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頁
其實，流行歌曲的起源也應該是這樣——唱平常人的平常心，唱平常人的那些平常的牽念，喜怒哀樂都是真的、刻骨銘心的、魂牽夢縈的，珍藏的也好坦率的也好都是心靈的作為，而不是喉嚨的集市。也許是我老了，怎麼當前的流行歌曲能打動我的那麼少？如果是我老了，以下的話各位就把它隨便當成什麼風颳過去拉倒。我想，幾十幾百年前可能也有流行歌曲，有很多也那麼旋風似的東南西北地刮過（比如大躍進時期的、“文化革命”時期的），因其不是發源於心因而也就不能留駐於心，早已被人淡忘了。我想，民歌其實就是往昔的流行歌曲之一部分，多少年來一直流傳在民間因而後人叫它民歌。我想，經幾十甚至幾百年而流傳至今的所有歌曲，或許當初都算得流行歌曲（不能流行起來也就不會流傳下去），它們所以沒有隨風颳走，那是因為一輩輩人都從中聽見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門前有棵菩提樹，站在古井邊，我做過無數美夢，在它的綠蔭間……”“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總是沉默……”不管是異時的還是異域的，只要是從心裡流出來的，就必定能夠流進心裡去。可惜，在此我只能列舉出一些歌詞，不能讓您聽見它的曲調，但是通過這些歌詞您或許能夠想像到它的曲調，那曲調必定是與市場疏離而與心血緊密的。我聽有人說，我們的流行歌曲一直沒有找到自己恰當的唱法，港台的學過了，東洋西洋的也都學過了，效果都不好，給人又做偷兒又裝闊佬的感覺。於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專門弄土，但那土都不深，揚一把在腦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是浮土要麼乾脆是灰塵。“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門前刮過”，雖然“高”和“大”都用上了，聽著卻還是小氣；因為您再聽：“不管是東南風還是西北風，都是我的歌……”這無異於是聲稱，他對生活沒有什麼自己的看法，他沒心沒肺。真要沒心沒肺一身的仙風道骨也好，可那時候“風”里恰恰是能刮來錢的，掙錢無罪，可這你就不能再說你對生活沒有什麼看法了。假是終於要露馬腳的。歌唱，原是真誠自由的訴說，若是連歌唱也假模假式起來，人活著可真就絕望。我聽有人說起對流行歌曲的不滿，多是從技術方面考慮，技術是重要的，我不懂，不敢瞎說。但是單純的技術觀點對歌曲是極不利的，歌麼，還是得從心那兒去找它的源頭和它的歸宿。
---------------
黃土地情歌（3）
---------------
寫到這兒我懷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許是我錯了？我老了？一個人只能唱他自己以為真誠的歌，這是由他的個性和歷史所限定的。一個人儘管他虔誠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一代人與一代人的歷史是不同的，這是代溝的永恆保障。溝不是壞東西，有山有水就有溝，地球上如果都是那麼平展展的，雖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實那很可能全是沙漠。別做暴君式的父輩，讓兒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們曾經做那樣可憐的兒女已經做得夠夠的了）。此文開頭說的那位二十一歲的朋友——我們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歡唱什麼歌呢？有機會我要問問他。但是他願意唱什麼就讓他唱什麼吧，世上的緊張空氣多是出於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變為窮干涉。我們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戀愛的季節，我們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觀念干涉別人愛情的行為，都只是一股逆流。
---------------
我二十一歲那年（1）
---------------
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病房有十二間病室，除去一號二號，其餘十間我都住過。當然，決不為此驕傲。即便多麼驕傲的人，據我所見，一躺上病床也都謙恭。一號和二號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認為我住那兒為時尚早。
十九年前，父親攙扶著我第一次走進那病房。那時我還能走，走得艱難，走得讓人傷心就是了。當時我有過一個決心：要麼好，要麼死，一定不再這樣走出來。
正是晌午，病房裡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護士們輕極了的腳步，滿目潔白，陽光中飄浮著藥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進了廟宇我感覺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進十號病室。她貼近我的耳朵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我說：“您說我的病還能好嗎？”她笑了笑。記不得她怎樣回答了，單記得她說了一句什麼之後，父親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輕盈地走後，我永遠留住了一個偏見：女人是最應該當大夫的，白大褂是她們最優雅的服裝。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對醫學對命運都還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將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我舒心地躺下來睡了個好覺。心想：十天，一個月，好吧就算是三個月，然後我就又能是原來的樣子了。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來看我時，也都這樣想；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書。
