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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名人小傳記徐致靖、徐仁鑄父子云：康有為乙未上書，名滿海內，翁同雖舉其賢能，而特戾密陳，其露章有為宜大用者，則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進士，授編修，歷官至侍讀學士，初不交有為。其子仁鑄，以編修督湘學，陳三立方從其父寶箴官湘，黃遵憲陳臬事，梁啓超則主時務學堂，皆當時所謂新黨也。仁鑄為學，素服膺黃梨洲、顧亭林，志在經事，及接諸人，維新益力，乃書告致靖舉有為，以其久簡帝心，一可邀峻擢，致靖遽論，而附以張元濟諸人，半隸保國會，政變竟坐長系，仁鑄革職永不敘用，上書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敵兵入，得出。
按：此記大致翔實，惟籍貫有誤。徐致靖江蘇宜興人。他有兩個侄子，談掌故負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漢閣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園雜詠》：內政何須召外兵，從來打草致蛇驚。皺詞已辟臧三耳，豈料乘機起項城？（下註：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京處，先征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語。迨至召袁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矣。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爾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圖報，尚為身家計，於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安，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後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為子靜之侄義甫，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所徵得者模稜語耳。夫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模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
子靜為徐致靖的號，瑩甫為致靖次子仁鏡，與其兄仁鑄並為翰林。功亭則聶士成；義甫名徐仁錄，為彬彬之兄。
所謂“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編修”別稱“太史”，徐世昌是光緒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於文字不佳，從未得過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無比的一名窮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凱。袁以直隸臬司的職銜，在小站練“新建陸軍”，為榮祿的“武衛五軍”之一。翰林身份，至為清貴，竟入監司幕府，未之前聞。但徐世昌竟以此淵源，在清末即已入閣拜相，則其看中袁世凱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處。
至於徐致靖，實為首薦康有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並首薦袁世凱。奏疏中頗為袁世凱委屈，中有一段云：臣查日本變法之初，妙選將才，立三重鎮。今誠患無將帥之才，幸而得其人，必當隆其位任，重其事權，似不宜加以鈐束，置諸人之下。夫兵，機事也，緩急有變，大敵當前，稟命則失機宜，專命則嫌驕蹇，既不足盡其才用，且因以貽誤事機。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臣以為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
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庶幾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邊有重鎮，強敵銷萌。
第二章必死之心（2）
此疏實為康有為所代草。奏上，即有“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之諭。戊戌政變由點燃袁世凱這根導線而爆發，點火者康有為借徐致靖之手而為之，所以我說徐致靖是戊戌政變中極有關係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記載，康有為與徐致靖先是想遊說聶士成，其後乃看中袁世凱。戊戌政變後，王照與康有為同時亡命日本，由於康自稱奉有光緒的“衣帶詔”，受密命起兵勤王，藉此以籌辦大事募餉為名，到處斂財，為王照所卑視。而康有為亦恐王照泄漏內幕，敗其騙局，竟指使門下以不客氣的手段，監視王照。結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悶氣不可。乃於光緒二十五年與日本“木堂翁”（犬養毅）作了一番筆談，對內幕頗有透露。
關於遊說帶兵大將，武力奪權的計劃，王照述其所參預的經過是：康又托致靖勸照往蘆台奪聶提督軍，以衛皇上，照力辯其不可，謂太后本顧名義，無廢皇上之心，若如此舉動，大不可也。康又托譚嗣同、徐仁鏡與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為狄仁傑，不能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動兵之議不復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聞徐致靖請召袁世凱入都，照大驚，往問徐，答曰：“我請召袁為御外侮也。”照曰：“雖如此，太后豈不驚？”於是照急繕折，請皇上命袁駐河南歸德府以鎮土匪，意在掩飾召袁入京之計，以免太后驚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頤和園上請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於此可知，武力奪權，雖為預定的計劃，但策動什麼人，卻一直有不同的意見，如林旭詩句：“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則是主張用董福祥。黃彰健據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以及康有為自編年譜，說戊戌八月初三，康約梁啓超、林旭、康廣仁、徐仁錄、仁鏡兄弟開會，決定派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林旭鑑於東漢何進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導致董卓專政，因以此詩代致譚等，表示反對。因而下一斷語：梁（啟超）既系與會人士，則其釋林此詩“千里草”三字，應較陳衍所釋為可信。
此即表示黃彰健相信“千里草”雖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說不然，仍以陳衍所釋為可信。按：《石遺室詩話》：是時余居蓮華寺，暾谷無日不來，千里草二語實有議論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後二句力追溯未敗之前，君謀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後山絕句之深有得者，豈能如此？舍暾谷，無他人也。
又：陳石遺《近代詩鈔》載林旭此詩，題作《獄中示復生》。黃彰健認為：林在獄中以此詩示譚，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詩，如被搜出呈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而林氏亦無承認同謀，其罪仍不輕，林氏當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詩，作於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啓超所記為不虛。但黃彰健又說：戊戌政變記林旭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則目光如炬，燭照無隱。事實上樑啟超還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啓超還曲解了“千里草”。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說此詩作於八月初三。
