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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它也不可能成為慣例。我們知道，無論君主還是共和，都有一個授權問題。君主制講"君權神授", 共和制講"治權民授"。召周二相的共同執政，卻既無上天的授權，也無民眾的授權，甚至沒有君主的授權，這就不但不是"共和"，反倒有"僭主"嫌疑了。這是他們最終要交出權力的原因--害怕被視為"亂臣賊子"，天下共討之！
其實"召周共和"與其說是"共和"，不如說是"共攝"（共同攝政）。它連徒有其名的共和都談不上，因為並未廢除君主。更何況所謂"共和"，遠非僅僅就是共同執政。共同執政如果不是經由國民同意、向全社會開放並受憲法制約，那就不是共和，而是寡頭政治，只不過由"一人獨裁"變成"多人專政"而已。這正是古典共和必然失敗，古典共和國最終變為帝國（如羅馬）的原因之一。因此，現代共和必須同時具備兩個要素，即民主與憲政。前者解決授權問題，後者解決限政問題。而這兩個要素，也同樣為中國政治傳統所闕如。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五 民主與憲政
與共和一樣，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種古老的理想和傳統。就中國歷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禮中的"鄉飲酒禮"。所謂"鄉飲酒禮"，就是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請國內賢者、能者、鄉老、鄉大夫等"社會賢達"舉行酒會，在斛籌交錯中就軍國大事進行政治諮詢，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協商會議"或"元老會議"。上古尊老（老人多經驗）、重賢（賢者多智慧），定期召開這樣的會議，並不奇怪，也有效益。在當時，這些與會的"社會賢達"們大約也是能夠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的（後世則逐漸演變為一種純粹的禮儀），因此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城邦民主制政治"（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
其實，這同視召周攝政為共和一樣，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量。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攝不是共和，鄉飲酒禮也只是協商而非民主。民主當然包含協商，但協商卻並不即等於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進行授權"。也就是說，在民主的體制下，執政者的權力必須由人民（或公民、國民）授予，未經授權的任何政權都是非法，這就叫"主權在民"。而且，授權一旦變更，執政者就必須交出權力，這就叫"可以讓渡"。"主權在民"和"可以讓渡"是民主的關鍵，選舉換屆即是其具體體現。如果主權不在民，或理論上權力不可以讓渡，即非民主。
這又是中國沒有的傳統。不錯，中國古代是有所謂"民本"思想，但"民本"（國本在民）並不是"民主"（主權在民）。民主分的是"主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民本分的是"主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何況"君輕民貴"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實，事實是"君貴民賤"。君至貴，也叫"至尊"（九五之尊）；民至賤，也叫"糙民"（糙芥之民）；君為主，叫"君主"；臣為仆，叫"臣僕"；君為父，叫"君父"；臣為子，叫"臣子"。請大家看看，這裡面哪有什麼"主權在民"? 明明是"主權在君"。而所謂"民本"，則不過是以"子民"為執政的"本錢"罷了。或者說，是他們的"載舟之水"而已。
顯然，君主不是"人民之子"，而是"天之驕子"；官員也不是"人民公僕"，而是"民之父母"。一個有民本思想的"父母官"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為民做主"（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為民做主"與"為人民服務"完全是兩個概念。服務者是"公僕"，做主的卻是"主宰"。"為民做主"雖較"荼毒百姓"為好，卻仍是"主民"，不是"民主"。
中國歷史上既沒有"主權在民"的觀念，也沒有"人民授權"的制度（君權神授的儀式倒是有的）。歷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執政權，沒有一個是人民授予的，而是執政者自己巧取豪奪來的。宮廷政變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奪。巧取者少，豪奪者多，但無一經由民授。當然，一旦獲得政權，執政者也會標榜自己的天下得之於民，謂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他們的政權雖非民授，卻也"順應民心"，甚至是"人心所向"。按照"天意即民意"的原理，這也無妨看作人民的授權，只不過是"心授"（人心授權）罷了。其實，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劉備，據說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嘗得天下？也就是九州有其一而已，還是打出來的。又比如清人剛剛人關時，何嘗得過民心（其"剃頭令"就不得人心）？卻也照樣得天下。可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才是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卻值得懷疑（請參看常書遠《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
至於權力可以讓渡，則更是匪夷所思。不但帝國的統治者不同意，民國的統治者也不同意。問題還不在於他們願意不願意，更在於他們根本就不承認權力的讓渡有什麼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國民黨大佬陳立夫曾對民主人士沈鈞儒說："我們是拼了命得來的，你們要憑圓桌上的空話說了去，哪有這麼便宜的事？"這真是一語道破天機：權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讓渡。你要拿，也得憑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奪！
政權既非經由民授，則治下之民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民權。沒有民權，就談不上憲政。因為憲政並非簡單的就是"立憲執政"，更重要的是"全民約法"。主權不在民，國民無民權，又怎麼能立法？豈但無權立法，甚至連國民和公民都不是，是"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 自然是任由予奪。何況江山是統治者打下來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當然是由統治者（或曰勝利者）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方式來治理國家，並制定規則。那麼，又有誰願意在勝利後制定一部憲法，來做自己的"緊箍咒"呢？恐怕沒有。所以，歷代王朝開國之際雖然也都要進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與其說是"立法", 不如說是"制律"。因為那些所謂"法律"都是對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專制帝王們對"依法治國"或"依法行政"沒有興趣，他們更信奉的是"口銜天憲"和"聯即國家"。
何況憲政並不只是"憲政"（在憲法框架內行政）， 更重要的還是"限政"（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還要限制國會，而且首先是限制國會。其證明，就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不得立法"條款--"聯邦議會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動自由；不得立法剝奪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向政府請願、表達不滿、要求申冤的權利"。這個條款用最簡單最直截了當的語言規定，國會不得起糙通過有可能侵犯民眾個人基本權利的法律。於是，不但被人民授權的權力機關（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權的民意機關（國會）也要受到限制。這裡體現的，便正是憲政的精神。
