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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於我，長白糕和蛋糕是一樣好吃的東西。我已幾頓沒吃飯了，轉眼就將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親卻發現，哥哥的胳膊肘、膝蓋破皮了，正滴著血。當母親替哥哥用鹽水擦過了傷口，對我說也給你哥吃一塊糖時，我連最後一塊糖也嚼在嘴裡了……
是的，我頭腦中只不過就保留了對這麼一件事的記憶。某些時候我試圖回憶起更多幾件類似的事，卻從沒回憶起過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時，當年他那種像娃娃魚又像變戲法的少年的樣子，就會逐漸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於是我內心裡的恨意也就會逐漸地軟化了，像北方人家從前的凍乾糧，上鍋一蒸，就暄騰了。只不過在我心裡，熱氣是回憶產生的。
是的——此前我許多次地恨過哥哥。那一種恨，可以說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這麼祈禱：上帝呵，讓他死吧！並且，毫無罪過感。
我雖非教徒，但由於青少年時讀過較多的外國小說，大受書中人物影響，倍感鬱悶、壓抑了，往往也會像那些人物似的對所謂上帝發出求助的祈禱。
千真萬確，我是多次憎恨過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哥哥已經在讀初三了，而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三年裡，正是哥哥從高一到高三的階段。那時，我又有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而實際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四個孩子。除了過年過節和星期日，我們四個平時白天是不太見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裡。我們能見到母親的時候，並不比能見到哥哥的時候多一些。而是建築工人的父親，則遠在大西南。某幾年這一省，某幾年那一省。從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父親就援建“大三線”去了——每隔兩三年才得以與全家團圓一次，每次12天的假期。那對父親如同獨自一人的萬里長征，儘管一路有長途汽車和列車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轉車，從大西南的深山裡回到哈爾濱的家裡，每次都要經歷五六天的疲憊途程。父親的工資當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用10餘元，每月再攢10餘元。如果不攢，他探家時就得借路費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帶些錢回到家裡了。到過我家裡的父親的工友曾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仔細了，捨不得買食堂的菜吃，自己買點兒醬買幾塊豆腐乳下飯，二分錢一塊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話，我是親耳聽到了的。
父親寄回家的錢，十之八九是我去郵局取的。從那以後，每次看著郵局的人點錢給我，我的心情不是高興，而竟特別地難受。正是由於那種難受使我暗下決心，初中畢業後，但凡能找到份工作，我一定不讀書了，早日為家裡掙錢才更要緊！
那話，哥哥也是當面聽到了的。
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親已經當著來人的面落過淚了，見哥哥一哭，便這麼勸：兒子別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學對不對？家裡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裡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爸媽不就會得你的濟了嗎？弟弟妹妹不就會沾你的光了嗎……
從那以後，我們見到哥哥的時候就更少了，學校幾乎成了他的家了。從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學習尖子生，也是學生會和團的幹部，他屬於那種多項榮譽加於一身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在當年，少接受一種榮譽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將學校當成家，一半是出於無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們的家太小太破爛不堪，如同城市裡的土坯窩棚。在那樣的家裡學習，要想始終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學校里，為那些給予他的榮譽盡著盡不完的義務，也為考上大學刻苦學習。
每月40元的生活費，是不夠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度日的。母親四處央求人為自己找工作。謝天謝地，那幾年臨時工作還比較好找。母親最常乾的是連男人們也會叫苦不迭的累活兒髒活兒。然而母親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掙到份兒錢，再苦再累再髒的活兒，她也會高高興興地去干。每月只不過能掙二十來元吧。那二十來元，對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們的每一天差不多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們醒來，母親已不在家裡，不知何時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裡了，不知何時上學去了。倘是冬季，那時北方的天還沒亮。或者，爐火不知何時已生著了，鍋里已煮熟一鍋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過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著煮。也或者，鍋火併沒生，屋裡冷森森的，鍋里是空的，須我來為弟弟妹妹們弄頓早飯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來不及了的，只有現生火，煮鍋玉米面粥……
