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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歸會記得，那塊古老的黃土地上曾經來過一群北京學生，他們在那兒幹過一些好事，也助長過一些壞事。比如，我們激烈地反對過小隊分紅。關家莊占據著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隊分紅試點，我們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慾，越大當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見共產主義的明天。誰料這樣搞的結果是把關家莊搞成全川最窮的村了。再比如，我們吆三喝四地批鬥過那些搞“投機倒把”或出門耍手藝賺錢的人，嚇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勁兒央告。還有，在“以糧為綱”的激勵下，知識青年帶頭把村裡的果樹都砍了，種糧食。果樹的主人躲在窯里流淚，真仿佛楊白勞再世又撞見了黃世仁。好在幾年後我們知道不能再那麼幹了，我們開始弄懂一些中國的事了。讀了些歷史也看見了些歷史，讀了些理論又親歷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樣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運和農民們的命運已經連在一起了，這是我們那幾屆“老插”得天獨厚之處，至少開始兩年我們差不多絕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將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孫了，誰處在這位置誰都會幡然醒悟，那樣干是沒有活路的。
當然，一有機會我們還是都飛了，飛回城，飛出國，飛得全世界都有。這現象說起來複雜，要想說清其中緣由，怕是得各門類學者合力去寫幾本大書。
1984年我在幾位作家朋友的幫助下又回了一趟陝北。因為政策的改善，關家莊的生活比十幾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說豐衣，錢也還是沒有幾個，但畢竟足食了。鄉親們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請我去吃飯，吃的都是白麵條條兒。我說我想吃雜麵條條兒。眾人說：“哎呀——，誰曉得你愛吃那號兒？”但是，農民們還是擔心，擔心政策變了還不是要受窮？擔心連遇災年還不是要挨餓？陝北，渾濁的黃河兩岸，赤裸的黃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飯。
那年我頭一次走了南泥灣。歌里唱她是“陝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認為是藝術誇張，但親臨其地一看，才知道當年寫歌詞的人都還沒學會說假話呢。那兒的山是綠的，水是清的，空氣也是濕潤的，川地里都種的水稻，汽車開一路，兩旁的樹叢中有的是野果和糙藥，隨時有野雞、野鴿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蓋因那滿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諳歷史的人告訴我，幾百年前的陝北莽莽蒼蒼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灣的地界，無邊無際又全是灼目的黃土了。我想，要是當年我們一來就開始種樹造林，現在的陝北已是一塊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樣，這高原早已變綠，黃河早已變清了。我想，眼下這條渾濁的河流，這片黃色的土地，難道是民族的驕傲嗎？其實是罪過，是恥辱。但是見過了南泥灣，心裡有了希望：種樹吧種樹吧種樹吧，把當年紅衛兵的熱情都用來種樹吧，讓祖國山河一片綠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貧窮的土地有個根本的變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說了。插隊的歲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說起來沒有個完。自己為自己蓋棺論定是件滑稽的事，歷史總歸要由後人去評說。再嘮叨兩句閒話作為結束語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灑在了黃土地上，怎麼辦？別著急，把浸了油的黃土都挖起來，放進鍋里重新熬；當年鄉親們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再有，現在流行“侃大山”一語，不知與我們當年的掏地有無關聯？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掄圓了钁頭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鬆軟；我們的青春就是這樣過的。還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們十七八歲去插隊時，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說話，心裡騷騷動動的但都不敢說話，遠遠地望一回或偶爾說上一句半句，渾身熱熱的但還是不敢說下去；我們就是這樣走進了人生的。這些事夠後世的年輕人琢磨的，要是他們有興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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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土地情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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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覺得自己還年輕呢，跟二十幾歲的人在一起玩不覺得有什麼障礙，偶爾想起自己已經四十歲，倒不免心裡一陣疑惑。
某個周末，家裡來了幾個客人，都是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小伙子們沒有辜負好年華，都大學畢了業，並且都在談戀愛；說起愛情的美妙，毫不避諱，大喊大笑。本該是這樣。不知怎麼話題一轉，說起了插隊。可能是他們問我的腿是怎麼殘廢的，我說是插隊時生病落下的。他們沉默了一會兒，其中一個說，我爸我媽常給我講他們插隊時候的事。我說，什麼什麼，你再說一遍？他又說了一遍，我爸我媽，一講起他們插隊時候的事，就沒完。
“你爸和你媽，插過隊？”
“那還有錯兒？”
“在哪兒？”
“山西。晉北。”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知青的第二代，我是老大。”
“你爸你媽他們哪屆的？”
“六六屆，老高三。今年四十五了。”
不錯，回答得挺內行。我暗想：這麼說，我們這幫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談情說愛的年齡？這麼說，再有個三五年，我們都可以當爺爺奶奶了？
“你哪年出生？”我愣愣地看他，還是有點兒不信。
“七零年。”他說，“我爸我媽他們六八年走的，一年後結婚，再一年後生了我。”
我還是愣著，把他從頭到腳再看幾遍。
“您瞧是不是我不該出生？”他調侃道。
“不不不。”我說。大家笑起來。
不過我心裡暗想，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難的處境。
“你爸你媽怎麼給你講插隊的事？”
他不假思索，說有一件事給他印象最深：第一年他爸他媽回北京探親，在農村幹了一年連路費都沒掙夠，只好一路扒車。（扒車，就是坐火車不買票或只買一張站台票，讓列車員抓住看你確實沒錢，最多也就是把你轟下來。）沒錢，可那時年輕，有一副經得起摔打的好身體，住不起旅館就蹲車站，車上沒你的座位你就站著，見查票的來了趕緊往廁所躲，躲不及就又被轟下去，轟下去就轟下去，等一輛車再上，還是一張站台票。歸心似箭，就這樣一程一程，朝聖般地向京城推進。如此日夜兼程，可是把他爸他媽累著了。有一次扒上一趟車，謝天謝地車上挺空，他爸他媽一人找了一條大椅子倒頭便睡。接連幾個小站過去，車上的人多了，有人把他爸叫起來，說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個人睡，他爸點點頭讓人家坐下。再過一會兒，又有人去叫他媽起來。他爸看著心疼。愛情給人智慧，他爸靈機一動，指指他媽對眾人說：“別理她，瘋子。”眾人於是退避三舍，聽由他媽睡得香甜。
我說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單是指經濟方面，主要是指輿論。二十年前的中國，愛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認為是一種不得不犯的錯誤；尤其一對知識青年，來到農村的廣闊天地尚未大有作為，先談情說愛，至少會被認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進步、大有作為、甚至艱苦奮鬥，這些概念與愛情幾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樣板戲裡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獨身。那時候，愛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場合無處容身；戲裡不許有，書里不許有，歌曲里也不許有。不信你去找，那時的中國的歌曲里絕找不到愛情這個詞。以往的歌曲除了《國歌》，外國歌曲除了《國際歌》，一概被指責為黃色。所以，我看著我這位年輕的朋友，心裡不免佩服他父母當年的勇敢，想到他們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