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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無道理，我抓起煙吸，不再說話。
市長又說：“我聽人講，你很愛管閒事兒？”
我說：“你放心，有了今天的經歷，在你這地盤內，我絕不再使你擔驚就是了！”
他拍拍我肩，笑道：“老兄，我倒不是那個意思。該管之事，還是得管，我批評的是你的方式——你首先應該喊治安人員啊！”
我說：“我是那麼想來著，可四周並未發現治安警。我怕我去拽來治安警，挨打的人早被捅了幾刀，一命嗚呼了。偷一隻表還不犯死罪嘛……”
晚上他陪我吃飯的時候告訴我，那個被打的人確實是因為偷了一塊表。被打斷了三根肋骨，中度腦震盪，皮下瘀血外傷十幾處……
我說：“我當時還以為，他不見得是小偷呢……”
市長說：“與打他的那幾個人相比，他倒真值得惻隱一下。打他的人中，有貨真價實的流氓，有受僱的打手，也有幾個不三不四的閒漢。你說得對。他們都承認，在一片喊打聲中，他們不參與打，就覺得手癢得難受……”
而我的“護身符”，正是在那一場經歷中丟了，還有我的錢包……
我知道別的同行們也許會對我大加恥笑和嘲諷——老老實實寫你的小說算了。當的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玩兒什麼使命感啊！
但——我是一個一貫堅持現實主義的作家——不是什麼堅持不堅持現實主義——而是堅持反映現實生活，堅持反映最廣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狀態的作家。我不但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狀態，也同時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精神狀態、心理狀態、情感和情緒狀態。
沒有誰把這一點強加給我，更沒有誰企圖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種選擇，情願的一種選擇。我的筆只有用來反映“老百姓”在現實中的生活或生存狀態之時，我才感到寫作畢竟是有些意義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損自己的身體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論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到的“現實”，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現實。
我也許會站在今天寫明年和後年我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卻決不會，永遠也不會，鋪開稿紙，吸著煙，潛心地去編織一個古代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決心，寫下第一行字以後，我也肯定會跳將起來反問我自己——我這是怎麼了？我為什麼要這樣？意義何在？雖然，我十分明白，寫“從前”是多麼穩妥的選擇。因為那樣，差不多只有那樣，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才能既當著作家，又不至於和當代，尤其是和當代的主宰者們，發生在所難免的矛盾和衝撞。
像我這樣一個自討苦吃，而又沒法改變自己創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對現實的關注完全地成為了我進行創作的驅動力，我當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對於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到的現實，能夠認識得越客觀越全面越好。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願意寫“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積地接近他們？我所言“老百姓”其實幾乎包括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小商販、小幹部、小知識分子。
但——我的問題，從根本講，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觸，以及對他們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澤東曾經將老百姓，尤其中國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語錄中那段原話的意思是——不管來自任何國家的軍隊，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中國進行冒險性的侵略的話，那麼他們必將被淹沒在中國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鎔基湍流逆舸，切實整肅中國金融界混亂狀況之前，在江澤民以黨中央的名義提出反腐敗之前，在公安部發出從嚴治警的條令之前，在中國農民手中的“白條”得以兌現之前，在接下來整肅房地產開發熱、股票熱、特區開發熱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們將你視為可以信賴的人，如果他們不懷疑你是被權貴們豢養或被金錢所收買的人，如果他們直言不諱地對你說他們憋在心裡想說出甚至想喊出的話，那麼，不管你是官員也罷、作家也罷、記者也罷、不管你曾自以為站得多高，看得多遠，對中國之現實看得多客觀、多全面，總體上的認識把握得多準確，你的看法，你的認識，你的觀點，你的思想，片刻之間就會被衝擊得支離破碎、稀里嘩啦，哪怕你自認為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冷靜不被任何外部情緒的重重包圍所影響的人。
4. “幫閒文章”的調調
