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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止的歲月中，我還是做了一點事情。那麼，也許歲月並沒有停止，它在寂靜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帶往一個適合於我生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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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回頭拜三拜 周國平
1976年初，周恩來逝世，中國進入多事之秋。我雖身在閉塞的山區，仍能感覺到籠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圍。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農機廠的宿舍，聽見廠里大喇叭在轉播中央台新聞，內容是天安門事件以及撤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一切職務的決定。我憑直覺就知道廣播所叫囂的“偉大的勝利”是怎麼一回事，想像著廣場上鎮壓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縮了，悲憤到了極點。我給一位朋友寫信說：現在我嫌資源還不夠閉塞，索性徹底地閉目塞聽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醫院住了一個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興安縣城，我們三人坐在汽車站附近的街沿上，廣播裡突然傳出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我們都沉默不語，壓在我心頭的與其說是悲痛，不如說是憂慮，真不知中國接下來會出什麼事。
眾所周知，接下來發生的是大快人心事。當全國許多城鎮已經刷滿了大標語的時候，我只能透過報紙來猜測，雖然也猜出了大半。臨近資源的湖南新寧縣有一人到資源探親，談到四人幫倒台這個在外面已經家喻戶曉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資源的閉塞和保守由此可見一斑。最後，總算開始傳達了，卻只限於黨內，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斷言，在整個資源縣，我是最為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幾個月前我是最為天安門事件悲憤的人一樣。我恨自己此時不在北京，只能從廣播中猜想舉國同慶的熱烈場面。正式廣播那天，我一個人在黨校的屋子裡，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筆歡慶。在給朋友的信中，我寫道：“多少年來，中國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暢，空中的高壓氣團一下子驅散了，敢怒不敢言變成了暢所欲言，竊竊私語變成了公開吶喊，私下牢騷變成了大街上公開的口號，政治謠言變成了政治現實。多少年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由衷的笑臉，第一次聽到未遭強姦的民意公開發表出來。一句話，歷史恢復了它的本來面貌，世界又重新頭足正立了。”當然，我的欣喜還有著切身的理由：“雖然我的處境至今沒有任何改觀，但是，許多年來積聚在心中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了。在中國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資源，情況暫時沒有什麼變化。有一份材料批張春橋的謬論：“路線正確，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線不正確，收一千斤是壞的。”我們的宣傳部長看了以後指示：“這句話是對的，路線決定一切嘛，不要批這句話了。”一個公社書記在公社全體教師大會上說：“你們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縣農辦主任說：“周國平是典型的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四人幫剛倒台，這兩個人都升任縣革委會副主任了。
我決心走出這一潭死水，但困難重重。在北京中央樂團工作的林銘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斷給我打氣，現在他覺得時候到了，鼓勵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長詩《一九七六》寄給他，他拿給喬羽看，喬羽很欣賞，親自送到《詩刊》總編葛洛手上。然而，兩個月後，我收到了編輯部的退稿。接著我得知，廣西大學、廣西師院都發函調我，也都收到了縣委組織部拒絕的回函。我給地委組織部寫信，提出專業對口的要求，得到的答覆是：“上級黨委有過指示，號召人人學哲學、用哲學，因而學哲學的在哪裡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沒有調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當時我就驚為奇文，捨不得丟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這封復函的簽署日期是1978年6月，這時全國已開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參加過了初試，所以心態已經很輕鬆。讀了這篇奇文，我突然覺得，出不出資源真是無所謂了，假如不出廣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標是回到我的精神故鄉北京。我一定要結束過於長久的冬眠，甦醒過來，重新過人的生活——一種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種創造的生活。
