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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經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瞭然，萬丈紅塵已移到遠處，寧靜下來了的周際環境和逐漸放慢了的生命節奏構成了一種總結性、歸納性的輕微和聲，詩的意境出現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況下，老年歲月總是比較悠閒，總是能夠沒有功利地重新面對自然，總是漫步在回憶的原野，而這一切，都是詩和文學的特質所在。老年人可能不會寫詩或已經不再寫詩，但他們卻以詩的方式生存著。看街市忙碌，看後輩來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綠，而思緒則時斷時續、時喜時悲、時真時幻。
當然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生理障礙，但即便障礙也構成一種讓人仰視的形態，就像我們面對枝幹斑駁的老樹，老樹上的枯藤殘葉，也會感到一種深厚的美。
我想，對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諱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麼錯，丟了什麼丑。一見面都說"不老，不老"，這真讓老人委屈。
隨之而來，人們喜歡用其它年齡階段的標準來要求老人，揚其之短避其之長，似褒實貶。對於紛擾複雜的現代事務，即使是尋常家務事吧，不少家庭為了避免中年層次的多重糾紛，也要老人決斷和把關，每每把老人說成是全家腦子最清楚的人，無可替代;時間一長，連老人自己也迷惑了，真覺得全家越來越離不開他，哪怕是兒輩作息，孫輩隱私，稍有不知便大發雷霆。我有一個青年朋友為了表達對父母真誠的孝敬，在事業有成之後，不僅把老人接來同住，而且事無巨細一一稟報，聽取指令，營造出一種傳統家庭的倫理氣氛。但這樣還不到一年，這位青年朋友也就完全失去了個人生活的任何自由，不要說戀愛約會，就連與同性友人較長時間的敘談也會造成兩位老人的寢食不安。兩代人的關係，因不必要的交錯滲透而變得彼此敏感，僵持不下。
在中國這樣一個儒家傳統源遠流長的社會環境中，這種硬把老人拉入主體結構的悲喜劇隨處可見。大家幾乎公認，在這件事上顯得特別殘忍的例子是電影界，只要有稍為重大的儀式，代表中國電影界上場的居然都是離開影壇達四十年之久的龍鍾老人。不是表彰他們四十年前的辛勞，而是請他們代表當代，這實在是對他們的糟踐。這些老人本來應該是坐在舒適的居所里，偶爾打開電視稍稍地看幾眼這種儀式就足夠了，他們有這種資格，早已不必再麻煩他們粉墨登場。同樣的事例，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林懷民先生的"雲門舞集"在當今亞洲舞蹈界的領先地位，有一位舞蹈研究者撰文表示異議，說我如此評價一個中年舞蹈家，把我國老一代的舞蹈家往哪兒擺?對此我沒有回答，但在心裡卻想，老一代舞蹈家已經這麼年邁，何苦再推著他們到中心舞台上揚臂抬腿，去與中年人爭勝?請放了他們吧。
把老年人推到第一線的習慣，對很多老年人產生了嚴重的誤導。有的老年人果真到那裡起勁地排名爭勝了，當然往往是越排越氣，越爭越恨，結果使整個晚年變得牢騷滿腹、怒氣沖沖。他們有時忍不住也會破門而出，大聲發言，中國社會對於白髮老人的顫聲控訴一般是不會予以反駁的，除了我的朋友魏明倫先生曾經據理力爭過一次之外，大家都躲讓著，不置一詞，留下了一個又一個半生不熟的怪異事件，不明不白地擁塞在當代文化的縫隙間。
其實，老人的年齡也有積極的緩釋功能，為中青年的社會減輕負擔。不負責任的中青年用不正當的寵溺敗壞了老人的年齡，但老人中畢竟還有冷靜的智者，默默固守著年歲給予的淡然和尊嚴。多年前我本人就遇到過這樣一個事件，所受的誣陷全然由於年齡的差距而不想洗刷，但又由於這種年齡差距被對方反覆強調而引出了一大批不知真相的老人，顫巍巍、氣咻咻地一起上陣，怒目而視，頓使形勢十分緊張。正不知所措之際，突然收到了年齡比對方所有的人更加高得多的黃佐臨先生寫自醫院的一封信。這是他生命的最後年月，老人躺在病榻上突然聽到了一片蒼老的叫罵聲，卻沒見到我答辯，便推斷我遇到了年齡上的麻煩。他知道只有拿出他的高齡才能有效地幫我，便向護士要過紙筆抖抖索索地寫起信來。也許他還擔心自己一個人的高齡還不足以在我心中消解一群人的年齡包圍圈，居然又抬出了他的老師蕭伯納。
他在信中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正在英國留學的他決心回國參加抗戰，便到自己的老師蕭伯納家裡去告別。坐在蕭伯納的壁爐前，猛然看到壁爐上刻著三行字——
他們罵了，
罵些什麼?