在改革和腐敗之間有一個相當大的誤區。也可以乾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社會“黑洞”。一個時期內，一些幫閒文人和一些幫閒理論家，寫出過許多幫閒式的文章。這類文章一言以蔽之地總在唱一個調子——要改革，腐敗總是難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對腐敗表示不滿，這個調子總會唱起來。
難免的，那麼老百姓可該怎麼著好呢？
幫閒文章告訴老百姓——別無它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強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願意呢？——那麼便是老百姓不對，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愛，老百姓太嬌氣了。
那一類幫閒文章似乎推導出了一個天經地義的邏輯——如果人們連腐敗都不能或不願承受，擁護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話空話嗎？
使你沒法不懷疑，他們是和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拿了雇筆錢替腐敗辯護的專門寫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說過一段話。她說—一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也有一些陰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覺到了，那麼你就去更自覺地更熱忱地大寫特寫光明吧。按照這位“旗手”的邏輯，光明鼓舞了人們，人們也就不再會注意陰暗了，陰暗不是就等於不存在了嗎？
這一次由黨中央提出開展反腐敗，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共產黨內到民主黨內，似乎才敢言腐敗。因為這叫“落實中央任務”，不至於因此而被劃到改革派的對立面去，不至於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勢的風景。
我們有那麼多“人大”代表，我們有那麼多政協委員，此前，我們老百姓卻很少在電視裡、電台里和報紙上，看到或聽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協委員，替老百姓直陳勇進反腐敗之言。我們能夠聽到或看到的，幾乎總是他們多麼擁護改革的表態式的言論。他們的使命，似乎只是在這一點上才代表老百姓。現在似乎開禁了，允許講了，於是才似乎確有腐敗存在著……
我記得有一次開“人代”會期間，我去某省代表駐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間裡，不知怎麼一談，就談到了腐敗現象。房間裡沒別人，就我們兩個。我沒覺得我的聲音有多高，可他的臉卻嚇得變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連連請求於我：“小聲點兒，小聲點兒，你倒小聲點兒行不行呀！”我說我的聲音也不大啊。他說：“還不大，咱們別談這些，別談這些了！”並向我使眼色，仿佛門外正有人竊聽似的……
市長又說：“我聽人講，你很愛管閒事兒？”
我說：“你放心，有了今天的經歷，在你這地盤內，我絕不再使你擔驚就是了！”
他拍拍我肩，笑道：“老兄，我倒不是那個意思。該管之事，還是得管，我批評的是你的方式——你首先應該喊治安人員啊！”
我說：“我是那麼想來著，可四周並未發現治安警。我怕我去拽來治安警，挨打的人早被捅了幾刀，一命嗚呼了。偷一隻表還不犯死罪嘛……”
晚上他陪我吃飯的時候告訴我，那個被打的人確實是因為偷了一塊表。被打斷了三根肋骨，中度腦震盪，皮下瘀血外傷十幾處……
我說：“我當時還以為，他不見得是小偷呢……”
市長說：“與打他的那幾個人相比，他倒真值得惻隱一下。打他的人中，有貨真價實的流氓，有受僱的打手，也有幾個不三不四的閒漢。你說得對。他們都承認，在一片喊打聲中，他們不參與打，就覺得手癢得難受……”
而我的“護身符”，正是在那一場經歷中丟了，還有我的錢包……
我知道別的同行們也許會對我大加恥笑和嘲諷——老老實實寫你的小說算了。當的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玩兒什麼使命感啊！
但——我是一個一貫堅持現實主義的作家——不是什麼堅持不堅持現實主義——而是堅持反映現實生活，堅持反映最廣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狀態的作家。我不但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狀態，也同時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精神狀態、心理狀態、情感和情緒狀態。
沒有誰把這一點強加給我，更沒有誰企圖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種選擇，情願的一種選擇。我的筆只有用來反映“老百姓”在現實中的生活或生存狀態之時，我才感到寫作畢竟是有些意義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損自己的身體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論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到的“現實”，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現實。
我也許會站在今天寫明年和後年我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卻決不會，永遠也不會，鋪開稿紙，吸著煙，潛心地去編織一個古代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決心，寫下第一行字以後，我也肯定會跳將起來反問我自己——我這是怎麼了？我為什麼要這樣？意義何在？雖然，我十分明白，寫“從前”是多麼穩妥的選擇。因為那樣，差不多只有那樣，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才能既當著作家，又不至於和當代，尤其是和當代的主宰者們，發生在所難免的矛盾和衝撞。
