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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老三屆」，本來該念書的年齡，我卻到雲南挖坑去了。這件事對我有害，尚在其次，還惹得父母為此而憂慮。有人說，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兒女而減壽，我家的情況就是如此。做父母的總想庇護未成年的兒女，在特殊年代裡，無力庇護，就代之以憂慮。身為人子，我為此感到內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後更是如此。當然，細想起來，罪不在我，但是感情總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兩千萬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覺好些，有人感覺壞些。討論整個老三屆現象，就該把個人感情撇除在外，有顆平常心。老三屆的人對此會缺少平常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極不尋常。怎麼就落在我們身上，這真叫活見鬼了。人生在什麼國度，趕上什麼樣的年月，都不由自己來決定。所以這件事說到底，還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屆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歷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我們知道，有些盲人眼睛並沒有壞，是腦子裡的病，假如腦袋受到重擊就可能復明。假設有這樣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樓梯，有個不良少年為了滿足自己無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腳踢了下去，這位盲人因此復了明。但盲人滾下樓梯依然是件慘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樓者當然是個下流胚子，決不能因為該盲人復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這是一種簡單的邏輯，大意是說，壞事就是壞事，好事就是好事，讓我們先言盡於此。至於壞事可不可以變成好事，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有一位老師，有先天的殘疾，生下來時手心朝下，腳心朝上，不管自己怎麼努力，都不能改變手腳的姿態。後來他到美國，在手術台上被人大卸八塊又裝了起來，勉強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後遺症。他向我坦白說，對自己的這個殘疾，他一直沒有平常心：我在娘胎里沒做過壞事，怎麼就這樣被生了下來？後來大夫告訴他說，這種病有六百萬分之一的發生機率，換言之，他中了個一比六百萬的大彩。我老師就此恢復了平常心。他說：所謂造化弄人，不過如此而已，這個彩我認了。他老人家在學術上有極大的成就，客觀地說，和殘疾是有一點關係的：因為別人玩時他總在用功。但我沒聽他說過：謝天謝地，我得了這種病！總而言之，在這件事上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順便說一句，他從沒有坐著輪椅上台「講用」。我覺得這樣較好。對殘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當殘疾人。
坦白地說，身為老三屆，我也有沒有平常心的時候，那就是在雲南挖坑時。當時我心裡想：媽的！比我們大的可以上大學，我們就該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這是一類想法。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比我們小的也直接上大學，就我們非得先挖坑後上學，真他媽的不公平。另一類想法是：我將來要當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上過絞首台哪。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現在的年輕人沒吃苦，也當不了作家。這兩種想法攪在一起，會使人徹底糊塗。現在我出了幾本書，但我卻以為，後一種想法是沒有道理的。假定此說是有理的，想當作家的人就該時常把自己吊起來，想當歷史學家的人就該學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當音樂家的人就該買個風鎬來家把自己震聾——以便像貝多芬，想當畫家的人就該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凡·高。什麼都想當的人就得把什麼都去掉，像個梆子，聽起來就不是個道理。總的來說，任何老三屆優越的理論都沒有平常心。當然，我也反對任何老三屆惡劣的說法。老三屆正在壯年，耳朵和男根齊備，為什麼就不如人。在身為老三屆這件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廢了十年學業嗎？這個彩老子也認了。現在不過四十來歲，還可以努力嘛。
現在來談談那種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壞事的說法。它來源於偉人，在偉人的頭腦里是好的，但到了尋常人的頭腦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時弄得人好賴不知，香臭不知。對我來說，好就是好，壞就是壞，這個邏輯很夠用。人生在世，會遇到一些好事，還會遇上些壞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壞事也承受得住。就這樣坦蕩蕩做個尋常人也不壞。
本文是對《中國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應。坦白地說，我對彭先生的文章不滿，起先是因為他說了老三屆的壞話。在我看來，老三屆現象、老三屆情結，是我們這茬人沒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機器，偶爾失去平衡，應該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仔細想來，「文革」過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總是沒有平常心哪，老三屆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噓的言論，連我看著都肉麻。讓我們先言盡於此：對於彭先生所舉老三屆心態的種種肉麻之處，我是同意的。
