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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卦算得準不準，日記中沒有詳細記載。但從他樂此不疲的事實判斷，他對此中消息確有吟味。
應該說，易經占卦，並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點哲學啟示在。《易經》認為，宇宙是個相互感應的大系統，系統內的每一事物都與全體相通。世相雖然繁雜，但多不礙感應，體不礙互通。因此《易經》認為，世事並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規律地發展的（就是“道”）。這一規律，雖然混沌難明，但人竭盡全力，還是探討得一點消息。
第四節 曾國藩從神秘文化中悟到了什麼
一
雖然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在那個時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對“怪力亂神”感興趣。因為風雲變幻、旦夕禍福的生存環境使中國人特別希望解讀未來和變數。而當時人文的智慧成果卻對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讀力。
在傳統時代，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荒謬的界線並不那麼分明。非理性的氣氛瀰漫在大部分經典之中，幾乎所有學說中都有著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來荒誕無稽的五行學說，是中國上古各派哲學的共同理論依據，也是古代醫學、科技的理論基礎，更是神秘主義者修仙、預測的共同依據。可以說，中國古典智慧都是游離在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謬誤、世俗與神秘中間。《黃帝內經》說：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漠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這是用傳統政治中的君、臣、父、子這樣的倫理關係比附內臟系統。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將軍，膽是參謀……所以舌乃心之靈苗。
其實，儒家學說何嘗不是如此。董仲舒這樣論證他的“天人感應”學說，他說，“人副天數”，也就是說，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晝夜，人有視瞑；天有暖清，人有好惡；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應。
如果單看理論體系，中醫和儒學，與相面和算卦並無高下之分。事實上，對於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並不重要。中國式智慧真正的寶貴之處在於荒誕的體系架構下大量的與這個架構也許沒什麼關係的寶貴經驗。對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只是一個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東西。中國式學問的妙處在於“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聖者的許多話，聽起來空谷足音，無根無傍，玄而又玄。也許突然某一天，與你的人生經驗發生共鳴，使你醍醐灌頂。
二
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將曾國藩的“迷信”歸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動，反映出其思維的局限性和落後性的一面。但同時，在曾國藩與中國神秘文化的關係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曾國藩窮盡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精神資源。
站在今天的知識高度反觀，曾國藩在他的歷史時代能接觸到的思想資源其實是有限的。中國傳統經史子集，雖然汗牛充棟，基本精神卻千篇一律。而曾國藩要面對的世界卻是複雜的、寬闊的、流動不息的。他身上肩負的任務太重了。他要指揮戰鬥，治理地方，修身齊家，內聖外王。他要恢復社會的秩序，指引國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對於這些，僅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的空疏教條是不夠的。
曾國藩是渾厚、開闊，無所不包的。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曾國藩像一隻敏銳的雷達，收集分析著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從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興趣，自然在情理之中。當然，與經史子集比起來，神秘文化中的營養的成分少得可憐。但曾國藩凡事都願親身嘗試一遍，才能放心。
三
曾國藩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與其說曾國藩從《易經》、從相術中學到了知識，不如說他讀易、讀相法、讀風水過程中與自己的生命經驗偶有所印證而已。《易經》、相法之類對曾國藩來說，只不過是些鉤子，用來系掛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說，曾國藩從易經中學到了“盈虛消息之理”，讀出了“一分為二”的觀點，讀出了謙虛謹慎，讀出了自強不息，其實更應該說，他是借《易經》中這些經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經驗系統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沒有自己一生的複雜歷練，曾國藩坐在書齋中讀一輩子《易經》，也不會有什麼所得。還是曾國藩自己總結得好：
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於可解與不可解之間。
神秘文化當然不會給曾國藩驅災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從正面來看，神秘文化應該給了他如下啟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訴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啟示他宇宙的規律可以索解，人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經》中天人合一，陰陽相生的思維方式，相面術中對精氣神的判斷，風水理論中關於水源的選擇，以及傳統養生術中動靜結合理論，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對於他的日常生活發揮過正面影響。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於他的，也許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國藩算卦之中的自娛自解的成分，也許大於求索未來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實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緊張。至於“命運”之說，對他開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極度困難痛苦之際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跋：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柴靜
一
我認識宏傑，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專制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裡悚然。
後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問他：“為什麼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宏傑說：“我沒想這麼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通過寫來了解他。”
當時我正寫顧准，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現彼此動筆的出發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並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痛苦轉變。
老曾說，“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而顧准說，“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王國，對於未來的瞻望，必肇始於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現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地對未來的預言”。