像我這樣一個自討苦吃，而又沒法改變自己創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對現實的關注完全地成為了我進行創作的驅動力，我當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對於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到的現實，能夠認識得越客觀越全面越好。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願意寫“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積地接近他們？我所言“老百姓”其實幾乎包括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小商販、小幹部、小知識分子。
但——我的問題，從根本講，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觸，以及對他們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澤東曾經將老百姓，尤其中國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語錄中那段原話的意思是——不管來自任何國家的軍隊，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中國進行冒險性的侵略的話，那麼他們必將被淹沒在中國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鎔基湍流逆舸，切實整肅中國金融界混亂狀況之前，在江澤民以黨中央的名義提出反腐敗之前，在公安部發出從嚴治警的條令之前，在中國農民手中的“白條”得以兌現之前，在接下來整肅房地產開發熱、股票熱、特區開發熱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們將你視為可以信賴的人，如果他們不懷疑你是被權貴們豢養或被金錢所收買的人，如果他們直言不諱地對你說他們憋在心裡想說出甚至想喊出的話，那麼，不管你是官員也罷、作家也罷、記者也罷、不管你曾自以為站得多高，看得多遠，對中國之現實看得多客觀、多全面，總體上的認識把握得多準確，你的看法，你的認識，你的觀點，你的思想，片刻之間就會被衝擊得支離破碎、稀里嘩啦，哪怕你自認為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冷靜不被任何外部情緒的重重包圍所影響的人。
4. “幫閒文章”的調調
在改革和腐敗之間有一個相當大的誤區。也可以乾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社會“黑洞”。一個時期內，一些幫閒文人和一些幫閒理論家，寫出過許多幫閒式的文章。這類文章一言以蔽之地總在唱一個調子——要改革，腐敗總是難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對腐敗表示不滿，這個調子總會唱起來。
難免的，那麼老百姓可該怎麼著好呢？
幫閒文章告訴老百姓——別無它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強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願意呢？——那麼便是老百姓不對，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愛，老百姓太嬌氣了。
那一類幫閒文章似乎推導出了一個天經地義的邏輯——如果人們連腐敗都不能或不願承受，擁護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話空話嗎？
使你沒法不懷疑，他們是和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拿了雇筆錢替腐敗辯護的專門寫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說過一段話。她說—一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也有一些陰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覺到了，那麼你就去更自覺地更熱忱地大寫特寫光明吧。按照這位“旗手”的邏輯，光明鼓舞了人們，人們也就不再會注意陰暗了，陰暗不是就等於不存在了嗎？
這一次由黨中央提出開展反腐敗，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共產黨內到民主黨內，似乎才敢言腐敗。因為這叫“落實中央任務”，不至於因此而被劃到改革派的對立面去，不至於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勢的風景。
我們有那麼多“人大”代表，我們有那麼多政協委員，此前，我們老百姓卻很少在電視裡、電台里和報紙上，看到或聽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協委員，替老百姓直陳勇進反腐敗之言。我們能夠聽到或看到的，幾乎總是他們多麼擁護改革的表態式的言論。他們的使命，似乎只是在這一點上才代表老百姓。現在似乎開禁了，允許講了，於是才似乎確有腐敗存在著……
我記得有一次開“人代”會期間，我去某省代表駐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間裡，不知怎麼一談，就談到了腐敗現象。房間裡沒別人，就我們兩個。我沒覺得我的聲音有多高，可他的臉卻嚇得變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連連請求於我：“小聲點兒，小聲點兒，你倒小聲點兒行不行呀！”我說我的聲音也不大啊。他說：“還不大，咱們別談這些，別談這些了！”並向我使眼色，仿佛門外正有人竊聽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