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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做午飯作為我的專職，鍾書只當助手。我有時想，假如我們不用吃飯，就更輕鬆快活了。可是鍾書不同意。他說，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遠不餓，多沒趣呀，他不羨慕。但他作詩卻說“憂卿煙火熏顏色，欲覓仙人辟方”。電灶並不冒煙，他也不想辟 。他在另一首詩里說：“鵝求四足鱉雙裙”，我們卻是從未吃過鵝和鱉。鍾書笑我死心眼兒，作詩只是作詩而已。
鍾書幾次對我說，我教你做詩。我總認真說：“我不是詩人的料。”我做學生時期，課卷上作詩總得好評，但那是真正的“押韻而已”。我愛讀詩，中文詩、西文詩都喜歡，也喜歡和他一起談詩論詩。我們也常常一同背詩。我們發現，我們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湊右湊湊不上，那個字準是全詩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時候我們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個天地。
我們搬入新居之後，我記得一個大雪天，從前的房東老金踏雪趕來，惶惶然報告大事：“國王去世了。”英王喬治五世去世是一九三六年早春的事。我們沒想到英國老百姓對皇室這麼忠心愛戴，老金真的如喪考妣。不久愛德華八世遜位，鍾書同院的英國朋友司徒亞忙忙地拿了一份號外，特地趕來報告頭條消息。那天也下雪，是當年的冬天。
司徒亞是我家常客，另一位常客是向達。向達嘀咕在休士牧師家天天吃土豆，頓頓吃土豆。我們請他同吃我家不像樣的飯。他不安於他所寄居的家，社交最多，常來談說中國留學生間的是是非非，包括鍾書挨的罵。因為我們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來往，很脫離群眾。
司徒是同學院同讀B.Litt學位的同學，他和鍾書最感頭痛的功課共兩門，一是古文書學，一是訂書學。課本上教怎樣把整張大紙折了又折，課本上畫有如何摺疊的虛線。但他們倆怎麼折也折不對。兩人氣得告狀似的告到我面前，說課本豈有此理。我是女人，對於摺紙釘線類事較易理解。我指出他們折反了。課本上面的是鏡子裡的反映式。兩人恍然，果然折對了。他們就拉我一同學古文書學。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針尖點著一個個字認。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漸變形。他們的考題其實並不難，只要求認字正確，不計速度。考生只需翻譯幾行字，不求量，但嚴格要求不得有錯，錯一字則倒扣若干分。鍾書慌慌張張，沒看清題目就急急翻譯，把整頁古文書都翻譯了。他把分數賠光，還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擔憂，補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試完畢，他也如釋重負。
我們和達蕾女士約定，假後還要回來，她將給我們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為另一家租戶將要搬走了。我們就把行李寄放她家，輕裝出去度假，到倫敦、巴黎“探險”去。
這一學年，該是我生平最輕鬆快樂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讀書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說無憂無慮。鍾書不像我那麼苦苦地想家。
（三）
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鍾書的堂弟鍾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旅遊德國和北歐，併到工廠實習。鍾書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有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鍾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代表共三人，鍾書和其他二人不熟。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共產賞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共產黨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鍾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鍾書和我隨著一群共產黨的代表一起行動。我們開會前夕，乘夜車到日內瓦。我們倆和陶行知同一個車廂，三人一夜談到天亮。陶行知還帶我走出車廂，在火車過道里，對著車外的天空，教我怎樣用科學方法，指點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會”開會期間，我們兩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會，一概逃會。我們在高低不平、窄狹難走的山路上，“探險”到萊蒙湖邊，妄想繞湖一周。但愈走得遠，湖面愈廣，沒法兒走一圈。
重要的會，我們並不溜。例如中國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辭的會，我們都到會。上台發言的，是共產黨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講稿，是錢鍾書寫的。發言的反映還不錯。
我們從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兩星期。
當時我們有幾位老同學和朋友在巴黎大學上學，如盛澄華就是我在清華同班上法文課的。據說我們如要在巴黎大學攻讀學位，需有兩年學歷。巴黎大學不像牛津大學有“吃飯制”保證住校，不妨趁早註冊入學。所以我們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華為我們代辦註冊入學手續。一九三六年秋季始業，我們雖然身在牛津，卻已是巴黎大學的學生了。
達蕾女士這次租給我們的一套房間比上次的像樣。我們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盤旋管兒。不過熱水是電熱的，一個月後，我們方知電帳驚人，趕忙節約用熱水。
我們這一暑假，算是遠遊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好在我當時是閒人，等孩子出世，帶到法國，可以托出去。我們知道許多在巴黎上學的女學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託兒所，或寄養鄉間。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以為肚裡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什麼都減退了。鍾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鍾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並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院長問：“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鍾書說：“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