恢復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為北京六六屆老高中生，我理所當然地慫恿她報考了，但未被錄取。這是讓我感到特別遺憾的，因為她的水平本來足以考上。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開始報名，我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蘇聯當代哲學專業。之所以報這個專業，是因為我的俄語基礎很好，比較有考上的希望。幸虧第一屆招生時，報名不需要單位和地方人事部門批准，否則縣組織部一定會一如既往不放過阻撓我的機會。使我不解的是，為什麼後幾屆改變了這一明智的政策，因而勢必阻擋了一些有才氣卻不被當地領導喜歡的人的進路，其實正是這樣的人最需要擺脫束縛。複習的時間很短，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讀儘可能找到的西方哲學原著及原著選輯，二是讀俄文版《國家與革命》。5月15至17日，全國考生同時在本人所在地進行初試。我感覺良好，後來知道，作為專業課的西方哲學史得了96分，是哲學所考生中最高的。
然而，在初試後的一個多月里，一點兒消息也沒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經開始絕望了。忽一日，北京來了兩個人，據說是來搞我的政審的。晚上，他們到農機廠的破屋子裡來，一位是哲學所倫理學室主任劉啟林，另一位是哲學所科研處副處長薄希成。薄希成是薄一波的兒子，他把他們在縣組織部的遭遇當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訴我：由於介紹信抬頭寫的是縣黨校，組織部拒絕接待，他轉身重填了一張空白介紹信，才被接待。劉啟林告訴我，組織部說了我不少壞話。他接著說：“他們認為是缺點的，我們認為正是優點，這裡四人幫的流毒太嚴重了。”他們還告訴我，我考得相當好，要去北京複試，通過應不成問題。我很難形容我當時的愉快心情。政審從來是一件詭秘的事兒，現在這兩個人卻坦率地把有關情況連同自己的看法都告訴了我。我在這裡一直受著壓制，多年來不論哪一級組織都異口同聲說對我理應如此，現在我第一次聽到也是組織上來的人說這是錯誤的。忽然之間，一切都變正常了，常識恢復了自身的尊嚴。在粉碎四人幫一年半以後，新紀元的陽光越過重重障礙，頭一回直接照到了我的身上。在我眼中，這兩個仿佛從天而降的人幾乎像救星一般。因此，當薄希成與我下圍棋並且把我殺得大敗之時，我仍覺得我的破屋子裡一片光明。
7月份，我到北京參加複試，然後回資源靜候通知。在此期間，我到興安與小玲共度了四天，我們在靈渠划船，我倚在船舷上享受著她的美妙的話音。接著，阿良來資源訪問我，他是小玲的親戚，當時在江西插隊，通過小玲手抄的我的詩作認識了我。他在我這裡住了十多天，我們天天在小破屋裡抽菸長談，從此成了莫逆之交。9月14日，我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就在幾天前，組織部的一個幹事——一個奇醜的女人，她也是大學生哪——還到處放風說：“周國平想出資源?做夢!”啊，真好，我總算有一件事可以讓這樣的人不舒服，同時讓我的朋友們高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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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回頭拜三拜 周國平
1976年初，周恩來逝世，中國進入多事之秋。我雖身在閉塞的山區，仍能感覺到籠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圍。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農機廠的宿舍，聽見廠里大喇叭在轉播中央台新聞，內容是天安門事件以及撤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一切職務的決定。我憑直覺就知道廣播所叫囂的“偉大的勝利”是怎麼一回事，想像著廣場上鎮壓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縮了，悲憤到了極點。我給一位朋友寫信說：現在我嫌資源還不夠閉塞，索性徹底地閉目塞聽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醫院住了一個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興安縣城，我們三人坐在汽車站附近的街沿上，廣播裡突然傳出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我們都沉默不語，壓在我心頭的與其說是悲痛，不如說是憂慮，真不知中國接下來會出什麼事。
眾所周知，接下來發生的是大快人心事。當全國許多城鎮已經刷滿了大標語的時候，我只能透過報紙來猜測，雖然也猜出了大半。臨近資源的湖南新寧縣有一人到資源探親，談到四人幫倒台這個在外面已經家喻戶曉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資源的閉塞和保守由此可見一斑。最後，總算開始傳達了，卻只限於黨內，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斷言，在整個資源縣，我是最為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幾個月前我是最為天安門事件悲憤的人一樣。我恨自己此時不在北京，只能從廣播中猜想舉國同慶的熱烈場面。正式廣播那天，我一個人在黨校的屋子裡，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筆歡慶。在給朋友的信中，我寫道：“多少年來，中國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暢，空中的高壓氣團一下子驅散了，敢怒不敢言變成了暢所欲言，竊竊私語變成了公開吶喊，私下牢騷變成了大街上公開的口號，政治謠言變成了政治現實。