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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所知,哲人王對人類的打算都在倫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質生活方面替我們打算周到,我倒會更喜歡他。假如能做到,他也不會被稱為哲人王,而會被稱為科學狂人。實際上,自從有了真正的科學,科學家表現得非常本分。這主要是因為科學就是教人本分的學問,所以根本就沒出過這種狂人。至於中國的傳統學術,我就不敢這麼說。起碼我聽到過一種說法,叫做「學而優則仕」,當然,若說學了它就會打量人,可能有點過分;但一聽說它又出現了新的變種,我就有點緊張。國學主張學以致用,用在誰身上,可以不問自明——當然,這又是題外之語。

  至於題內之語,還是我們為什麼要怕哲人王的打量。照我看來,此君的可怕之處首先在於他的宏偉志向:人家考慮的問題是人類的未來,而我們只是人類的幾十億分之一,幾乎可以說是不存在。《水滸傳》的牢頭禁子常對管下人犯說:你這廝只是俺手上的一個行貨……一想到哲人王,我心中難免有種行貨感。順便說一句,有些話只有哲人才能說得出來,比如尼采說:到女人那裡去不要忘了帶上鞭子。我要替女人說上一句:我們招誰惹誰了。至於這類瘋話氣派很大,我倒是承認的。總的來說,哲人王藐視人類,比牢頭禁子有過之無不及。主張信任哲人王的人會說:只有藐視人類的人才能給人類帶來更大利益。我又要說:只有這種人才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禍害。從常理來說,倘若有人把你當做了nothing,你又怎能信任他們?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處,在於他的學問。在現代社會裡,人人都有不懂的學問,科學上的結論不足以使人恐懼,因為這種結論是有證據和推導過程的,對於有理性的人,這些說法是你遲早會同意的那一種。而哲學上的結論就大不相同,有的結論你抵死也不會同意,因為既沒有證據也沒有推導,哲人王本人就是證明,而結論本身又往往非常的嚴重。舉例來說,尼采先生的結論對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嚴重;就這句話而論,我倒希望他能活過來,說一句「我是開個玩笑」,然後再死掉。當然,我也盼著中國古代的聖人活過來,把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的話收回一些。

  我說哲人王的學問可怕,絲毫也不意味著對哲學的不敬。哲學不獨有趣,還足以啟迪智慧,「文化革命」里工農兵學哲學時說:哲學就是聰明學,我以為並不過分。若以為哲學裡種種結論可以搬到生活里使用,恐怕就不盡然。下鄉時常聽老鄉抱怨說:學了聰明學反而更笨,連地都不會種了。至於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學,我認為它可以使王者更聰明,老百姓更笨。羅素是個哲學家,他說:真正的倫理準則把人人同等看待。很顯然,他的哲學不能使人成王。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這樣的哲學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為大成至聖先師,子子孫孫都是衍聖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個哲人王。

  時值今日,還有人盼著出個哲人王,給他設計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樂於做哲人王,只可惜這些現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麼好東西,人民聖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對權勢的愛好可以使人誤入歧途,服從權勢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誤入歧途。至於我自己,總覺得生活的準則。倫理的基礎,都該是些可以自明的東西。假如有未明之處,我也盼望學者賢明的意見,只是這些學者應該像科學上的前輩那樣以理服人,或者像蘇格拉底那樣,和我們進行平等的對話。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樣講出些晦澀、偏執的怪理,或者指天劃地、口沫飛濺地做出若干武斷的規定,那還不如讓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麼說,我不想把自己的未來交給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現在有一種「中華文明將拯救世界」的說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興起,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年輕時的豪言壯語:我們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進而解放全人類。對於多數人來說,不過是說說而已,我倒有過實踐這種豪言壯語的機會。七零年,我在雲南插隊,離邊境只有一步之遙,對面就是緬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過去參加緬共游擊隊。有不少同學已經過去了——我有個同班的女同學就過去了,這對我是個很大的刺激——我也考慮自己要不要過去。過去以後可以解放緬甸的受苦人,然後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對頭。有一夜,我抽了半條春城牌香菸,來考慮要不要過去,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認識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們在受何種苦,所以就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並沒有要求我去解放,這樣貿然過去,未免自作多情。這樣一來,我的理智就戰勝了我的感情,沒幹這件傻事。