斯班斯大夫說，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並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
鍾書幾次對我說，我教你做詩。我總認真說：“我不是詩人的料。”我做學生時期，課卷上作詩總得好評，但那是真正的“押韻而已”。我愛讀詩，中文詩、西文詩都喜歡，也喜歡和他一起談詩論詩。我們也常常一同背詩。我們發現，我們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湊右湊湊不上，那個字準是全詩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時候我們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個天地。
我們搬入新居之後，我記得一個大雪天，從前的房東老金踏雪趕來，惶惶然報告大事：“國王去世了。”英王喬治五世去世是一九三六年早春的事。我們沒想到英國老百姓對皇室這麼忠心愛戴，老金真的如喪考妣。不久愛德華八世遜位，鍾書同院的英國朋友司徒亞忙忙地拿了一份號外，特地趕來報告頭條消息。那天也下雪，是當年的冬天。
司徒亞是我家常客，另一位常客是向達。向達嘀咕在休士牧師家天天吃土豆，頓頓吃土豆。我們請他同吃我家不像樣的飯。他不安於他所寄居的家，社交最多，常來談說中國留學生間的是是非非，包括鍾書挨的罵。因為我們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來往，很脫離群眾。
司徒是同學院同讀B.Litt學位的同學，他和鍾書最感頭痛的功課共兩門，一是古文書學，一是訂書學。課本上教怎樣把整張大紙折了又折，課本上畫有如何摺疊的虛線。但他們倆怎麼折也折不對。兩人氣得告狀似的告到我面前，說課本豈有此理。我是女人，對於摺紙釘線類事較易理解。我指出他們折反了。課本上面的是鏡子裡的反映式。兩人恍然，果然折對了。他們就拉我一同學古文書學。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針尖點著一個個字認。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漸變形。他們的考題其實並不難，只要求認字正確，不計速度。考生只需翻譯幾行字，不求量，但嚴格要求不得有錯，錯一字則倒扣若干分。鍾書慌慌張張，沒看清題目就急急翻譯，把整頁古文書都翻譯了。他把分數賠光，還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擔憂，補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試完畢，他也如釋重負。
我們和達蕾女士約定，假後還要回來，她將給我們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為另一家租戶將要搬走了。我們就把行李寄放她家，輕裝出去度假，到倫敦、巴黎“探險”去。
這一學年，該是我生平最輕鬆快樂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讀書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說無憂無慮。鍾書不像我那麼苦苦地想家。
（三）
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鍾書的堂弟鍾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旅遊德國和北歐，併到工廠實習。鍾書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有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鍾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代表共三人，鍾書和其他二人不熟。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共產賞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共產黨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鍾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鍾書和我隨著一群共產黨的代表一起行動。我們開會前夕，乘夜車到日內瓦。我們倆和陶行知同一個車廂，三人一夜談到天亮。陶行知還帶我走出車廂，在火車過道里，對著車外的天空，教我怎樣用科學方法，指點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會”開會期間，我們兩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會，一概逃會。我們在高低不平、窄狹難走的山路上，“探險”到萊蒙湖邊，妄想繞湖一周。但愈走得遠，湖面愈廣，沒法兒走一圈。
重要的會，我們並不溜。例如中國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辭的會，我們都到會。上台發言的，是共產黨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講稿，是錢鍾書寫的。發言的反映還不錯。
我們從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兩星期。
當時我們有幾位老同學和朋友在巴黎大學上學，如盛澄華就是我在清華同班上法文課的。據說我們如要在巴黎大學攻讀學位，需有兩年學歷。巴黎大學不像牛津大學有“吃飯制”保證住校，不妨趁早註冊入學。所以我們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華為我們代辦註冊入學手續。一九三六年秋季始業，我們雖然身在牛津，卻已是巴黎大學的學生了。
達蕾女士這次租給我們的一套房間比上次的像樣。我們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盤旋管兒。不過熱水是電熱的，一個月後，我們方知電帳驚人，趕忙節約用熱水。
我們這一暑假，算是遠遊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好在我當時是閒人，等孩子出世，帶到法國，可以托出去。我們知道許多在巴黎上學的女學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託兒所，或寄養鄉間。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以為肚裡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什麼都減退了。鍾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鍾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並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院長問：“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鍾書說：“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
斯班斯大夫說，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並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