我從小學二三年級起就開始做飯、擔水、收拾屋子，做幾乎一切的家務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挑回家一擔水是不容易的。我家離自來水站較遠，不挑水也要走十來分鐘。對於才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來分鐘了，因為中途還要歇兩三歇。我是絕然挑不起兩滿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來，發現水缸里居然已快沒水了，我對哥哥是很惱火的。我認為挑水這一項家務，不管怎麼說也應該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幾乎全撲在學習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會想到自己也該挑水的，一想到就會連挑兩擔，那便足以使水滿缸了。而我呢，其實內心裡也挺期待他大學畢業以後，能分配到較令別人羨慕的工作，掙較多的錢，使全家人過上較幸福的生活。這種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對他的惱火。
然而我開始逃學了。
因為頭一天晚上沒寫完作業或根本就沒顧得上寫，第二天上午忙得顧此失彼，終究還是沒得空寫——我逃學。
因為端起鍋時，衣服被鍋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幹不了，不洗再沒別的衣服可換（上學穿的一身衣服當然是我最體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學。
因為一上午雖然諸事忙碌得還挺順利，但是背上書包將要出門時，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著我，都顯出我一走他們會害怕的表情時——我逃學。
因為外邊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而家裡若爐火旺著，我轉身一走不放心；若將爐火壓住，家裡必也會冷得凍手凍腳——我逃學。
因為外邊在下雨，由於房頂處處破損，屋裡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們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學……
我對每一次逃學幾乎都有自認為正當的辯護理由。而逃學這一種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價的。我頭一天若逃學了，晚上會睡不著覺的，唯恐面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面的訓問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結果第二天又逃學，第三天還逃學。最多時，我連續逃學過一個星期，並且教弟弟妹妹怎樣幫我圓謊。紙里包不住火，謊言終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時是同學受了老師的指派到家裡來告知母親，有時是老師親自到家裡來了。往往的，母親明白了真相後，會沉默良久。那時我看出，母親內心裡是極其自責的，母親分明感覺到對不住我這個二兒子。
而母親卻發現，哥哥的胳膊肘、膝蓋破皮了，正滴著血。當母親替哥哥用鹽水擦過了傷口，對我說也給你哥吃一塊糖時，我連最後一塊糖也嚼在嘴裡了……
是的，我頭腦中只不過就保留了對這麼一件事的記憶。某些時候我試圖回憶起更多幾件類似的事，卻從沒回憶起過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時，當年他那種像娃娃魚又像變戲法的少年的樣子，就會逐漸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於是我內心裡的恨意也就會逐漸地軟化了，像北方人家從前的凍乾糧，上鍋一蒸，就暄騰了。只不過在我心裡，熱氣是回憶產生的。
是的——此前我許多次地恨過哥哥。那一種恨，可以說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這麼祈禱：上帝呵，讓他死吧！並且，毫無罪過感。
我雖非教徒，但由於青少年時讀過較多的外國小說，大受書中人物影響，倍感鬱悶、壓抑了，往往也會像那些人物似的對所謂上帝發出求助的祈禱。
千真萬確，我是多次憎恨過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哥哥已經在讀初三了，而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三年裡，正是哥哥從高一到高三的階段。那時，我又有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而實際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四個孩子。除了過年過節和星期日，我們四個平時白天是不太見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裡。我們能見到母親的時候，並不比能見到哥哥的時候多一些。而是建築工人的父親，則遠在大西南。某幾年這一省，某幾年那一省。從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父親就援建“大三線”去了——每隔兩三年才得以與全家團圓一次，每次12天的假期。那對父親如同獨自一人的萬里長征，儘管一路有長途汽車和列車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轉車，從大西南的深山裡回到哈爾濱的家裡，每次都要經歷五六天的疲憊途程。父親的工資當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用10餘元，每月再攢10餘元。如果不攢，他探家時就得借路費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帶些錢回到家裡了。到過我家裡的父親的工友曾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仔細了，捨不得買食堂的菜吃，自己買點兒醬買幾塊豆腐乳下飯，二分錢一塊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話，我是親耳聽到了的。
