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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比任何人都愛堇，都需要堇。就算哪裡也抵達不了，我也不能將自己的心曲簡單地束之高閣，因為哪裡都找不到替代。
此外，我還夢想遲早會出現“意外大轉折”。縱然其實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至少做夢的權利在我還是有的。當然這最終並沒有實現。
我心裡明白，堇這一存在一旦失去，我身上有很多東西便將迷失，恰如若干事物從退cháo後的海岸消失不見。剩下來的，僅是扭曲的空幻的世界、幽暗的陰冷的世界、對於我早已無正當意義可言的世界。我與堇之間所發生的那樣的事，在那個新世界不至於再發生了吧：這我心中有數。
每個人都有隻能在某個特殊年代得到的特殊東西。它好比微弱的火苗，幸運的人小心翼翼地呵護它助長它，使之作為松明燃燒下去。然而一旦失去，火苗便永遠無法找回。我失去的不僅僅是堇，連那珍貴的火焰也隨她一同失去了。
我想到“那一側”的世界。那裡大概有堇，有失去的那個敏，那個滿頭黑髮、具有旺盛性慾的另一半敏。她們說不定在那裡相遇、相助以至相交。“我們要做無論如何也不能訴諸語言的事”——堇想必會這樣對我說（但這樣一來，她最終還是向我“訴諸語言”了）。
那裡果真有我的居所嗎？我能夠在那裡同她們朝夕相處嗎？在她們熱火朝天地雲雨的時間裡，我大約要在某個房間的角落閱讀巴爾扎克全集或別的什麼全集來打發時間，之後同淋浴出來的堇散很長很長的步，說很多很多的話（話的大部分照例由堇承擔）。這樣的模式能永遠維持下去嗎？這是正常的嗎？“那還用說！”堇想必說道，“用不著一一問吧？你是我唯一的完全朋友嘛！”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那個世界。我用手撫摸衛城滑溜溜硬邦邦的岩面，回想印染於此處、被封閉於此處的悠久歷史。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我這個人都已被封閉在這時間性的持續過程中，無法從中脫身。不不，不是的，說到底，是我並不真想從中脫身。
到了明天，我將飛回東京。暑假馬上結束，我將重新涉足永無休止的日常。那裡有為我準備的場所，有我的房間，有我的桌子，有我的教室，有我的學生，有平靜的每一天，有應看的小說，有不時為之的性活動。
儘管如此，我也恐怕再不可能返回過去的自己了，而周圍任何人都覺察不出回到日本的我已不同以前，因為外表上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然而我身上已有什麼化為灰燼，化為零。哪裡在流血。有人、有什麼從我身上撤離了。低眉垂首，無語無言。門打開，又關閉，燈光熄盡。今天對我是最後一天，今日黃昏是最後的黃昏。天一亮，現在的我便已不在這裡，這個軀體將由他人進入。
為什麼人們都必須孤獨到如此地步呢？我思忖著，為什麼非如此孤獨不可呢？這個世界上生息的芸芸眾生無不在他人身上尋求什麼，結果我們卻又如此孤立無助，這是為什麼？這顆行星莫非是以人們的寂寥為養料來維持其運轉的不成？
我仰臥在平坦的岩石上遙望天空，想像現在也理應繞著地球運轉不休的眾多的人造衛星。地平線仍鑲有淡淡的光邊，但染成葡萄酒一般深色的天宇上已有幾顆星閃出。我從中尋找人造衛星的光閃。但天空畢竟還太亮了，肉眼很難捕捉它們的姿影。肉眼看到的星星無不像被釘子釘住一樣在同一位置上一動不動。我閉上眼睛，豎起耳朵，推想將地球引力作為唯一紐帶持續划過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後裔們。它們作為孤獨的金屬塊在暢通無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離永別，無交流的話語，無相期的承諾。
星期日下午，電話鈴響了。九月新學期開始後的第二個星期日。我正在做推遲了的午飯，但還是一一關上煤氣，趕緊拿起聽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來的關於堇消息的電話。鈴聲的響法總好像有一種緊迫感，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不料是“女朋友”打來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喧——這是很少有的——說道，“能馬上來一趟？”
聽語氣，似乎發生了什麼不妙的事，說不定是我們的關係被她丈夫發覺了。我靜靜地深吸一口氣。萬一同班上學生的母親睡覺的事給學校知道，不用說，我將處於相當狼狽的境地。最壞時情況有可能被解職，不過這怕也是沒辦法的事，這點從一開始就已清楚。
“去哪兒？”我問。
“超級市場。”她說。
我乘電車趕去立川，到火車站附近那家超級市場已經兩點半了。下午熱得就好像盛夏捲土重來一般，我卻按她的吩咐，穿白襯衫打領帶，外加灰色薄質西服。她說這樣看上去像老師，能給對方以良好印象，“因為你有時看上去像學生”。