  對我年輕時的品行,我的小學老師有句評價:蔫壞。這個壞字我是不承認的,但是「蔫」卻是無可否認。我在課堂上從來一言不發,要是提問我,我就翻一陣白眼。像我這樣的蔫人都有如此強烈的救世情結,別人就更不必說了。有一些同學到內蒙古去插隊,一心要把階級鬥爭蓋子揭開,解放當地在「內人黨」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雞犬不寧。其結果正如我一位同學說的:我們「非常招人恨」。至於到緬甸打仗的女同學,她最不願提起這件事,一說到緬甸,她就說:不說這個好嗎?看來她在緬甸也沒解放了誰。看來,不切實際的救世情結對別人毫無益處,但對自己還有點用——有消愁解悶之用。「文化革命」里流傳著一首紅衛兵詩歌《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寫兩個紅衛兵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國,「戰友」為了掩護「我」,犧牲在「白宮華麗的台階上」。這當然是瞎浪漫,不能當真:這樣隨便去攻打人家的總統官邸,勢必要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對。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解放的欲望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聖雄甘地、我國的革命先烈,他們是真正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鬥爭。還有一種假解放,主要是想滿足自己的情緒,硬要去解救一些人。這種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對於瞎浪漫,我還能提供一個例子,是我十三歲時的事。當時我墮入了一陣哲學的思辨之中,開始考慮整個宇宙的前途,以及人生的意義,所以就變得本木痴痴;雖然功課還好,但這樣子很不討人喜歡。老師見我這樣子,就批評我;見我又不像在聽,就掐我幾把。這位老師是女的,二十多歲,長得又漂亮,是我單戀的對象,但她又的確掐疼了我。這就使我陷入了愛恨交集之中,於是我就常做種古怪的白日夢,一會兒想像她掉進水裡,被我救了出來;一會兒想像她掉到火里,又被我救了出來。我想這夢的前一半說明我恨她,後一半說明我愛她。我想老師還能原諒我的不敬:無論在哪個夢裡,她都沒被水嗆了肺,也沒被火烤糊,被我及時地搶救出來了——但我老師本人一定不樂意落入這些危險的境界。為了這種白日夢,我又被她多掐了很多下。我想這是應該的:瞎浪漫的解救,是一種意yín。學生對老師動這種念頭,就該掐。針對個人的意yín雖然不雅,但像一回事。針對全世界的意yín,就不知讓人說什麼好了。

  中國的儒士從來就以解天下於倒懸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還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說,整個世界都要靠中國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現在又有人舊話重提。這話和紅衛兵的想法其實很相通。只是紅衛兵只想動武,所以浪漫起來就衝到白宮門前,讀書人有文化,就想到將來全世界變得無序,要靠中華文化來重建全球新秩序。誠然,這世界是有某種可能變得無序——它還有可能被某個小行星撞了呢——然後要靠東方文化來拯救。哪一種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總想讓別人倒霉幹啥?無非是要滿足你的救世情結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懸」中,你去解救,是好樣的;現在還是正著的,非要在想像中把人家倒掛起來,以便解救之,這就是意yín。我不尊重這種想法。我只尊敬像已故的陳景潤前輩那樣的人。陳前輩只以解開哥德巴赫猜想為己任,雖然沒有最後解決這個問題,但好歹做成了一些事。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寫些好的小說,這件事我一直在做。李敖先生罵國民黨,說他們手yín台灣,意yín大陸,這話我想借用一下,不管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總比終日手yín中華文化,意yín全世界好得多吧。 小時候,每當得到了一樣只能由一人享受的好東西而我們是兩個人時,就要做個小遊戲來決定誰是幸運者。如你所知,這種把戲叫作「石頭、剪子、布」,這三種東西循環相剋,你出其中某一樣,正好被別人克住,就失敗了。這種遊戲有個古老的名稱,叫作「百姓、洋人、官」,我相信這名稱是清末民初流傳下來的,當時洋人怕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官又怕洋人。《官場現形記》寫到了不少實例:中國的老百姓人多,和洋人起了爭執,就蜂擁而上,先把他臭揍一頓——洋人怕老百姓,是怕吃眼前虧。洋人到了衙門裡,開口閉口就是要請本國大使和你們皇上說話,中國的官怕得要死——不但怕洋人,連與洋人有來往的中國人都怕,這種中國人多數是信教的,你到了衙門裡,只要說一句「小的是在教的」,官老爺就不敢把你當中國百姓看待,而是要當洋人來巴結。書里有個故事,說一位官老爺聽說某人「在教」,就去巴結,拿了豬頭三牲到人家的廟裡上供,結果被打得稀爛攆了出來——原來是搞錯了,人家在的不是洋人的天主教,而是清真古教。

  小說難免有些誇張,但當時有這種現象,倒是無可懷疑。現在完全不同了。洋人在中國,只要不做壞事,就不用怕老百姓。我住的小區里立有一塊牌子,寫有文明公約,其中有一條,提醒我見了外國人,要「不卑不亢,以禮相待」,人家沒有理由怕我。至於我國政府,根本就不怕洋人。在對外交涉中,就是做了些讓步,也是合乎道理的。就說保護智慧財產權罷,盜版軟體、盜版VCD,那是偷人家外國的東西;再說市場准入罷,人家外國的市場准你入,你的市場不准人家入,這生意是沒法做的。如果說打擊國內的盜版商、開放市場就是怕了洋人,肯定是惡意的中傷。還有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的「不出頭」政策,這也合乎道理,要出頭就要把大票的銀子白白交給別人去花,我們捨不得,跟怕洋人沒有關係。在這個方面,我完全贊成政府,尤其這最後一條。

  既然情況發生了變化,我再說這些似乎是無的放矢——但我的故事還沒講完呢。無論石頭、剪子、布,還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環相剋的遊戲。這種古老的遊戲還有一個環節是老百姓怕官。這種情況現在應該沒有了——現在不是封建社會了,老百姓不該怕官。政府機關也要講道理、依法辦事,你對政府部門有什麼意見,既可以反映上去,又可以到檢察機關去告——理論上是這樣的。但中國是個官本位國家,老百姓見了官,腿肚子就會篩起糠來,底氣不足,有民主權利,也不敢享受。對於絕大多數平頭百姓來說,情況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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