經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專制的道路，像顧准所說“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應該說，易經占卦，並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點哲學啟示在。《易經》認為，宇宙是個相互感應的大系統，系統內的每一事物都與全體相通。世相雖然繁雜，但多不礙感應，體不礙互通。因此《易經》認為，世事並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規律地發展的（就是“道”）。這一規律，雖然混沌難明，但人竭盡全力，還是探討得一點消息。
第四節 曾國藩從神秘文化中悟到了什麼
一
雖然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在那個時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對“怪力亂神”感興趣。因為風雲變幻、旦夕禍福的生存環境使中國人特別希望解讀未來和變數。而當時人文的智慧成果卻對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讀力。
在傳統時代，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荒謬的界線並不那麼分明。非理性的氣氛瀰漫在大部分經典之中，幾乎所有學說中都有著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來荒誕無稽的五行學說，是中國上古各派哲學的共同理論依據，也是古代醫學、科技的理論基礎，更是神秘主義者修仙、預測的共同依據。可以說，中國古典智慧都是游離在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謬誤、世俗與神秘中間。《黃帝內經》說：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漠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這是用傳統政治中的君、臣、父、子這樣的倫理關係比附內臟系統。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將軍，膽是參謀……所以舌乃心之靈苗。
其實，儒家學說何嘗不是如此。董仲舒這樣論證他的“天人感應”學說，他說，“人副天數”，也就是說，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晝夜，人有視瞑；天有暖清，人有好惡；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應。
如果單看理論體系，中醫和儒學，與相面和算卦並無高下之分。事實上，對於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並不重要。中國式智慧真正的寶貴之處在於荒誕的體系架構下大量的與這個架構也許沒什麼關係的寶貴經驗。對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只是一個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東西。中國式學問的妙處在於“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聖者的許多話，聽起來空谷足音，無根無傍，玄而又玄。也許突然某一天，與你的人生經驗發生共鳴，使你醍醐灌頂。
二
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將曾國藩的“迷信”歸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動，反映出其思維的局限性和落後性的一面。但同時，在曾國藩與中國神秘文化的關係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曾國藩窮盡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精神資源。
站在今天的知識高度反觀，曾國藩在他的歷史時代能接觸到的思想資源其實是有限的。中國傳統經史子集，雖然汗牛充棟，基本精神卻千篇一律。而曾國藩要面對的世界卻是複雜的、寬闊的、流動不息的。他身上肩負的任務太重了。他要指揮戰鬥，治理地方，修身齊家，內聖外王。他要恢復社會的秩序，指引國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對於這些，僅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的空疏教條是不夠的。
曾國藩是渾厚、開闊，無所不包的。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曾國藩像一隻敏銳的雷達，收集分析著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從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興趣，自然在情理之中。當然，與經史子集比起來，神秘文化中的營養的成分少得可憐。但曾國藩凡事都願親身嘗試一遍，才能放心。
三
曾國藩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與其說曾國藩從《易經》、從相術中學到了知識，不如說他讀易、讀相法、讀風水過程中與自己的生命經驗偶有所印證而已。《易經》、相法之類對曾國藩來說，只不過是些鉤子，用來系掛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說，曾國藩從易經中學到了“盈虛消息之理”，讀出了“一分為二”的觀點，讀出了謙虛謹慎，讀出了自強不息，其實更應該說，他是借《易經》中這些經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經驗系統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沒有自己一生的複雜歷練，曾國藩坐在書齋中讀一輩子《易經》，也不會有什麼所得。還是曾國藩自己總結得好：
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於可解與不可解之間。
神秘文化當然不會給曾國藩驅災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從正面來看，神秘文化應該給了他如下啟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訴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啟示他宇宙的規律可以索解，人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經》中天人合一，陰陽相生的思維方式，相面術中對精氣神的判斷，風水理論中關於水源的選擇，以及傳統養生術中動靜結合理論，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對於他的日常生活發揮過正面影響。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於他的，也許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國藩算卦之中的自娛自解的成分，也許大於求索未來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實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緊張。至於“命運”之說，對他開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極度困難痛苦之際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跋：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柴靜
一
我認識宏傑，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專制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裡悚然。
後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問他：“為什麼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宏傑說：“我沒想這麼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通過寫來了解他。”
當時我正寫顧准，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現彼此動筆的出發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並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痛苦轉變。
老曾說，“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而顧准說，“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王國，對於未來的瞻望，必肇始於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現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地對未來的預言”。
經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專制的道路，像顧准所說“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