先談究為獄中所吟，還是八月初三所作？這一點，當然是陳衍的話可信，因為他其時身在京師，與林旭過從極密，於其身前死後諸事，無不關心，確知為獄中所作，方在《近代詩鈔》中錄為林詩之殿。至於黃彰健所說，似無在獄中作此詩示譚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說，但事實並非如此，茲述其情況如下：一、獄中作詩，不必題壁。“四京卿”系獄，其實是住在所謂“火房”，飲食起居，並不受虐待。傳詩相和，事所恆有。如楊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詩，十一日所作為七律：久拼生命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自曉龍逄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聖人豈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後名。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按：此記大致翔實，惟籍貫有誤。徐致靖江蘇宜興人。他有兩個侄子，談掌故負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漢閣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園雜詠》：內政何須召外兵，從來打草致蛇驚。皺詞已辟臧三耳，豈料乘機起項城？（下註：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京處，先征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語。迨至召袁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矣。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爾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圖報，尚為身家計，於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安，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後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為子靜之侄義甫，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所徵得者模稜語耳。夫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模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
子靜為徐致靖的號，瑩甫為致靖次子仁鏡，與其兄仁鑄並為翰林。功亭則聶士成；義甫名徐仁錄，為彬彬之兄。
所謂“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編修”別稱“太史”，徐世昌是光緒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於文字不佳，從未得過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無比的一名窮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凱。袁以直隸臬司的職銜，在小站練“新建陸軍”，為榮祿的“武衛五軍”之一。翰林身份，至為清貴，竟入監司幕府，未之前聞。但徐世昌竟以此淵源，在清末即已入閣拜相，則其看中袁世凱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處。
至於徐致靖，實為首薦康有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並首薦袁世凱。奏疏中頗為袁世凱委屈，中有一段云：臣查日本變法之初，妙選將才，立三重鎮。今誠患無將帥之才，幸而得其人，必當隆其位任，重其事權，似不宜加以鈐束，置諸人之下。夫兵，機事也，緩急有變，大敵當前，稟命則失機宜，專命則嫌驕蹇，既不足盡其才用，且因以貽誤事機。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臣以為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
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庶幾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邊有重鎮，強敵銷萌。
第二章必死之心（2）
此疏實為康有為所代草。奏上，即有“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之諭。戊戌政變由點燃袁世凱這根導線而爆發，點火者康有為借徐致靖之手而為之，所以我說徐致靖是戊戌政變中極有關係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記載，康有為與徐致靖先是想遊說聶士成，其後乃看中袁世凱。戊戌政變後，王照與康有為同時亡命日本，由於康自稱奉有光緒的“衣帶詔”，受密命起兵勤王，藉此以籌辦大事募餉為名，到處斂財，為王照所卑視。而康有為亦恐王照泄漏內幕，敗其騙局，竟指使門下以不客氣的手段，監視王照。結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悶氣不可。乃於光緒二十五年與日本“木堂翁”（犬養毅）作了一番筆談，對內幕頗有透露。
關於遊說帶兵大將，武力奪權的計劃，王照述其所參預的經過是：康又托致靖勸照往蘆台奪聶提督軍，以衛皇上，照力辯其不可，謂太后本顧名義，無廢皇上之心，若如此舉動，大不可也。康又托譚嗣同、徐仁鏡與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為狄仁傑，不能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動兵之議不復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聞徐致靖請召袁世凱入都，照大驚，往問徐，答曰：“我請召袁為御外侮也。”照曰：“雖如此，太后豈不驚？”於是照急繕折，請皇上命袁駐河南歸德府以鎮土匪，意在掩飾召袁入京之計，以免太后驚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頤和園上請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於此可知，武力奪權，雖為預定的計劃，但策動什麼人，卻一直有不同的意見，如林旭詩句：“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則是主張用董福祥。黃彰健據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以及康有為自編年譜，說戊戌八月初三，康約梁啓超、林旭、康廣仁、徐仁錄、仁鏡兄弟開會，決定派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林旭鑑於東漢何進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導致董卓專政，因以此詩代致譚等，表示反對。因而下一斷語：梁（啟超）既系與會人士，則其釋林此詩“千里草”三字，應較陳衍所釋為可信。
此即表示黃彰健相信“千里草”雖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說不然，仍以陳衍所釋為可信。按：《石遺室詩話》：是時余居蓮華寺，暾谷無日不來，千里草二語實有議論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後二句力追溯未敗之前，君謀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後山絕句之深有得者，豈能如此？舍暾谷，無他人也。
又：陳石遺《近代詩鈔》載林旭此詩，題作《獄中示復生》。黃彰健認為：林在獄中以此詩示譚，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詩，如被搜出呈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而林氏亦無承認同謀，其罪仍不輕，林氏當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詩，作於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啓超所記為不虛。但黃彰健又說：戊戌政變記林旭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則目光如炬，燭照無隱。事實上樑啟超還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啓超還曲解了“千里草”。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說此詩作於八月初三。
先談究為獄中所吟，還是八月初三所作？這一點，當然是陳衍的話可信，因為他其時身在京師，與林旭過從極密，於其身前死後諸事，無不關心，確知為獄中所作，方在《近代詩鈔》中錄為林詩之殿。至於黃彰健所說，似無在獄中作此詩示譚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說，但事實並非如此，茲述其情況如下：一、獄中作詩，不必題壁。“四京卿”系獄，其實是住在所謂“火房”，飲食起居，並不受虐待。傳詩相和，事所恆有。如楊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詩，十一日所作為七律：久拼生命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自曉龍逄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聖人豈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後名。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