多少年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由衷的笑臉，第一次聽到未遭強姦的民意公開發表出來。一句話，歷史恢復了它的本來面貌，世界又重新頭足正立了。”當然，我的欣喜還有著切身的理由：“雖然我的處境至今沒有任何改觀，但是，許多年來積聚在心中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了。在中國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資源，情況暫時沒有什麼變化。有一份材料批張春橋的謬論：“路線正確，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線不正確，收一千斤是壞的。”我們的宣傳部長看了以後指示：“這句話是對的，路線決定一切嘛，不要批這句話了。”一個公社書記在公社全體教師大會上說：“你們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縣農辦主任說：“周國平是典型的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四人幫剛倒台，這兩個人都升任縣革委會副主任了。
我決心走出這一潭死水，但困難重重。在北京中央樂團工作的林銘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斷給我打氣，現在他覺得時候到了，鼓勵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長詩《一九七六》寄給他，他拿給喬羽看，喬羽很欣賞，親自送到《詩刊》總編葛洛手上。然而，兩個月後，我收到了編輯部的退稿。接著我得知，廣西大學、廣西師院都發函調我，也都收到了縣委組織部拒絕的回函。我給地委組織部寫信，提出專業對口的要求，得到的答覆是：“上級黨委有過指示，號召人人學哲學、用哲學，因而學哲學的在哪裡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沒有調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當時我就驚為奇文，捨不得丟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這封復函的簽署日期是1978年6月，這時全國已開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參加過了初試，所以心態已經很輕鬆。讀了這篇奇文，我突然覺得，出不出資源真是無所謂了，假如不出廣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標是回到我的精神故鄉北京。我一定要結束過於長久的冬眠，甦醒過來，重新過人的生活——一種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種創造的生活。
恢復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為北京六六屆老高中生，我理所當然地慫恿她報考了，但未被錄取。這是讓我感到特別遺憾的，因為她的水平本來足以考上。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開始報名，我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蘇聯當代哲學專業。之所以報這個專業，是因為我的俄語基礎很好，比較有考上的希望。幸虧第一屆招生時，報名不需要單位和地方人事部門批准，否則縣組織部一定會一如既往不放過阻撓我的機會。使我不解的是，為什麼後幾屆改變了這一明智的政策，因而勢必阻擋了一些有才氣卻不被當地領導喜歡的人的進路，其實正是這樣的人最需要擺脫束縛。複習的時間很短，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讀儘可能找到的西方哲學原著及原著選輯，二是讀俄文版《國家與革命》。5月15至17日，全國考生同時在本人所在地進行初試。我感覺良好，後來知道，作為專業課的西方哲學史得了96分，是哲學所考生中最高的。
然而，在初試後的一個多月里，一點兒消息也沒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經開始絕望了。忽一日，北京來了兩個人，據說是來搞我的政審的。晚上，他們到農機廠的破屋子裡來，一位是哲學所倫理學室主任劉啟林，另一位是哲學所科研處副處長薄希成。薄希成是薄一波的兒子，他把他們在縣組織部的遭遇當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訴我：由於介紹信抬頭寫的是縣黨校，組織部拒絕接待，他轉身重填了一張空白介紹信，才被接待。劉啟林告訴我，組織部說了我不少壞話。他接著說：“他們認為是缺點的，我們認為正是優點，這裡四人幫的流毒太嚴重了。”他們還告訴我，我考得相當好，要去北京複試，通過應不成問題。我很難形容我當時的愉快心情。政審從來是一件詭秘的事兒，現在這兩個人卻坦率地把有關情況連同自己的看法都告訴了我。我在這裡一直受著壓制，多年來不論哪一級組織都異口同聲說對我理應如此，現在我第一次聽到也是組織上來的人說這是錯誤的。忽然之間，一切都變正常了，常識恢復了自身的尊嚴。在粉碎四人幫一年半以後，新紀元的陽光越過重重障礙，頭一回直接照到了我的身上。在我眼中，這兩個仿佛從天而降的人幾乎像救星一般。因此，當薄希成與我下圍棋並且把我殺得大敗之時，我仍覺得我的破屋子裡一片光明。
7月份，我到北京參加複試，然後回資源靜候通知。在此期間，我到興安與小玲共度了四天，我們在靈渠划船，我倚在船舷上享受著她的美妙的話音。接著，阿良來資源訪問我，他是小玲的親戚，當時在江西插隊，通過小玲手抄的我的詩作認識了我。他在我這裡住了十多天，我們天天在小破屋裡抽菸長談，從此成了莫逆之交。9月14日，我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就在幾天前，組織部的一個幹事——一個奇醜的女人，她也是大學生哪——還到處放風說：“周國平想出資源?做夢!”啊，真好，我總算有一件事可以讓這樣的人不舒服，同時讓我的朋友們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