其實"召周共和"與其說是"共和"，不如說是"共攝"（共同攝政）。它連徒有其名的共和都談不上，因為並未廢除君主。更何況所謂"共和"，遠非僅僅就是共同執政。共同執政如果不是經由國民同意、向全社會開放並受憲法制約，那就不是共和，而是寡頭政治，只不過由"一人獨裁"變成"多人專政"而已。這正是古典共和必然失敗，古典共和國最終變為帝國（如羅馬）的原因之一。因此，現代共和必須同時具備兩個要素，即民主與憲政。前者解決授權問題，後者解決限政問題。而這兩個要素，也同樣為中國政治傳統所闕如。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五 民主與憲政
與共和一樣，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種古老的理想和傳統。就中國歷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禮中的"鄉飲酒禮"。所謂"鄉飲酒禮"，就是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請國內賢者、能者、鄉老、鄉大夫等"社會賢達"舉行酒會，在斛籌交錯中就軍國大事進行政治諮詢，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協商會議"或"元老會議"。上古尊老（老人多經驗）、重賢（賢者多智慧），定期召開這樣的會議，並不奇怪，也有效益。在當時，這些與會的"社會賢達"們大約也是能夠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的（後世則逐漸演變為一種純粹的禮儀），因此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城邦民主制政治"（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
其實，這同視召周攝政為共和一樣，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量。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攝不是共和，鄉飲酒禮也只是協商而非民主。民主當然包含協商，但協商卻並不即等於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進行授權"。也就是說，在民主的體制下，執政者的權力必須由人民（或公民、國民）授予，未經授權的任何政權都是非法，這就叫"主權在民"。而且，授權一旦變更，執政者就必須交出權力，這就叫"可以讓渡"。"主權在民"和"可以讓渡"是民主的關鍵，選舉換屆即是其具體體現。如果主權不在民，或理論上權力不可以讓渡，即非民主。
這又是中國沒有的傳統。不錯，中國古代是有所謂"民本"思想，但"民本"（國本在民）並不是"民主"（主權在民）。民主分的是"主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民本分的是"主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何況"君輕民貴"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實，事實是"君貴民賤"。君至貴，也叫"至尊"（九五之尊）；民至賤，也叫"糙民"（糙芥之民）；君為主，叫"君主"；臣為仆，叫"臣僕"；君為父，叫"君父"；臣為子，叫"臣子"。請大家看看，這裡面哪有什麼"主權在民"? 明明是"主權在君"。而所謂"民本"，則不過是以"子民"為執政的"本錢"罷了。或者說，是他們的"載舟之水"而已。
顯然，君主不是"人民之子"，而是"天之驕子"；官員也不是"人民公僕"，而是"民之父母"。一個有民本思想的"父母官"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為民做主"（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為民做主"與"為人民服務"完全是兩個概念。服務者是"公僕"，做主的卻是"主宰"。"為民做主"雖較"荼毒百姓"為好，卻仍是"主民"，不是"民主"。
中國歷史上既沒有"主權在民"的觀念，也沒有"人民授權"的制度（君權神授的儀式倒是有的）。歷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執政權，沒有一個是人民授予的，而是執政者自己巧取豪奪來的。宮廷政變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奪。巧取者少，豪奪者多，但無一經由民授。當然，一旦獲得政權，執政者也會標榜自己的天下得之於民，謂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他們的政權雖非民授，卻也"順應民心"，甚至是"人心所向"。按照"天意即民意"的原理，這也無妨看作人民的授權，只不過是"心授"（人心授權）罷了。其實，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劉備，據說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嘗得天下？也就是九州有其一而已，還是打出來的。又比如清人剛剛人關時，何嘗得過民心（其"剃頭令"就不得人心）？卻也照樣得天下。可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才是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卻值得懷疑（請參看常書遠《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
至於權力可以讓渡，則更是匪夷所思。不但帝國的統治者不同意，民國的統治者也不同意。問題還不在於他們願意不願意，更在於他們根本就不承認權力的讓渡有什麼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國民黨大佬陳立夫曾對民主人士沈鈞儒說："我們是拼了命得來的，你們要憑圓桌上的空話說了去，哪有這麼便宜的事？"這真是一語道破天機：權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讓渡。你要拿，也得憑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奪！
政權既非經由民授，則治下之民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民權。沒有民權，就談不上憲政。因為憲政並非簡單的就是"立憲執政"，更重要的是"全民約法"。主權不在民，國民無民權，又怎麼能立法？豈但無權立法，甚至連國民和公民都不是，是"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 自然是任由予奪。何況江山是統治者打下來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當然是由統治者（或曰勝利者）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方式來治理國家，並制定規則。那麼，又有誰願意在勝利後制定一部憲法，來做自己的"緊箍咒"呢？恐怕沒有。所以，歷代王朝開國之際雖然也都要進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與其說是"立法", 不如說是"制律"。因為那些所謂"法律"都是對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專制帝王們對"依法治國"或"依法行政"沒有興趣，他們更信奉的是"口銜天憲"和"聯即國家"。
何況憲政並不只是"憲政"（在憲法框架內行政）， 更重要的還是"限政"（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還要限制國會，而且首先是限制國會。其證明，就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不得立法"條款--"聯邦議會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動自由；不得立法剝奪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向政府請願、表達不滿、要求申冤的權利"。這個條款用最簡單最直截了當的語言規定，國會不得起糙通過有可能侵犯民眾個人基本權利的法律。於是，不但被人民授權的權力機關（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權的民意機關（國會）也要受到限制。這裡體現的，便正是憲政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