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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一直手拿著電報發呆，一會兒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
而我雖然躺下了，卻也徹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後一堂課時，班主任老師將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間教研室里，我見到了分別一年的哥哥，還有護送他的兩名男老師。那時天已黑了，北方迎來了第一場雪。護送哥哥的老師說哥哥不記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對母校路熟如家。
我領著哥哥他們往家走時，哥哥不停地問我：家裡還有人嗎？父親是不是已經餓死在大西北了？母親是不是瘋了？弟弟妹妹們是不是成了街頭孤兒……
我告訴他母親並沒瘋時，不禁淚如泉湧。
那時我最大的悲傷是——母親將如何面對她已經瘋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來了，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僅僅15平方米的一個破家，想要不聽他那種自語聲，除非躲到外邊去。母親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藥量，結果情況變得更糟，因為那會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裡更無法入睡。但母親寧肯那樣。那樣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門了，而這不至於使鄰居們特別是鄰家的孩子們因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驚。如此考慮當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從此過得黑白顛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藥的作用下酣睡時，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儘量補覺。夜晚哥哥喃喃自語開始折磨我們的神經時，我們都憑意志力忍著不煩躁。六口人擠著躺在同一鋪炕上，希望聽不到是不可能的。當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區，到了夜晚寂靜極了。哥哥那種喃喃自語對於家人不啻是一種刑罰。一旦超過兩個小時，人的腦仁兒都會劇痛如灼的。而哥哥卻似乎一點兒不累，能夠整夜自語。他的生物鐘也黑白顛倒了。母親夜裡再讓他服安眠藥，他倒是極聽話的，乖乖地接過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瘋了，也還是最聽母親話的兒子。除了喃喃自語是他無法自我控制的，在別的方面，母親要求他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他都表現得很順從。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互相教著用棉團堵耳朵了。母親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不久我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
兩個月後，精神病院通知家裡有床位了。
於是一輛精神病院的專車開來，哥哥被幾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強制性地推上了車。當時他害怕極了，不知要將他送到哪裡去，對他怎麼樣。母親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車。
家人的精神終於得以鬆弛。
而我的學習成績一敗塗地。
我又曠了兩天課。也不用服安眠藥，在家裡睡起了連環覺。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在家中休養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復正常了。一年後，他的高中老師將他推薦到一所中學去代課，每月能開回35元的代課工資了。據說，那所中學的老師們對他上課的水平評價挺高，學生們也挺喜歡上他的課。
那時母親已沒工作可幹了，家裡的生活僅靠父親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強維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簡直接近著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黃金時期。
家裡還買了魚缸，養了金魚。也買了網球拍、象棋、軍棋、撲克。在母親，是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知道這一點的至關重要，都願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來，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黃金時期。
他指導我和弟弟妹妹們的學習十分得法，我們的學習成績都快速地進步了。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特別尊敬他了，他也經常表現出對我們每個弟弟妹妹的關心了。母親臉上又開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裡來，希望能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後，哥哥的代課經歷結束了。
他想他的大學了。
精神病院開出了“完全恢復正常”的診斷書，於是他又接著去圓他的大學夢了。那一年哥哥讀的橋樑設計專業遷到四川去了，而父親也仍在四川。父親的工資漲了幾元，他也轉變態度，開始支持哥哥上大學了。父親請假到哥哥的大學裡去看望了哥哥一次，還與專業領導們合影了。哥哥居然又當上了學生會幹部，他的老師稱讚他跟上學習並不成問題，同意他從大三第一學期開始續讀。因為他在家裡自學得不錯，大二補考的成績還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進展。
那一年已經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卻沒讀完——轉年“文革”開始，各大學尤其亂得迅猛，亂得徹底。有人“大串聯”去了，有人赴京請願告狀了，有人留在學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裡。
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瘋子。
他見到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媽，我不是‘反革命’！”
哈爾濱也成了一座騷亂之城，幾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動的事發生，也時有悲慘恐怖之事發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經常是，一沒留意，哥哥又失蹤了。也經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後，每見他是挨過打了。誰打的他，在什麼情況下挨的打，我和母親都不得而知。母親東借西借，為哥哥再次住院湊錢。錢終於湊夠了，卻住不進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傳染病患者一樣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極度緊張。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書，準備下的住院費又快花光了。半年後才住上院。那半年裡，我和母親經常在深夜冒著凜冽嚴寒跟隨哥哥滿城市四處去“偵察”他幻覺中的“美蔣特務”的活動地點。他說只有他親自發現了，才能證明自己並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語了。他很可憐地對母親解釋，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樣折磨親人，而是被特務們用儀器操控的結果，還說他的頭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親則只有淚流不止。
在那樣的一些日子裡，我曾暗自祈禱：上帝啊，讓我儘快沒了這樣的一個哥哥吧！
即使那時我也並沒恨過哥哥，只不過太可憐母親。我怕哪一天母親也精神崩潰了，那可怎麼辦呢？對於我和弟弟妹妹們，母親才是無比重要的。我們都怕因為哥哥這樣了，哪一天再失去母親。怕極了。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錢，都是母親借的錢。報銷單據寄往大學，杳無回音。大學已經徹底癱瘓了。而續不上住院費，哥哥被母親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點兒也沒減輕。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弔膽。哥哥接連失蹤過幾次，有次被關在某中學的地下室，好心人來報信，我和母親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還有一次他幾乎被當街打死，據說是因為他當眾呼喊了句什麼反動口號。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關押了起來，因為他不知從哪兒搞到了筆和紙，寫了一張反動的大字報貼到了公安局門口……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我毫不猶豫地第一批就報了名。
