼。從原則上說，我承認她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既然如此，也就沒什麼不想做的事。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作廢了。
我們的辦公室里有張床，周圍還拉了一圈帘子。那張床是個有輪子的擔架床，加上帘子，就像基督教青年會的寄宿舍一樣。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回來早了，就在上面睡著了——後來我被M1叫醒了，他說：起來，起來！你倒真積極，現在就躺上去！我坐起來時，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紅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樣子。M3朝我撲了過來，把我從床上拉了下來。順便說一句，大家對這張床的態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開，仿佛遮上也不好。這件事純屬古怪。但是我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既然當了寫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關我當了寫手，有一個正確的比方：一個異性戀男人和同性戀男子上了床。這是因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寫了一本書，而這本書還得了獎，它將是我這輩子能做的最後一件有人味的事。在這種情況下當寫手，無異於受閹割。有一天上班時，我看到我們樓層的保安員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覺就像在心窩上被人踹了一腳。保安員的桌子放在樓梯口上，他們穿著金色的制服，經常在桌子後面坐著，偶爾也起來串房間。有一天串到我們屋裡來，在門口和M1說話：你們屋有個新來的？是呀。他不會找麻煩吧？M1稍稍提高了嗓門兒說：誰敢跟你們找麻煩？誰敢呢？這時候他的臉漲得像豬肝一樣。保安員用手按住M1的肩頭說：你不冷靜……老同志了，不要這樣嘛。而M1就沉住了氣說道：每回來了新人，我都是這樣。說到這裡，他們兩個一齊朝我這裡轉過頭來。我端坐在那裡，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怕。
說到了保安員，必須補充一句，他們中間有女的，而且為數相當不少，這種情況只有在百貨商場那種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們這裡，她們格外地喜歡串房間。我們層有一個寬臉的小姑娘，長了一臉很可愛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帶口音，老愛往我們房間跑，並且管F1和F2叫大姐。這兩位大姐就這樣和她寒暄：你值班嗎？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聽到這樣的回答，F2的額頭上就暴起了青筋，低下頭去。後來她就到我對面坐下，和我搭訕道：大哥，聽說你會寫書——我也想寫書，你能不能教教我？對這一類的問題我是懶得答覆的，但也不能不答理人家；所以就說道：你要寫什麼哪？她說：我可寫的事多著哪。就在這時，我聽見有人猛烈地咳嗽起來了，抬頭一看，只見F2一副要中風的樣子，朝門口比著手勢。見了這個手勢，我就站了起來，說道：我要去上廁所——她當然不可能跟著我。等我回來時，那女孩走了。F2說：M5，你不錯。我說：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她說道：不能。我說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發現G組的同事裡，只有審稿像個真正的「被安置人員」，換言之，只有他才像會犯思想錯誤的樣子。這是因為我聽說過他。眾所周知，在我們的社會裡，犯錯誤的人只是極少數，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我認為，像這樣的人就算我不認識，也該有個耳聞。而組裡別的人我都沒聽說過。F2也有點像個被安置人員，因為她雖然不聰明，但還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錯誤。其他的人既不聰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錯誤。我找審稿打聽了一下，他告訴我說，這裡多數人都是走後門進來的。這使我大吃一驚，說道：我以後說話要小心了。但是他搖搖頭說：用不著。不管怎麼進來的，最後都是一樣。他還說，你就在外面當小工也挺好的，進來幹嗎？我則拿同樣的問題問他。於是他嘆口氣說道：現在說這樣的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有關走後門進來，我是這麼理解的：假如只有犯了思想錯誤的人才能進公司來當創作員，那麼就會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錯誤，他卻請客送禮托關係，硬要受到檢舉，以便到這裡來——這和我沒被安置時的作為相反，那時候我總要找我師妹把我錯誤的記錄消去，帶累得她進了監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裡待遇豐厚，並且每周只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來串門是24號的事，而那個月沒有31號。有關30號，我知道那一天領工資，還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員放假，這些都是從公司發的手冊上知道的。別的事在29號我還一無所知，到了30號上午，我在門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訓導部里聽了一上午不著邊際的訓。作為一個常犯錯誤、常聽訓的人，我一看到訓導員笑眯眯、慢條斯理地說話，就懷疑他要詐我交待點什麼，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轉入正題：「好了，現在談談你的問題吧。」在這以後，他可能會翻了臉，大聲地喝斥我；而在這段時間我應該不動聲色地頂住，等著他來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沒有轉到正題上，也就是說，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總在說我的錯誤是多麼嚴重，而他們現在對我又有多好。中午時，他叫我到小餐廳吃招待飯，我等著他下午繼續胡扯。但是在吃飯時他看了看手錶，說道：你回組去吧。連飯都不讓我吃完。只是當我離去時，他在我身後說：今天中午發生的事對你大有好處，希望你能保持謙虛、謹慎、合作。事後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並沒有完全胡扯，只是當你沒有親歷那個事件時，根本就不知他在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