在門口向一位正在整理售貨卡的店員問保安室在哪裡，對方說保安室不在這裡，在隔一條路的另一棟的三樓。原來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層小樓，裡邊連電梯都沒有。混凝土牆壁裂紋縱橫，仿佛在木訥地訴說別介意、反正就要整個拆除了。我爬上磨損了的窄樓梯，小聲敲了敲掛有保安室標牌的門，一個男子粗重的語聲讓我進去。推開門，見她和兒子在裡面。兩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對。別無他人。
房間即使不算寬寬大大，可也決不窄窄巴巴。三張桌子靠窗排開，鐵皮文件櫃立在對面一側。旁邊那堵牆上貼著執勤表，鐵架上擺著三頂保安員帽。最頂頭那扇鑲有磨砂玻璃的門的對面看樣子有間休息室。房間無任何裝飾，無花，無畫，無掛曆，唯獨牆上那個圓形掛鍾格外醒目。房間空曠得出奇，儼然因某種緣由被時間長河遺棄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菸和書刊和人的汗漾出仿佛經年累月才融為一體的不可思議的氣味。
執勤的保安員身體敦敦實實，年齡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腦袋，花白頭髮密麻麻硬挺挺，用散發出廉價氣息的整發水迫使其就範。其眼前的菸灰缸里滿是“七星”殘骸。我一進門，他立即摘下黑邊眼鏡，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來那是他見生人時的習慣性動作。摘下眼鏡，那對眼睛猶如從月球拾來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鏡戴回後，冰冷沒那麼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總的說來，不是以安慰別人為目的的視線。
房間悶熱，窗固然開著，但風絲毫進不來，進來的唯有路上的嘈雜。被紅燈攔住的大卡車發出嘶啞的氣閘聲，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韋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簡單寒暄，遞出名片。保安員默默接過，咬著嘴唇盯視良久，盯罷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臉看我的臉。
“蠻年輕的老師嘛，”他說，“工作幾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樣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聲，再沒說什麼。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內容複雜的雄辯。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確認什麼似的注視我的名字。
此外，我還夢想遲早會出現“意外大轉折”。縱然其實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至少做夢的權利在我還是有的。當然這最終並沒有實現。
我心裡明白，堇這一存在一旦失去，我身上有很多東西便將迷失，恰如若干事物從退cháo後的海岸消失不見。剩下來的，僅是扭曲的空幻的世界、幽暗的陰冷的世界、對於我早已無正當意義可言的世界。我與堇之間所發生的那樣的事，在那個新世界不至於再發生了吧：這我心中有數。
每個人都有隻能在某個特殊年代得到的特殊東西。它好比微弱的火苗，幸運的人小心翼翼地呵護它助長它，使之作為松明燃燒下去。然而一旦失去，火苗便永遠無法找回。我失去的不僅僅是堇，連那珍貴的火焰也隨她一同失去了。
我想到“那一側”的世界。那裡大概有堇，有失去的那個敏，那個滿頭黑髮、具有旺盛性慾的另一半敏。她們說不定在那裡相遇、相助以至相交。“我們要做無論如何也不能訴諸語言的事”——堇想必會這樣對我說（但這樣一來，她最終還是向我“訴諸語言”了）。
那裡果真有我的居所嗎？我能夠在那裡同她們朝夕相處嗎？在她們熱火朝天地雲雨的時間裡，我大約要在某個房間的角落閱讀巴爾扎克全集或別的什麼全集來打發時間，之後同淋浴出來的堇散很長很長的步，說很多很多的話（話的大部分照例由堇承擔）。這樣的模式能永遠維持下去嗎？這是正常的嗎？“那還用說！”堇想必說道，“用不著一一問吧？你是我唯一的完全朋友嘛！”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那個世界。我用手撫摸衛城滑溜溜硬邦邦的岩面，回想印染於此處、被封閉於此處的悠久歷史。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我這個人都已被封閉在這時間性的持續過程中，無法從中脫身。不不，不是的，說到底，是我並不真想從中脫身。
到了明天，我將飛回東京。暑假馬上結束，我將重新涉足永無休止的日常。那裡有為我準備的場所，有我的房間，有我的桌子，有我的教室，有我的學生，有平靜的每一天，有應看的小說，有不時為之的性活動。
儘管如此，我也恐怕再不可能返回過去的自己了，而周圍任何人都覺察不出回到日本的我已不同以前，因為外表上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然而我身上已有什麼化為灰燼，化為零。哪裡在流血。有人、有什麼從我身上撤離了。低眉垂首，無語無言。門打開，又關閉，燈光熄盡。今天對我是最後一天，今日黃昏是最後的黃昏。天一亮，現在的我便已不在這裡，這個軀體將由他人進入。
