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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袁世凱告密的內幕，有一段極重要的資料，自來談戊戌政變者，多未注意。此段資料，出自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乃陳得自榮祿親口所述者：袁君遵旨來京，預備召見，入見後，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入京圍頤和園。袁謂天津尚有蘆台聶士成一軍，曾經百戰，兵數倍於新建陸軍，圍園之事，萬不敢辦。至傳旨將直督正法，亦恐辦不到，或俟九月兩宮赴京閱操，相機進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將變，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來謁，但言他事，絕不詢及朝政。袁請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來，有一事萬不敢辦，亦不忍辦，惟有自請死！”文忠笑謂：“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紙呈閱，並觀文忠氣色行事。文忠閱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無非恩澤！但承旨在樞，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願自首入京，束身司敗，豈能憑爾袖中片紙便可欽此欽遵？”
按：如上所言，則戊戌政變記及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光緒於八月初五日召見袁世凱，賜有密詔，確有其事。即袁世凱“袖中片紙”；而觀榮祿所答，密詔的內容，即陳記：“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四圍頤和園”云云。
《夢蕉亭雜記》又言：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談。”因夤夜乘火車入京晤慶邸，請見慈聖，均各愕然。越日奉硃諭以朕躬多病，恭請太后訓政，時局為之一變。
關於榮祿入京日期，官文書皆載，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據張一《古紅梅閣筆記》載，榮祿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與陳記“夤夜乘火車入京”之說相合。就情理而論，遇到這樣的緊急大事，非親自進京不可。再看當時慈禧太后的行蹤，八月初四自頤和園回宮。至初六忽又臨幸頤和園，當然是為了召見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認為榮祿於八月初五連夜進京晤慶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復幸頤和園，發號司令，展開政變，這一點已無爭論的餘地。
要研究的光緒有無密詔賜袁，及袁世凱的態度。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說：八月十三日復有人問榮相曰：“袁世凱曾奉密詔乎？”曰：“然。”“詔中曾有殺公言乎？”曰：“然。”曰：“然則袁世凱先一同謀者也，既同謀而又出首，首鼠兩端，此人亦不足取也。”榮相曰：“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
“首鼠兩端”之語，又見黃遵憲的詩句。至於榮祿說“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則既收袁為己用，當然要如此回護。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為自編年譜：聞五日袁召見，上另有密詔與袁，則不知云何矣？
這也好像證實了袁獲有密詔。但“不知云何”一語，深為可怪。因為光緒如有密詔付袁，亦必經過四京卿的手，康有為豈能不知？故知康自敘所謂“上另有密詔與袁”，仍是他事後卸責之手法，意謂僨事乃光緒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凱得據此告密。
事實上是絕不會有此密詔的。光緒固不致魯莽如此，尤其不會贊成圍頤和園。同時，如有此密詔，光緒絕不會不告訴四京卿，否則即與白痴無異。而四京卿獲知有此密詔，預期旦夕之內，必有巨變，則：第一，要留康有為在京；第二，需要有所部署；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動態，而榮祿專車到京，亦一定瞞不過去。
第五，必然顧慮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禍，預籌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點來看，無絲毫跡象，可資佐證。因此，賜袁密詔一說，應不成立。
然則袁世凱“袖中片紙”非出於偽造，即根本無此“片紙”。就情理來說，偽造詔諭，為十惡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凱的腦筋之清楚，豈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榮祿這方面來說，如果察知此一詔諭出於偽造，認為光緒並無不利於太后的企圖，正可借袁世凱的告密，牽出譚嗣同夤夜遊說的陰謀，打擊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況，包圍頤和園的計劃，由於袁世凱的告密，事實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並無危機，無須作任何緊急處置。
由此可知，榮祿對外宣稱有密詔殺他及派袁世凱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完全是一種藉口。由此可以產生下列的效果：一、坐新黨以大逆的罪名，逮捕處死。
二、坐光緒以不孝的罪名，為慈禧訓政的根據，並為廢立作張本。
《夢蕉亭雜記》又記：慈聖以袁君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亂犯上之事，諉之黨人，並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來，榮祿製造此一藉口，竟是連慈禧太后也瞞過了。所以如說有此賜袁密詔，應該是出於榮祿的偽造。
第三章袁世凱告密（1）
黃彰健認為“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意謂政變是預定的計劃。其主要的論據，基於榮祿在八月初五並未進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時尚未得悉袁世凱告密的內容。否則，八月初六不會僅捉拿康有為一個人。他認為袁世凱告密的詳情，慈禧太后於八月初八方始獲悉，於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張蔭桓。我以為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說法。
從光緒親政開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內禪後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緒如接位後的嘉慶。一方面光緒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違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頤和園中優遊自在，好好享幾年福。是故，只要光緒能如嘉慶，她是絕不願放棄排雲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來召見軍機的。
至於對光緒，她一手撫養長大，對於光緒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緒絕不會做出什麼悖逆的行為，這還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她料准了光緒不敢。至於後來常指責光緒不孝，是她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說法。
但是，慈禧對光緒，有一防範極嚴的顧慮，就是怕有人“教壞”了他。第一個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發下來時交代名次：“第一不動，其餘皆可動。”此為光緒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對，而還是要做的明證，亦即明知珍妃的話不能聽，而還是要聽的明證。這就不僅“教壞”，直是蠱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壞”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並永不錄用不可。