然後再說說我對彭先生的不滿之處。彭先生對老三屆的看法是否定的，對此我倒不想爭辯，想爭的是他講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說老三屆有種種特殊遭遇，所以他們是些特殊的人；這種特殊的人不怎麼高明——這是一種特別糟糕的論調。翻過來，說這種特殊的人特別好，也同樣的糟。這個論域貌似屬於科學，其實屬於倫理；它還是一切法西斯和偏執狂的策源地。我老師生出來時腳心朝上，但假如說的不是身體而是心智，就不能說他特殊。老三屆的遭遇是特別，但我看他們也是些尋常人。對黑人、少數民族、女人，都該做如是觀。羅素先生曾說，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為這個原則是說，當語及他人時，首先該把他當個尋常人，然後再論他的善惡是非。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從最深的意義上說，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畢竟屬同一物種。人的成就、過失、美德和陋習，都不該用他的特殊來解釋。Youarespecial，這句話只適於對愛人講。假如不是這麼用，也很肉麻。 我父親是教邏輯的教授，我哥哥是修邏輯的ph.D.我自己對邏輯學也有興趣，這種興趣是從對邏輯學家的興趣發展來的：本世紀初年，羅素發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悖論，連忙寫信告訴弗雷澤，順便通知弗雷澤，他經營了半生的體系，因為這個悖論的發現有了重大的漏洞。弗雷澤考慮了一番，回信說：我要是知道什麼是正確的結論就好了……我覺得這個弗雷澤簡直逗死了，他要是有女兒，我一定要娶了做老婆，讓他做我的老岳丈。話又說回來，就算弗雷澤有女兒，做我的姥姥一定比做老婆合適得多。這樣弗雷澤就不是我的老岳丈，而是
我的曾外公啦。我在美國上學時還遇見過一件類似的事：有一回在課堂上，有個胖乎乎的女同學在打瞌睡，忽然被老師叫起來提問。可憐她根本沒聽，怎麼能答得上來。在美國，不但老師可以問學生，學生也可以問老師。萬一老師被問住，就說一句：問得好！不回答問題，接著講課。這位女同學迷迷糊糊，拖著長聲說道：Thisisagoodquestion（問得好）……差點把大家的肚皮笑破。下課後，我打量了她好半天，發現她太胖，又有狐臭，這才打消了不軌之心——弗雷澤就有這麼逗。讓我們書歸正傳，另一個有趣的邏輯學家是維根斯坦，羅素請他來英國，研究一下出書的問題。維根斯坦沒有路費，又不肯朝羅素借。最後羅素買下了維根斯坦留在劍橋的一些舊家具——我覺得他們倆都很逗。受這種淺薄的幽默感驅使，我學過數理邏輯，開頭還有興趣，後來學到了犯難的東西，就學不進去了。
我對數學也有過興趣，這種興趣是從對方程的興趣發展來的。人們老早就知道二次方程有公式解，但二次以上的方程呢？在十九世紀以前，人們是不知道的。在十七世紀，有個義大利數學家，又是一位教授，他對三次方程的解法有點心得。有天下午，外面下著雨，在教室里，他準備對學生講講這些心得。忽聽「喀嚓」一聲巨響，天上打下來個落地雷，擦著教室落在花園裡——青色的電光從狹窄的石窗照進來，映得石牆上一片慘白。教授手捂著心口，對學生們轉過身來，說道：先生們，我們觸及了上帝的秘密……我讀到這個故事時，差點把腸子笑斷了。三次方程算個啥，還值得打雷——教授把上帝看成個小心眼了。數學我也學了不少，學來學去沒了興趣，也擱下了。類似的學科還有物理學、化學，初學時興趣都很大，後來就沒興趣了，現在未必記得多少。
總而言之，我對研究學問這件事和研究學問的人有興趣，對這門學問本身沒什麼興趣。所有的功課我都是這麼學的，但我的成績竟都是五分。只有一門功課例外，那就是計算機編程，我學的時候還要穿紙帶，沒意思透了。這一門學科里沒有名人軼事，除了這門科學的奠基人圖林先生是同性戀，敗露後自殺了。我既不是同性戀，也不想自殺，所以我對計算機沒興趣，得的全是三分。但我現在時常用得著它，所以還要買書看看，關心一下最新的進展，以免用時抓瞎。這是因為我寫文章的軟體是自己編的，別人編的軟體我既使不慣，也信不過，就這麼點原因。但就因為這點小原因，我在編程序這件事上，還真正有點修為。由此可見，對研究某種學問這件事感興趣和對這門學問本身感興趣可以完全是兩回事。
這篇小文章想寫我的心路歷程，但有一件別人的事情越過了這個歷程，我決定也把它寫上。「文革」中期，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見的高中同學。走進那間房子，我哥哥被驚呆了：這間房子有整整的一面被巨幅的世界地圖占滿了。這位同學身著藍布大褂，足蹬布底的黑布鞋，手掂紅藍鉛筆，正在屋裡踱步，而且對家兄的出現視而不見。據家兄說，這位先生當時梳了個中分頭，假如不拿紅藍鉛筆，而是挾著把雨傘，就和那張偉大領袖去安源的畫一模一樣了。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一會兒，才小聲問道：能不能請教一下……你這是在幹嗎呢？他老人家不理我哥哥，又轉了兩圈，才把手指放到嘴上，說道：噓，我在考慮世界革命的戰略問題。然後我哥哥就回家來，臉皮烏紫地告訴我此事。然後我們哥倆就捧腹大笑，幾乎笑斷了腸子……
羅素、弗雷澤研究邏輯，是對邏輯本身感興趣，要解決邏輯領域的問題，正如毛主席投身革命事業，也是對革命本身感興趣，要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這些先輩自然會有些事跡，讓人很感興趣。如果把對問題本身的興趣抹去，只追求這些事跡，就顯得多少有點不對頭。所以，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對名人感興趣的東西感興趣，並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僅僅對名人感興趣。
古時候有位書生，自稱是蘇東坡的崇拜者。有人問他：你是喜歡蘇東坡的詩詞呢，還是喜歡他的書法？書生答道：都不是的，我喜歡吃東坡肉……東坡肉燉得很爛，肥而不膩，的確很好吃。但只為東坡肉來崇拜蘇東坡，這實在是個太小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