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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雨兒相愛時，正是我熱中於提倡寬鬆理論的時期。事實上，在這一理論影響下，我們都偶有出軌的行為。可是，一旦我覺得她的行為越過了度，對我造成了傷害，我就不能忍受了。其實，所謂度是相對的，視承受力而定。我對自己的承受力估計過高，也對我們的愛情過於自信，結果自己證明了寬鬆理論的失敗。雨兒始終大度地承擔了我們婚姻破裂的責任，事實上我的責任更重。她對開放婚姻早有精當的批評，我翻開1987年的日記，上面記錄著她的話：“愛有很脆弱的一面，開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趨樂避苦的，人性的弱點利用互相信任尋求快樂，最後就會損害愛。愛是要付出努力的，在這世界上誰也別想占便宜!”真是一針見血，倘若我們都保持這個覺悟，結局很可能完全不同。當然，婚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無人能拿出一種必定成功的理論。寬鬆也未必錯，捆綁肯定比寬鬆更糟，關鍵也許在於在寬鬆的前提下雙方都決不濫用自由。說到底，寬鬆也罷，捆綁也罷，你真想偷情是誰也攔不住的，就看你是否珍惜現有的婚愛了。
在發生婚變後的一年內，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實際上在總結婚變的教訓。我在《婚姻反思錄》中寫道：“我們當然不能也不該對愛情可能發生的變化嚴加防範，但是也大可不必為它創造條件。紅塵中人，誘惑在所難免，而每個當事人對於自己所面臨的究竟是不可抵禦的更強烈的愛情，還是一般的風流韻事，心裡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勸告是，如果是後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則另當別論)既有的婚愛，就請你三思而不要行了。這對你也許是一種損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慘重的損失。如果是前者，我就無需說什麼了，因為說了也沒有用。”“愛情是人生的珍寶，當我們用婚姻這隻船運載愛情的珍寶時，我們的使命是儘量繞開暗礁，躲開風浪，安全到達目的地。誰若故意迎著風浪上，固然可以獲得冒險的樂趣，但也說明了他(她)對船中的珍寶並不愛惜。好姻緣是要靠珍惜之心來保護的，珍惜便是緣，緣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則緣盡。”直到現在為止，我仍是這樣看的，也是這樣做的。紅當時看了這篇文章，笑道：“保守主義業已成熟。”好吧，我樂於承認，在婚愛問題上，我已成為一個開明的保守主義者。經驗證明，如同在別的領域一樣，這個立場在婚愛中也能夠開創出一種富有活力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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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寫作與心靈生活 周國平
從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的社會場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思想啟蒙的氛圍突然消散，商業熱風迅速刮遍全國，時尚取代思潮成為時代的主要風景。人文知識分子被這個轉折從中心甩向了邊緣，有些人因此發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鳴。面對這個轉折，我的心情卻十分平靜。我對做風雲人物本來就沒有興趣，現在正好順乎我的天性，與時代拉開距離，回歸我的內在生活。個人生活中接連發生的變故也迫使我回到內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種人生難題。
九十年代發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個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實，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哪裡是在寫散文啊。因為妞妞的災難，因為婚變，我不得不勸慰自己，開導自己，而我的資源只有哲學，手段只有文字，於是寫下了許多哲學性的感悟和思考，這些東西便被人稱做了哲理散文。同時，由於變故導致的心情，我難以潛心做系統的學術工作和寫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變故頻繁的五六年裡，我寫的散文數量最多，質量也比較高。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個外力把我從一條軌道上撞到了另一條軌道上。可是，我因此脫離哲學的軌道了嗎?我相信沒有。在我迄今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這樣一個時候，我從哲學那裡獲得了如此重要的幫助，為此我對哲學滿懷感激。
在此之後，仿佛由於慣性，我仍寫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時間，因為所謂名氣，約稿特別多，我又不善於拒絕，不免寫了一些臭文章，對自己並無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問題發表了議論。好在我對這種情況及時引起了警惕，下決心基本上謝絕了約稿。我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原則：我的寫作必須同時是我的精神生活，兩者必須合一，否則其價值就要受到懷疑。好的作者在寫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決不肯僅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時也是收穫。人們看見他把一個句子、一本書給予這個世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又放進了一些可靠的財富。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凡是我不屑於放進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去的東西，我就堅決不寫，不管它們能給我換來怎樣的外在利益。