為什麼人們都必須孤獨到如此地步呢？我思忖著，為什麼非如此孤獨不可呢？這個世界上生息的芸芸眾生無不在他人身上尋求什麼，結果我們卻又如此孤立無助，這是為什麼？這顆行星莫非是以人們的寂寥為養料來維持其運轉的不成？
我仰臥在平坦的岩石上遙望天空，想像現在也理應繞著地球運轉不休的眾多的人造衛星。地平線仍鑲有淡淡的光邊，但染成葡萄酒一般深色的天宇上已有幾顆星閃出。我從中尋找人造衛星的光閃。但天空畢竟還太亮了，肉眼很難捕捉它們的姿影。肉眼看到的星星無不像被釘子釘住一樣在同一位置上一動不動。我閉上眼睛，豎起耳朵，推想將地球引力作為唯一紐帶持續划過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後裔們。它們作為孤獨的金屬塊在暢通無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離永別，無交流的話語，無相期的承諾。
星期日下午，電話鈴響了。九月新學期開始後的第二個星期日。我正在做推遲了的午飯，但還是一一關上煤氣，趕緊拿起聽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來的關於堇消息的電話。鈴聲的響法總好像有一種緊迫感，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不料是“女朋友”打來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喧——這是很少有的——說道，“能馬上來一趟？”
聽語氣，似乎發生了什麼不妙的事，說不定是我們的關係被她丈夫發覺了。我靜靜地深吸一口氣。萬一同班上學生的母親睡覺的事給學校知道，不用說，我將處於相當狼狽的境地。最壞時情況有可能被解職，不過這怕也是沒辦法的事，這點從一開始就已清楚。
“去哪兒？”我問。
“超級市場。”她說。
我乘電車趕去立川，到火車站附近那家超級市場已經兩點半了。下午熱得就好像盛夏捲土重來一般，我卻按她的吩咐，穿白襯衫打領帶，外加灰色薄質西服。她說這樣看上去像老師，能給對方以良好印象，“因為你有時看上去像學生”。
在門口向一位正在整理售貨卡的店員問保安室在哪裡，對方說保安室不在這裡，在隔一條路的另一棟的三樓。原來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層小樓，裡邊連電梯都沒有。混凝土牆壁裂紋縱橫，仿佛在木訥地訴說別介意、反正就要整個拆除了。我爬上磨損了的窄樓梯，小聲敲了敲掛有保安室標牌的門，一個男子粗重的語聲讓我進去。推開門，見她和兒子在裡面。兩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對。別無他人。
房間即使不算寬寬大大，可也決不窄窄巴巴。三張桌子靠窗排開，鐵皮文件櫃立在對面一側。旁邊那堵牆上貼著執勤表，鐵架上擺著三頂保安員帽。最頂頭那扇鑲有磨砂玻璃的門的對面看樣子有間休息室。房間無任何裝飾，無花，無畫，無掛曆，唯獨牆上那個圓形掛鍾格外醒目。房間空曠得出奇，儼然因某種緣由被時間長河遺棄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菸和書刊和人的汗漾出仿佛經年累月才融為一體的不可思議的氣味。
執勤的保安員身體敦敦實實，年齡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腦袋，花白頭髮密麻麻硬挺挺，用散發出廉價氣息的整發水迫使其就範。其眼前的菸灰缸里滿是“七星”殘骸。我一進門，他立即摘下黑邊眼鏡，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來那是他見生人時的習慣性動作。摘下眼鏡，那對眼睛猶如從月球拾來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鏡戴回後，冰冷沒那麼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總的說來，不是以安慰別人為目的的視線。
房間悶熱，窗固然開著，但風絲毫進不來，進來的唯有路上的嘈雜。被紅燈攔住的大卡車發出嘶啞的氣閘聲，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韋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簡單寒暄，遞出名片。保安員默默接過，咬著嘴唇盯視良久，盯罷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臉看我的臉。
“蠻年輕的老師嘛，”他說，“工作幾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樣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聲，再沒說什麼。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內容複雜的雄辯。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確認什麼似的注視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