每月能掙四十多元錢啊！我要無怨無悔地去掙！那麼，家裡就交得起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就獲拯救了。
而我雖然躺下了，卻也徹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後一堂課時，班主任老師將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間教研室里，我見到了分別一年的哥哥，還有護送他的兩名男老師。那時天已黑了，北方迎來了第一場雪。護送哥哥的老師說哥哥不記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對母校路熟如家。
我領著哥哥他們往家走時，哥哥不停地問我：家裡還有人嗎？父親是不是已經餓死在大西北了？母親是不是瘋了？弟弟妹妹們是不是成了街頭孤兒……
我告訴他母親並沒瘋時，不禁淚如泉湧。
那時我最大的悲傷是——母親將如何面對她已經瘋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來了，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僅僅15平方米的一個破家，想要不聽他那種自語聲，除非躲到外邊去。母親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藥量，結果情況變得更糟，因為那會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裡更無法入睡。但母親寧肯那樣。那樣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門了，而這不至於使鄰居們特別是鄰家的孩子們因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驚。如此考慮當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從此過得黑白顛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藥的作用下酣睡時，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儘量補覺。夜晚哥哥喃喃自語開始折磨我們的神經時，我們都憑意志力忍著不煩躁。六口人擠著躺在同一鋪炕上，希望聽不到是不可能的。當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區，到了夜晚寂靜極了。哥哥那種喃喃自語對於家人不啻是一種刑罰。一旦超過兩個小時，人的腦仁兒都會劇痛如灼的。而哥哥卻似乎一點兒不累，能夠整夜自語。他的生物鐘也黑白顛倒了。母親夜裡再讓他服安眠藥，他倒是極聽話的，乖乖地接過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瘋了，也還是最聽母親話的兒子。除了喃喃自語是他無法自我控制的，在別的方面，母親要求他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他都表現得很順從。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互相教著用棉團堵耳朵了。母親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不久我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
兩個月後，精神病院通知家裡有床位了。
於是一輛精神病院的專車開來，哥哥被幾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強制性地推上了車。當時他害怕極了，不知要將他送到哪裡去，對他怎麼樣。母親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車。
家人的精神終於得以鬆弛。
而我的學習成績一敗塗地。
我又曠了兩天課。也不用服安眠藥，在家裡睡起了連環覺。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在家中休養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復正常了。一年後，他的高中老師將他推薦到一所中學去代課，每月能開回35元的代課工資了。據說，那所中學的老師們對他上課的水平評價挺高，學生們也挺喜歡上他的課。
那時母親已沒工作可幹了，家裡的生活僅靠父親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強維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簡直接近著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黃金時期。
家裡還買了魚缸，養了金魚。也買了網球拍、象棋、軍棋、撲克。在母親，是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知道這一點的至關重要，都願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來，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黃金時期。
他指導我和弟弟妹妹們的學習十分得法，我們的學習成績都快速地進步了。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特別尊敬他了，他也經常表現出對我們每個弟弟妹妹的關心了。母親臉上又開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裡來，希望能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後，哥哥的代課經歷結束了。
他想他的大學了。
精神病院開出了“完全恢復正常”的診斷書，於是他又接著去圓他的大學夢了。那一年哥哥讀的橋樑設計專業遷到四川去了，而父親也仍在四川。父親的工資漲了幾元，他也轉變態度，開始支持哥哥上大學了。父親請假到哥哥的大學裡去看望了哥哥一次，還與專業領導們合影了。哥哥居然又當上了學生會幹部，他的老師稱讚他跟上學習並不成問題，同意他從大三第一學期開始續讀。因為他在家裡自學得不錯，大二補考的成績還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進展。
那一年已經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卻沒讀完——轉年“文革”開始，各大學尤其亂得迅猛，亂得徹底。有人“大串聯”去了，有人赴京請願告狀了，有人留在學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裡。
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瘋子。
他見到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媽，我不是‘反革命’！”
哈爾濱也成了一座騷亂之城，幾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動的事發生，也時有悲慘恐怖之事發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經常是，一沒留意，哥哥又失蹤了。也經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後，每見他是挨過打了。誰打的他，在什麼情況下挨的打，我和母親都不得而知。母親東借西借，為哥哥再次住院湊錢。錢終於湊夠了，卻住不進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傳染病患者一樣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極度緊張。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書，準備下的住院費又快花光了。半年後才住上院。那半年裡，我和母親經常在深夜冒著凜冽嚴寒跟隨哥哥滿城市四處去“偵察”他幻覺中的“美蔣特務”的活動地點。他說只有他親自發現了，才能證明自己並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語了。他很可憐地對母親解釋，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樣折磨親人，而是被特務們用儀器操控的結果，還說他的頭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親則只有淚流不止。
在那樣的一些日子裡，我曾暗自祈禱：上帝啊，讓我儘快沒了這樣的一個哥哥吧！
即使那時我也並沒恨過哥哥，只不過太可憐母親。我怕哪一天母親也精神崩潰了，那可怎麼辦呢？對於我和弟弟妹妹們，母親才是無比重要的。我們都怕因為哥哥這樣了，哪一天再失去母親。怕極了。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錢，都是母親借的錢。報銷單據寄往大學，杳無回音。大學已經徹底癱瘓了。而續不上住院費，哥哥被母親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點兒也沒減輕。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弔膽。哥哥接連失蹤過幾次，有次被關在某中學的地下室，好心人來報信，我和母親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還有一次他幾乎被當街打死，據說是因為他當眾呼喊了句什麼反動口號。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關押了起來，因為他不知從哪兒搞到了筆和紙，寫了一張反動的大字報貼到了公安局門口……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我毫不猶豫地第一批就報了名。
每月能掙四十多元錢啊！我要無怨無悔地去掙！那麼，家裡就交得起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就獲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