第二個是翁同。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臨死以前，光緒奉慈禧臨視時，恭王一定對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挾帝而有所作為，恐無人可以壓得住他，故太后必須慎防”的諫勸。此為慈禧惡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壽，而始終之典之優渥，幾可與雍正之待怡親王允祥相比擬的原因。
按：如上所言，則戊戌政變記及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光緒於八月初五日召見袁世凱，賜有密詔，確有其事。即袁世凱“袖中片紙”；而觀榮祿所答，密詔的內容，即陳記：“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四圍頤和園”云云。
《夢蕉亭雜記》又言：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談。”因夤夜乘火車入京晤慶邸，請見慈聖，均各愕然。越日奉硃諭以朕躬多病，恭請太后訓政，時局為之一變。
關於榮祿入京日期，官文書皆載，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據張一《古紅梅閣筆記》載，榮祿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與陳記“夤夜乘火車入京”之說相合。就情理而論，遇到這樣的緊急大事，非親自進京不可。再看當時慈禧太后的行蹤，八月初四自頤和園回宮。至初六忽又臨幸頤和園，當然是為了召見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認為榮祿於八月初五連夜進京晤慶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復幸頤和園，發號司令，展開政變，這一點已無爭論的餘地。
要研究的光緒有無密詔賜袁，及袁世凱的態度。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說：八月十三日復有人問榮相曰：“袁世凱曾奉密詔乎？”曰：“然。”“詔中曾有殺公言乎？”曰：“然。”曰：“然則袁世凱先一同謀者也，既同謀而又出首，首鼠兩端，此人亦不足取也。”榮相曰：“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
“首鼠兩端”之語，又見黃遵憲的詩句。至於榮祿說“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則既收袁為己用，當然要如此回護。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為自編年譜：聞五日袁召見，上另有密詔與袁，則不知云何矣？
這也好像證實了袁獲有密詔。但“不知云何”一語，深為可怪。因為光緒如有密詔付袁，亦必經過四京卿的手，康有為豈能不知？故知康自敘所謂“上另有密詔與袁”，仍是他事後卸責之手法，意謂僨事乃光緒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凱得據此告密。
事實上是絕不會有此密詔的。光緒固不致魯莽如此，尤其不會贊成圍頤和園。同時，如有此密詔，光緒絕不會不告訴四京卿，否則即與白痴無異。而四京卿獲知有此密詔，預期旦夕之內，必有巨變，則：第一，要留康有為在京；第二，需要有所部署；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動態，而榮祿專車到京，亦一定瞞不過去。
第五，必然顧慮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禍，預籌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點來看，無絲毫跡象，可資佐證。因此，賜袁密詔一說，應不成立。
然則袁世凱“袖中片紙”非出於偽造，即根本無此“片紙”。就情理來說，偽造詔諭，為十惡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凱的腦筋之清楚，豈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榮祿這方面來說，如果察知此一詔諭出於偽造，認為光緒並無不利於太后的企圖，正可借袁世凱的告密，牽出譚嗣同夤夜遊說的陰謀，打擊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況，包圍頤和園的計劃，由於袁世凱的告密，事實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並無危機，無須作任何緊急處置。
由此可知，榮祿對外宣稱有密詔殺他及派袁世凱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完全是一種藉口。由此可以產生下列的效果：一、坐新黨以大逆的罪名，逮捕處死。
二、坐光緒以不孝的罪名，為慈禧訓政的根據，並為廢立作張本。
《夢蕉亭雜記》又記：慈聖以袁君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亂犯上之事，諉之黨人，並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來，榮祿製造此一藉口，竟是連慈禧太后也瞞過了。所以如說有此賜袁密詔，應該是出於榮祿的偽造。
第三章袁世凱告密（1）
黃彰健認為“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意謂政變是預定的計劃。其主要的論據，基於榮祿在八月初五並未進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時尚未得悉袁世凱告密的內容。否則，八月初六不會僅捉拿康有為一個人。他認為袁世凱告密的詳情，慈禧太后於八月初八方始獲悉，於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張蔭桓。我以為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說法。
從光緒親政開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內禪後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緒如接位後的嘉慶。一方面光緒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違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頤和園中優遊自在，好好享幾年福。是故，只要光緒能如嘉慶，她是絕不願放棄排雲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來召見軍機的。
至於對光緒，她一手撫養長大，對於光緒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緒絕不會做出什麼悖逆的行為，這還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她料准了光緒不敢。至於後來常指責光緒不孝，是她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說法。
但是，慈禧對光緒，有一防範極嚴的顧慮，就是怕有人“教壞”了他。第一個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發下來時交代名次：“第一不動，其餘皆可動。”此為光緒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對，而還是要做的明證，亦即明知珍妃的話不能聽，而還是要聽的明證。這就不僅“教壞”，直是蠱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壞”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並永不錄用不可。
第二個是翁同。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臨死以前，光緒奉慈禧臨視時，恭王一定對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挾帝而有所作為，恐無人可以壓得住他，故太后必須慎防”的諫勸。此為慈禧惡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壽，而始終之典之優渥，幾可與雍正之待怡親王允祥相比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