十號有六個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個農民，他天天都盼著出院。“光房錢一天就一塊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說，“死唄可值得了這麼些？”三床就說：“得了嘿你有完沒完！死死死，數你悲觀。”四床是個老頭，說：“別介別介，咱毛主席有話啦——既來之，則安之。”農民便帶笑地把目光轉向我，卻是對他們說：“敢情你們都有公費醫療。”他知道我還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一床不說話，一床一旦說話即可出院。二床像是個有些來頭的人，舉手投足之間便贏得大夥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詞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講話時，所有名詞都以“這個”“那個”代替，因而講到一些轟轟烈烈的事跡卻聽不出是誰人所為。四床說：“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兒。剛有的一點舒心頃刻全光。一天一塊多房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一天好幾塊的藥錢、飯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何況為了給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負債纍纍了。我馬上就想那農民之所想了：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呢？我趕緊鬆開拳頭讓自己放明白點：這是在醫院不是在家裡，這兒沒人會容忍我發脾氣，而且砸壞了什麼還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資去賠？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個月！我平白地相信這樣一個期限。
可是三個月後我不僅沒能出院，病反而更厲害了。
那時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號。二床果然不同尋常，是位局長，十一級幹部，但還是多了一級，非十級以上者無緣去住高幹病房的單間。七號是這普通病房中唯一僅設兩張病床的房間，最接近單間，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級的人去住。據說剛有個十三級從這兒出去。二床搬來名正言順。我呢？護士長說是“這孩子愛讀書”，讓我幫助二床把名詞重新記起來。“你看他連自己是誰都鬧不清了。”護士長說。但二床卻因此越來越讓人喜歡，因為“局長”也是名詞也在被忘之列，我們之間的關係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插隊的。”二床說他的“那個”也是，兩個“那個”都是，他在高出他半個頭的地方比劃一下：“就是那兩個，我自己養的。”“您是說您的兩個兒子？”他說對，兒子。他說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結合。他說：“我們當初也是從那兒出來的嘛。”我說：“農村？”“對對對。什麼？”“農村。”“對對對農村。別忘本呀！”我說是。我說：“您的家鄉是哪兒？”他於是抱著頭想好久。這一回我也沒辦法提醒他。最後他罵一句，不想了，說：“我也放過那玩意兒。”他在頭頂上伸直兩個手指。“是牛嗎？”他搖搖頭，手往低處一壓。“羊？”“對了，羊。我放過羊。”他躺下，雙手墊在腦後，甜甜蜜蜜地望著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語。大夫說他這病叫做“角回綜合症，命名性失語”，並不影響其他記憶，尤其是遙遠的往事更都記得清楚。我想局長到底是局長，比我會得病。他忽然又坐起來：“我的那個，喂，小什麼來？”“小兒子？”“對！”他怒氣沖沖地跳到地上，說：“那個小玩意兒，娘個！”說：“他要去結合，我說好嘛我支持。”說：“他來信要錢，說要辦個這個。”他指了指周圍，我想“那個小玩意兒”可能是要辦個醫療站。他說：“好嘛，要多少？我給。可那個小玩意兒！”他背著手氣哼哼地來回走，然後停住，兩手一攤：“可他又要在那兒結婚！”“在農村？”“對，農村。”“跟農民？”“跟農民。”無論是根據我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根據報紙電台當時的宣傳倡導，這都是值得肅然起敬的。“紮根派。”我欽佩地說。“娘了個派！”他說：“可你還要不要回來嘛？”這下我有點發蒙。見我愣著，他又一跺腳，補充道：“可你還要不要革命？！”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麼，二床的坦誠都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