到2002年為止，我發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後結為《守望的距離》(1996)、《各自的朝聖路》(1999)、《安靜》(2002)三個集子。可以算作散文的還有隨感錄《人與永恆》(1992)和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1996)、《南極無新聞——喬治王島手記》(2002)。我還出過一些別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選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語編》(2000)，它匯集了我的散文和隨感中的所謂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題分類編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歡《人生寓言》，其中多數正是在妞妞病重時寫的，卻看不出一點悲苦的痕跡，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在南極寫的那些思想札記包括讀《聖經》札記也不錯，在千古荒原上沉思兩個月，這是多麼奢侈的事情，不寫出一點好東西是說不過去的。
回過頭去看，我的寫作之路與我的心靈之路是相當統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尋求覺悟和走向超脫的歷程。我原是一個易感的人，容易為情所困，跳不出來。我又是一個天性悲觀的人，從小就想死亡的問題，容易看破紅塵。因此，我面臨雙重的危險，既可能毀於色，也可能墮入空。我的一生實際上都是在與這兩種危險作鬥爭，在色與空之間尋找一個安全的中間地帶。我在尋找一種狀態，能夠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極，我的寫作就是藉助於哲學尋找這種狀態的過程。經常有人對我說，他們通過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內心既寧靜又有激情，我對人生看得很透徹卻仍充滿理想主義，相反的因素結合得十分和諧。我不敢說我真的達到了這種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種比較成熟的生命態度，這種態度體現了我的個性與世界之間的恰當關係。我還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狀態和寫作狀態包容了我的全部過去，我童年和少年時的敏感，讀大學時的熱愛文學和對生命感受的看重，畢業後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階段上內心深處時隱時顯的哲學性追問，仿佛都在為這種狀態做著準備，並在其中找到了歸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響社會進程。我不給自己樹這樣的目標。我寫作從來不是為了影響世界，而只是為了安頓自己。我的所思所寫基本上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也許正因為如此，寫出的東西才會對那些面臨著相似問題的人有所啟迪，從而間接地產生了影響社會的效果。一個作品如果對於作者自己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它就對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具有這種價值。自救是任何一種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沒有自救的覺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虛榮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熱中於做君王或民眾的導師，實際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眾的優伶，部分的原因也許在這裡。
在發生婚變後的一年內，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實際上在總結婚變的教訓。我在《婚姻反思錄》中寫道：“我們當然不能也不該對愛情可能發生的變化嚴加防範，但是也大可不必為它創造條件。紅塵中人，誘惑在所難免，而每個當事人對於自己所面臨的究竟是不可抵禦的更強烈的愛情，還是一般的風流韻事，心裡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勸告是，如果是後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則另當別論)既有的婚愛，就請你三思而不要行了。這對你也許是一種損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慘重的損失。如果是前者，我就無需說什麼了，因為說了也沒有用。”“愛情是人生的珍寶，當我們用婚姻這隻船運載愛情的珍寶時，我們的使命是儘量繞開暗礁，躲開風浪，安全到達目的地。誰若故意迎著風浪上，固然可以獲得冒險的樂趣，但也說明了他(她)對船中的珍寶並不愛惜。好姻緣是要靠珍惜之心來保護的，珍惜便是緣，緣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則緣盡。”直到現在為止，我仍是這樣看的，也是這樣做的。紅當時看了這篇文章，笑道：“保守主義業已成熟。”好吧，我樂於承認，在婚愛問題上，我已成為一個開明的保守主義者。經驗證明，如同在別的領域一樣，這個立場在婚愛中也能夠開創出一種富有活力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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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寫作與心靈生活 周國平
從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的社會場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思想啟蒙的氛圍突然消散，商業熱風迅速刮遍全國，時尚取代思潮成為時代的主要風景。人文知識分子被這個轉折從中心甩向了邊緣，有些人因此發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鳴。面對這個轉折，我的心情卻十分平靜。我對做風雲人物本來就沒有興趣，現在正好順乎我的天性，與時代拉開距離，回歸我的內在生活。個人生活中接連發生的變故也迫使我回到內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種人生難題。
