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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滑頭徐階（2）
這下子嚴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階的對手了。於是擺酒設宴，款待徐階。席間，嚴嵩令子孫團團拜倒在徐階腳下，舉杯託孤道： 嚴某日薄西山，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顧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辱哺之）。徐階立即避席，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徐階雖然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心裡卻在磨刀霍霍，暗暗盤算怎樣才能徹底整倒嚴嵩，出這多年所受的窩囊氣，也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嚴嵩害死的夏言報一箭之仇。他的辦法是請神仙幫忙。徐階知道，嘉靖身邊是不能沒有道士的。他最寵信的道士，先是邵元節，後是陶仲文。但邵元節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於是徐階便向嘉靖推薦藍道行。藍道行是山東道士，本事是會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聖呢？是管廁所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廁所。內急的時候找不到廁所，比肚子餓了找不到飯館還嚴重。所以紫姑的乩語最靈。藍道行會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實藍道行哪有什麼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監合夥作弊。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 先由皇帝把要問的問題寫在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神仙用乩語回答。如果不靈，就要怪太監污穢不潔，神仙不肯降臨。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告訴藍道行，這樣自然就靈了。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做手腳。比方說，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jian臣奏事”。嘉靖問天下何以不治，乩語就說： 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問誰是賢臣，誰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難想像的，自然說徐階賢臣，嚴嵩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還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讓嘉靖動心，不能讓嘉靖動手。堂堂大明天子，總不能公然下詔，說乩語如何因此必須如何吧！這就需要有機會，比如嚴嵩正好犯了什麼事，或者正好有人彈劾他。機會也是說來就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個名叫鄒應龍的御史（監察部處長）因為避雨躲進一位太監家，聽到了“神仙”說嚴嵩是小人的事。鄒應龍一聽就明白，嚴嵩的好日子到頭了（帝眷已潛移），於是連夜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覆： 嚴嵩給米百石，退休回家，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去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嚴嵩的聖眷；今年一陣大雨，又澆滅了嚴嵩的權勢。這可真是“水火無情”。
嚴嵩倒了，但沒有死。嚴世蕃也活得很滋潤。他並沒有到雷州衛服刑，只在廣東南雄住了兩個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後也不韜光養晦，反倒大興土木，修建私宅。這就引起了地方官員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嚴府，嚴世蕃卻不注意，氣焰十分囂張。有一次，袁州府推官（專管刑獄的官員，正七品）郭諫臣到嚴府公幹，嚴府家奴非常無禮，公然不把他這個朝廷命官放在眼裡。郭推官咽不下這口氣，一狀告到巡江御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裡。林潤也是一個想把嚴家置於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嚴世蕃的把柄——與羅龍文過從甚密。羅龍文是什麼人？是倭寇王直的親戚，而且和嚴世蕃一樣，也是從流放地私自逃回的。於是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和羅龍文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制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
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隨後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三、滑頭徐階（3）
嚴世蕃二進宮的消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麼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麼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里，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糙稿送到徐階那裡，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 什麼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麼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麼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麼串通裡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裡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歷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儘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四、誰是禍根（1）
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摺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麼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麼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麼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jian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摺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jian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惟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嘗不知道以“jian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嘗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jian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
這下子嚴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階的對手了。於是擺酒設宴，款待徐階。席間，嚴嵩令子孫團團拜倒在徐階腳下，舉杯託孤道： 嚴某日薄西山，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顧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辱哺之）。徐階立即避席，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徐階雖然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心裡卻在磨刀霍霍，暗暗盤算怎樣才能徹底整倒嚴嵩，出這多年所受的窩囊氣，也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嚴嵩害死的夏言報一箭之仇。他的辦法是請神仙幫忙。徐階知道，嘉靖身邊是不能沒有道士的。他最寵信的道士，先是邵元節，後是陶仲文。但邵元節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於是徐階便向嘉靖推薦藍道行。藍道行是山東道士，本事是會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聖呢？是管廁所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廁所。內急的時候找不到廁所，比肚子餓了找不到飯館還嚴重。所以紫姑的乩語最靈。藍道行會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實藍道行哪有什麼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監合夥作弊。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 先由皇帝把要問的問題寫在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神仙用乩語回答。如果不靈，就要怪太監污穢不潔，神仙不肯降臨。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告訴藍道行，這樣自然就靈了。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做手腳。比方說，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jian臣奏事”。嘉靖問天下何以不治，乩語就說： 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問誰是賢臣，誰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難想像的，自然說徐階賢臣，嚴嵩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還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讓嘉靖動心，不能讓嘉靖動手。堂堂大明天子，總不能公然下詔，說乩語如何因此必須如何吧！這就需要有機會，比如嚴嵩正好犯了什麼事，或者正好有人彈劾他。機會也是說來就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個名叫鄒應龍的御史（監察部處長）因為避雨躲進一位太監家，聽到了“神仙”說嚴嵩是小人的事。鄒應龍一聽就明白，嚴嵩的好日子到頭了（帝眷已潛移），於是連夜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覆： 嚴嵩給米百石，退休回家，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去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嚴嵩的聖眷；今年一陣大雨，又澆滅了嚴嵩的權勢。這可真是“水火無情”。
嚴嵩倒了，但沒有死。嚴世蕃也活得很滋潤。他並沒有到雷州衛服刑，只在廣東南雄住了兩個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後也不韜光養晦，反倒大興土木，修建私宅。這就引起了地方官員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嚴府，嚴世蕃卻不注意，氣焰十分囂張。有一次，袁州府推官（專管刑獄的官員，正七品）郭諫臣到嚴府公幹，嚴府家奴非常無禮，公然不把他這個朝廷命官放在眼裡。郭推官咽不下這口氣，一狀告到巡江御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裡。林潤也是一個想把嚴家置於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嚴世蕃的把柄——與羅龍文過從甚密。羅龍文是什麼人？是倭寇王直的親戚，而且和嚴世蕃一樣，也是從流放地私自逃回的。於是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和羅龍文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制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
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隨後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三、滑頭徐階（3）
嚴世蕃二進宮的消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麼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麼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里，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糙稿送到徐階那裡，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 什麼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麼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麼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麼串通裡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裡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歷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儘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四、誰是禍根（1）
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摺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麼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麼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麼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jian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摺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jian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惟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嘗不知道以“jian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嘗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jian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