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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是的，全部。”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沉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著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干將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態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拋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於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旁觀者也能大致判斷事情的真偽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奔馳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適，卻不容易憑著創造而長久生存。上一個世紀的前半期，上海曾來過一些大格局的創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發的國際多元文化生態，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這麼一個濕膩膩的頭銜。如果上海文化什麼時候不再具備創造者的人格溫度，不再以現代產業運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廣納、冒險開闢、無界發散的態勢，那麼，即便有再多的設施和排場，也失去了靈魂。
上海在我的中學時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後來我在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經多少咬，也總是默默忍受，只顧以更多的勞作來為它增添一點文化重量，作為報答。十多年前在全國各地考察時深知上海名聲太差，還寫了一篇《上海人》力排眾議，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容量，也最有潛力的地域文明，並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勁打氣。後來，我又一再論述，上海人應從小市民而轉型為大市民。這些年隨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情況已經大有改觀。但幾經折騰我已明白，自己雖然仍然喜歡這座城市的建設管理、衣食住行、生態氣息，而在文化上，我與它有很大隔閡。因此這些年來除了探望爸爸、媽媽，已基本不去。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了，只剩下不斷用家鄉方言嘆息著“寂寞”的媽媽，留在那些街道間。
直到爸爸臨終，我都無法向他解釋，他當初把我帶到上海來這件事，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悖論。這種悖論並不艱深，叔叔在年輕時已經領悟。
其實爸爸也領悟了，最雄辯的證據是，他不想讓這座城市裡的任何一個“朋友”來參加自己的追悼會，他沒有留下一份與這座城市相關的通訊錄。
那麼，就開一個家庭式的追悼會吧。
家裡人、親眷、家鄉人，再加上我們這幾個兒子的朋友。
追悼會的主要內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從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別要仔細地映出他藏在抽屜里的那一大疊紙頁：大批判簡報、申訴書和一張張借條。
這些圖像的講述人，是我的妻子馬蘭。她原來對屏幕上的災難記錄並不清楚。由她講述，有一種由外而內的悲憤。那天她黑衣緩步，慢慢敘述，堅持到最後沒有哽咽。
我致悼詞，主要是解釋那些借條。我聽到，現場響起了一片哭聲。
追悼會以後，我一直在想，真後悔沒有多問爸爸一些問題。幾天之差，就成了永遠的猜測。
我對妻子說：“應該動員你的爸爸寫回憶錄。不是用來出版，而是為後代留下生命傳承的記憶。對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種精神總結，很有意義。”
妻子點頭。
我們沒動員多久，岳父就同意了，當天便動筆。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飯，岳父坐在餐桌邊還淚流不止。岳母一怔，隨即問：“寫到哪兒啦?”岳父沒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說：“老伴，你真不容易!”
這頓飯，兩位老人紅著眼睛說幾句，吃幾口;吃幾口，說幾句。我們的侄女馬格麗聽起來十分艱難，卻也覺得自己應該知道，當即要求，把爺爺寫下來的文稿輸入電腦。
以後幾天，輪到馬格麗紅著眼睛上餐桌了。
有一天吃完飯，我和妻子與兩位老人閒聊。我把氣氛調理得很輕鬆，然後請岳父談談回憶錄的寫作，尤其想聽聽與妻子有關的內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們在縣城挨批鬥時把五歲的馬蘭和兩個哥哥送到舉目無親的葉家灣躲藏的事。
岳父說：“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來還非常感動。”
馬蘭出生前，兩個哥哥已經餓得皮包骨頭，特別是小哥哥，幾乎快不行了。做父親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庫工地上服苦役，毫無辦法。一個幹部走過來，要岳父把這個孩子送給他。岳父搖頭，幹部說：“你這麼個右派分子，怎麼養得活兩個孩子呢?”這話刺激了周圍的右派分子，等幹部走後，一人湊一斤糧票，這在當時等於是割膚捐血。岳父接著再湊錢去買粗糧，全家活下來了，這才有後來的馬蘭。
說到馬蘭，岳父高興了。他說：“受罪的人也會有很好的後代。老伴懷馬蘭時，我就天天到河裡摸魚，保證營養。所以我在回憶錄里向天下夫妻傳授經驗：要生一個漂亮一點、聰明一點的孩子嗎?妻子要多吃魚，而且要丈夫下水親自摸!”