九十年代發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個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實，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哪裡是在寫散文啊。因為妞妞的災難，因為婚變，我不得不勸慰自己，開導自己，而我的資源只有哲學，手段只有文字，於是寫下了許多哲學性的感悟和思考，這些東西便被人稱做了哲理散文。同時，由於變故導致的心情，我難以潛心做系統的學術工作和寫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變故頻繁的五六年裡，我寫的散文數量最多，質量也比較高。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個外力把我從一條軌道上撞到了另一條軌道上。可是，我因此脫離哲學的軌道了嗎?我相信沒有。在我迄今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這樣一個時候，我從哲學那裡獲得了如此重要的幫助，為此我對哲學滿懷感激。
在此之後，仿佛由於慣性，我仍寫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時間，因為所謂名氣，約稿特別多，我又不善於拒絕，不免寫了一些臭文章，對自己並無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問題發表了議論。好在我對這種情況及時引起了警惕，下決心基本上謝絕了約稿。我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原則：我的寫作必須同時是我的精神生活，兩者必須合一，否則其價值就要受到懷疑。好的作者在寫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決不肯僅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時也是收穫。人們看見他把一個句子、一本書給予這個世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又放進了一些可靠的財富。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凡是我不屑於放進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去的東西，我就堅決不寫，不管它們能給我換來怎樣的外在利益。
到2002年為止，我發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後結為《守望的距離》(1996)、《各自的朝聖路》(1999)、《安靜》(2002)三個集子。可以算作散文的還有隨感錄《人與永恆》(1992)和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1996)、《南極無新聞——喬治王島手記》(2002)。我還出過一些別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選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語編》(2000)，它匯集了我的散文和隨感中的所謂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題分類編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歡《人生寓言》，其中多數正是在妞妞病重時寫的，卻看不出一點悲苦的痕跡，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在南極寫的那些思想札記包括讀《聖經》札記也不錯，在千古荒原上沉思兩個月，這是多麼奢侈的事情，不寫出一點好東西是說不過去的。
回過頭去看，我的寫作之路與我的心靈之路是相當統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尋求覺悟和走向超脫的歷程。我原是一個易感的人，容易為情所困，跳不出來。我又是一個天性悲觀的人，從小就想死亡的問題，容易看破紅塵。因此，我面臨雙重的危險，既可能毀於色，也可能墮入空。我的一生實際上都是在與這兩種危險作鬥爭，在色與空之間尋找一個安全的中間地帶。我在尋找一種狀態，能夠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極，我的寫作就是藉助於哲學尋找這種狀態的過程。經常有人對我說，他們通過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內心既寧靜又有激情，我對人生看得很透徹卻仍充滿理想主義，相反的因素結合得十分和諧。我不敢說我真的達到了這種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種比較成熟的生命態度，這種態度體現了我的個性與世界之間的恰當關係。我還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狀態和寫作狀態包容了我的全部過去，我童年和少年時的敏感，讀大學時的熱愛文學和對生命感受的看重，畢業後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階段上內心深處時隱時顯的哲學性追問，仿佛都在為這種狀態做著準備，並在其中找到了歸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響社會進程。我不給自己樹這樣的目標。我寫作從來不是為了影響世界，而只是為了安頓自己。我的所思所寫基本上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也許正因為如此，寫出的東西才會對那些面臨著相似問題的人有所啟迪，從而間接地產生了影響社會的效果。一個作品如果對於作者自己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它就對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具有這種價值。自救是任何一種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沒有自救的覺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虛榮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熱中於做君王或民眾的導師，實際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眾的優伶，部分的原因也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