父親寄回家的錢，十之八九是我去郵局取的。從那以後，每次看著郵局的人點錢給我，我的心情不是高興，而竟特別地難受。正是由於那種難受使我暗下決心，初中畢業後，但凡能找到份工作，我一定不讀書了，早日為家裡掙錢才更要緊！
那話，哥哥也是當面聽到了的。
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親已經當著來人的面落過淚了，見哥哥一哭，便這麼勸：兒子別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學對不對？家裡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裡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爸媽不就會得你的濟了嗎？弟弟妹妹不就會沾你的光了嗎……
從那以後，我們見到哥哥的時候就更少了，學校幾乎成了他的家了。從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學習尖子生，也是學生會和團的幹部，他屬於那種多項榮譽加於一身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在當年，少接受一種榮譽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將學校當成家，一半是出於無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們的家太小太破爛不堪，如同城市裡的土坯窩棚。在那樣的家裡學習，要想始終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學校里，為那些給予他的榮譽盡著盡不完的義務，也為考上大學刻苦學習。
每月40元的生活費，是不夠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度日的。母親四處央求人為自己找工作。謝天謝地，那幾年臨時工作還比較好找。母親最常乾的是連男人們也會叫苦不迭的累活兒髒活兒。然而母親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掙到份兒錢，再苦再累再髒的活兒，她也會高高興興地去干。每月只不過能掙二十來元吧。那二十來元，對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們的每一天差不多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們醒來，母親已不在家裡，不知何時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裡了，不知何時上學去了。倘是冬季，那時北方的天還沒亮。或者，爐火不知何時已生著了，鍋里已煮熟一鍋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過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著煮。也或者，鍋火併沒生，屋裡冷森森的，鍋里是空的，須我來為弟弟妹妹們弄頓早飯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來不及了的，只有現生火，煮鍋玉米面粥……
我從小學二三年級起就開始做飯、擔水、收拾屋子，做幾乎一切的家務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挑回家一擔水是不容易的。我家離自來水站較遠，不挑水也要走十來分鐘。對於才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來分鐘了，因為中途還要歇兩三歇。我是絕然挑不起兩滿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來，發現水缸里居然已快沒水了，我對哥哥是很惱火的。我認為挑水這一項家務，不管怎麼說也應該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幾乎全撲在學習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會想到自己也該挑水的，一想到就會連挑兩擔，那便足以使水滿缸了。而我呢，其實內心裡也挺期待他大學畢業以後，能分配到較令別人羨慕的工作，掙較多的錢，使全家人過上較幸福的生活。這種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對他的惱火。
然而我開始逃學了。
因為頭一天晚上沒寫完作業或根本就沒顧得上寫，第二天上午忙得顧此失彼，終究還是沒得空寫——我逃學。
因為端起鍋時，衣服被鍋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幹不了，不洗再沒別的衣服可換（上學穿的一身衣服當然是我最體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學。
因為一上午雖然諸事忙碌得還挺順利，但是背上書包將要出門時，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著我，都顯出我一走他們會害怕的表情時——我逃學。
因為外邊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而家裡若爐火旺著，我轉身一走不放心；若將爐火壓住，家裡必也會冷得凍手凍腳——我逃學。
因為外邊在下雨，由於房頂處處破損，屋裡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們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學……
我對每一次逃學幾乎都有自認為正當的辯護理由。而逃學這一種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價的。我頭一天若逃學了，晚上會睡不著覺的，唯恐面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面的訓問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結果第二天又逃學，第三天還逃學。最多時，我連續逃學過一個星期，並且教弟弟妹妹怎樣幫我圓謊。紙里包不住火，謊言終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時是同學受了老師的指派到家裡來告知母親，有時是老師親自到家裡來了。往往的，母親明白了真相後，會沉默良久。那時我看出，母親內心裡是極其自責的，母親分明感覺到對不住我這個二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