我們一聽都笑了。岳父還在說：“但是要培養成為人才，還有很多門檻。有一條最關鍵的門檻，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說什麼，便接著回憶下去。
說的是，馬蘭十二歲時初中畢業，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全部複雜的手續都由她這個小女孩自己辦完，但遇到了最後一道門檻跨不過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兒，政治審查通不過。
對此，岳父本人沒有發言權，因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還是連夜寫了一封封的申訴信。學校從錄取到報到的時間很短，這些申訴信往哪兒寄，寄了有沒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個演員，平日不會對任何人說半句重話，這天她跟著劇團在一個山區演出，聽到這個消息後悲憤交加，決定破罐子破摔，不幹了。劇團領導勸不住她，只好請來在當地下放蹲點的一個革委會秘書。
革委會秘書指了指山坡上連綿的火把，說：“你看，遠近幾十里的鄉親們都舉著火把來看戲了，主角演員罷演，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說：“那你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兒考上了學校卻不准上學，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沉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著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干將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態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拋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於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旁觀者也能大致判斷事情的真偽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奔馳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適，卻不容易憑著創造而長久生存。上一個世紀的前半期，上海曾來過一些大格局的創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發的國際多元文化生態，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這麼一個濕膩膩的頭銜。如果上海文化什麼時候不再具備創造者的人格溫度，不再以現代產業運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廣納、冒險開闢、無界發散的態勢，那麼，即便有再多的設施和排場，也失去了靈魂。
上海在我的中學時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後來我在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經多少咬，也總是默默忍受，只顧以更多的勞作來為它增添一點文化重量，作為報答。十多年前在全國各地考察時深知上海名聲太差，還寫了一篇《上海人》力排眾議，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容量，也最有潛力的地域文明，並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勁打氣。後來，我又一再論述，上海人應從小市民而轉型為大市民。這些年隨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情況已經大有改觀。但幾經折騰我已明白，自己雖然仍然喜歡這座城市的建設管理、衣食住行、生態氣息，而在文化上，我與它有很大隔閡。因此這些年來除了探望爸爸、媽媽，已基本不去。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了，只剩下不斷用家鄉方言嘆息著“寂寞”的媽媽，留在那些街道間。
直到爸爸臨終，我都無法向他解釋，他當初把我帶到上海來這件事，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悖論。這種悖論並不艱深，叔叔在年輕時已經領悟。
其實爸爸也領悟了，最雄辯的證據是，他不想讓這座城市裡的任何一個“朋友”來參加自己的追悼會，他沒有留下一份與這座城市相關的通訊錄。
那麼，就開一個家庭式的追悼會吧。
家裡人、親眷、家鄉人，再加上我們這幾個兒子的朋友。
追悼會的主要內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從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別要仔細地映出他藏在抽屜里的那一大疊紙頁：大批判簡報、申訴書和一張張借條。
這些圖像的講述人，是我的妻子馬蘭。她原來對屏幕上的災難記錄並不清楚。由她講述，有一種由外而內的悲憤。那天她黑衣緩步，慢慢敘述，堅持到最後沒有哽咽。
我致悼詞，主要是解釋那些借條。我聽到，現場響起了一片哭聲。
追悼會以後，我一直在想，真後悔沒有多問爸爸一些問題。幾天之差，就成了永遠的猜測。
我對妻子說：“應該動員你的爸爸寫回憶錄。不是用來出版，而是為後代留下生命傳承的記憶。對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種精神總結，很有意義。”
妻子點頭。
我們沒動員多久，岳父就同意了，當天便動筆。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飯，岳父坐在餐桌邊還淚流不止。岳母一怔，隨即問：“寫到哪兒啦?”岳父沒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說：“老伴，你真不容易!”
這頓飯，兩位老人紅著眼睛說幾句，吃幾口;吃幾口，說幾句。我們的侄女馬格麗聽起來十分艱難，卻也覺得自己應該知道，當即要求，把爺爺寫下來的文稿輸入電腦。
以後幾天，輪到馬格麗紅著眼睛上餐桌了。
有一天吃完飯，我和妻子與兩位老人閒聊。我把氣氛調理得很輕鬆，然後請岳父談談回憶錄的寫作，尤其想聽聽與妻子有關的內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們在縣城挨批鬥時把五歲的馬蘭和兩個哥哥送到舉目無親的葉家灣躲藏的事。
岳父說：“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來還非常感動。”
馬蘭出生前，兩個哥哥已經餓得皮包骨頭，特別是小哥哥，幾乎快不行了。做父親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庫工地上服苦役，毫無辦法。一個幹部走過來，要岳父把這個孩子送給他。岳父搖頭，幹部說：“你這麼個右派分子，怎麼養得活兩個孩子呢?”這話刺激了周圍的右派分子，等幹部走後，一人湊一斤糧票，這在當時等於是割膚捐血。岳父接著再湊錢去買粗糧，全家活下來了，這才有後來的馬蘭。
說到馬蘭，岳父高興了。他說：“受罪的人也會有很好的後代。老伴懷馬蘭時，我就天天到河裡摸魚，保證營養。所以我在回憶錄里向天下夫妻傳授經驗：要生一個漂亮一點、聰明一點的孩子嗎?妻子要多吃魚，而且要丈夫下水親自摸!”
我們一聽都笑了。岳父還在說：“但是要培養成為人才，還有很多門檻。有一條最關鍵的門檻，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說什麼，便接著回憶下去。
說的是，馬蘭十二歲時初中畢業，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全部複雜的手續都由她這個小女孩自己辦完，但遇到了最後一道門檻跨不過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兒，政治審查通不過。
對此，岳父本人沒有發言權，因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還是連夜寫了一封封的申訴信。學校從錄取到報到的時間很短，這些申訴信往哪兒寄，寄了有沒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個演員，平日不會對任何人說半句重話，這天她跟著劇團在一個山區演出，聽到這個消息後悲憤交加，決定破罐子破摔，不幹了。劇團領導勸不住她，只好請來在當地下放蹲點的一個革委會秘書。
革委會秘書指了指山坡上連綿的火把，說：“你看，遠近幾十里的鄉親們都舉著火把來看戲了，主角演員罷演，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說：“那你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兒考上了學校卻不准上學，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