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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她雖已回到日本卻怎麼也同我聯繫不上。相比之下，她希求的恐怕更是保持緘默、懷抱記憶，就那樣被某處無名的荒郊僻野吞噬進去。我是這樣推想的。我不想責備敏，當然更談不上怨恨。
這時驀然浮上心頭的，是韓國北部一座山間小鎮上矗立的敏父親的銅像。我想像鎮上的小廣場、一排排低矮的民舍、落滿灰塵的銅像。那地方常刮強風，所有的樹木都彎曲得近乎虛擬物。不知何故，那銅像在我心中同手握“美洲虎”方向盤的敏的身姿合而為一。
我想，所有事物恐怕從一開始便在遠處某個場所悄然失卻，至少作為合而為一的形象而擁有其應該失卻的安靜場所。我們的生存過程，無非像捯細線那樣一個個發現其交合點而已。我閉目合眼，竭力回憶——多回憶一個也好——那裡的美好事物，將其留在自己手中，縱使其僅有稍縱即逝的生命。
做夢。我不時覺得做夢是一項正確的行為。做夢，在夢境中生活，如堇寫的那樣。然而夢都不長，覺醒很快把我抓回。
夜半三時我睜眼醒來，開燈，欠身，看枕邊的電話機，想像在電話亭里點罷一文煙按動我電話號碼的堇的姿影：頭髮亂蓮蓬的，身上的男式人字呢夾克松垮垮的，腳上的襪子左右不一樣。她皺起眉頭，不時嗆一口煙，花些時間才能最後按對號碼。但她腦袋裡裝滿必須跟我說的話，說到早上怕也說不完，比如象徵與符號的區別。電話機似乎即刻要鳴響，但不曾鳴響。我久久躺著看那保持沉默的電話機。
但有一次電話鈴響起來了，當真在我眼前響起，震動了現實世界的空氣。我馬上拿起聽筒。
“喂喂。”
“噯，我回來了。”堇說，聲音十分冷靜，十分清晰。“這個那個費了不少周折，但總算回來了。如果把荷馬的《奧德賽》弄成五十字縮寫版，就是我這樣子。”
“那就好。”我說。一下子我還很難信以為真。她的聲音果真傳來了？傳來的果真是她的聲音？
“那就好？”堇（大概）皺起眉頭問，“這算什麼呀？我拼死拼話干辛萬苦乘這個轉那個——一說起來說不完——好不容易回來了，結果只換來你這麼一句？眼淚都要出來了。若是不好的話，我可到底怎麼辦？‘那就好’，難以置信，實在難以置信。那些情暖人心妙趣橫生的台詞全都留給你班上剛剛弄明白四則運算的毛孩子了不成？”
“現在在哪兒？”
“我現在在哪兒？你想我在哪兒？在令人懷念的古典式電話亭里呢！在到處貼滿冒牌金融公司和IC卡俱樂部小廣告的不倫不類的四方形電話亭里。天空掛著顏色像在發霉的彎月、一地菸頭。怎麼轉圈也找不到讓人欣慰的物體。可以交換的符號式電話亭。對了，地點是哪裡呢？現在搞不明白。一切都太符號化了。再說你怕也知道，地點最讓我傷腦筋，口頭表達不清楚，所以總給計程車司機訓斥：你到底想去哪裡啊？不過我想不遠，估計相當近，我想。”
“這就去接。”
“肯那樣我太高興了。查看好地點再打電話過去。反正現在零錢也不夠了，等著啊。”
“非常想見你。”我說。
“我也非常想見你。”她說，“見不到你以後我算徹底明白過來了，就像行星們乖覺地排成一列那樣明明白白——我的的確確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訴你，我在一個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開什麼的喉嚨來著，磨快菜刀，以鐵石心腸。像修建中國城門時那樣，象徵性地。我說的你可理解？”
“我想我理解。”
“來這兒接我！”
電話突然掛斷。我手握聽筒盯視良久，就像聽筒這物件本身即是重要信息，其顏色和形狀含有某種特殊意味。之後轉念把聽筒放回。我在床上坐起，等待電話鈴再次響起。我背靠著牆，視線聚焦在眼前空間的某一點，反覆進行緩慢的無聲的呼吸，不斷確認時間與時間的接合點。電話鈴執意不響。沒有承諾的沉默無休無止地涌滿空間。但我不急，無急的必要。我己準備就緒，可以奔赴任何地點。
是嗎？
是的。
我翻身下床，拉開曬舊的窗簾，推窗，伸出腦袋仰望依然暗沉沉的天空。那裡的確懸浮著顏色像在發霉的彎月。足矣。我們在看同一世界的同一月亮。我們確實以一條線同現實相連，我只消將其悄然拉近即可。
之後，我展開十指，定睛注視左右手心。我在上面尋找血跡。但沒有血跡。無血腥，無緊繃感。血大概已經靜靜滲入到什麼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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