讓他們罵去!
黃佐臨先生在信中對我說，蕭伯納真不在乎別人罵嗎?那倒不見得，如果真不在乎，為什麼要把這樣的句子刻在壁爐上?但他故意鐫刻，時時自警自嘲，表明他的精神狀態確實要比別人健康一點。
收到這封信的那一天，我沒有吃飯，一個人長久地坐在龍華公園中出神。再淡的口氣在特定情境下也會變得很濃，當時老人這番話的實際濃度簡直無與倫比。我立即就不在乎自己的處境了，一味想著高齡的特殊魅力。年齡本不該被太多利用的，因為它帶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無法辯駁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現了霉氣十足的年齡霸權，那也不要怕，不知什麼地方銀髮一閃，冷不丁地出現一個能夠降伏它們的高神。煙塵散去，只剩下這位高神的笑容隱約在天際，而此時天下，早已月白風清。一雙即將握別世界的手，向我指點了一種詩化的神聖。
由此想到，中青年的世界再強悍，也經常需要一些蒼老的手來救助。平時不容易見到，一旦有事則及時伸出，救助過後又立即消失，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是一種早已退出社會主體的隱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隱柔中沉積著歲月的硬度，能使後人一時啟悟，如與天人對晤。老年的魅力，理應在這樣的高位上偶爾顯露。不要驅使，不要強求，不要哄抬，只讓他們成為人生的寫意筆墨，似淡似濃，似有似無。
談老年，最後避不開死亡的問題。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學中最大的問題，是解開生命之謎的鑰匙，此處不作評述，我感興趣的只是，有沒有可能讓死亡也走向詩化?
年邁的曹禺照著鏡子說，上帝先讓人們醜陋，然後使他們不再懼怕死亡。這種說法非常機智，卻過於悲涼，悲涼中又帶著瀟灑。
見一位老人以雜文的方式發表遺囑，說自己死後只希望三位牌友聚集在廁所里，把骨灰向著抽水馬桶傾倒，一按水閥，三聲大笑。這是另一種瀟灑，瀟灑得過於徹底。
我喜歡羅素的一個比喻，僅僅一個比喻就把死亡的詩化意義挖掘出來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價的寬慰。
羅素說，生命是一條江，發源於遠處，蜿蜒於大地，上游是青年時代，中游是中年時代，下游是老年時代。上游狹窄而湍急，下游寬闊而平靜。什麼是死亡?死亡就是江入大海，大海接納了江河，又結束了江河。
真是說得不錯，讓人心曠神怡。
另一個把大海與死亡連在一起的比喻也很精彩，那是美國一位叫舒瓦茨的社會學教授在自己臨死前講給自己的學生聽的。舒瓦茨說——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況下，老年歲月總是比較悠閒，總是能夠沒有功利地重新面對自然，總是漫步在回憶的原野，而這一切，都是詩和文學的特質所在。老年人可能不會寫詩或已經不再寫詩，但他們卻以詩的方式生存著。看街市忙碌，看後輩來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綠，而思緒則時斷時續、時喜時悲、時真時幻。
當然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生理障礙，但即便障礙也構成一種讓人仰視的形態，就像我們面對枝幹斑駁的老樹，老樹上的枯藤殘葉，也會感到一種深厚的美。
我想，對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諱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麼錯，丟了什麼丑。一見面都說"不老，不老"，這真讓老人委屈。
隨之而來，人們喜歡用其它年齡階段的標準來要求老人，揚其之短避其之長，似褒實貶。對於紛擾複雜的現代事務，即使是尋常家務事吧，不少家庭為了避免中年層次的多重糾紛，也要老人決斷和把關，每每把老人說成是全家腦子最清楚的人，無可替代;時間一長，連老人自己也迷惑了，真覺得全家越來越離不開他，哪怕是兒輩作息，孫輩隱私，稍有不知便大發雷霆。我有一個青年朋友為了表達對父母真誠的孝敬，在事業有成之後，不僅把老人接來同住，而且事無巨細一一稟報，聽取指令，營造出一種傳統家庭的倫理氣氛。但這樣還不到一年，這位青年朋友也就完全失去了個人生活的任何自由，不要說戀愛約會，就連與同性友人較長時間的敘談也會造成兩位老人的寢食不安。兩代人的關係，因不必要的交錯滲透而變得彼此敏感，僵持不下。
在中國這樣一個儒家傳統源遠流長的社會環境中，這種硬把老人拉入主體結構的悲喜劇隨處可見。大家幾乎公認，在這件事上顯得特別殘忍的例子是電影界，只要有稍為重大的儀式，代表中國電影界上場的居然都是離開影壇達四十年之久的龍鍾老人。不是表彰他們四十年前的辛勞，而是請他們代表當代，這實在是對他們的糟踐。這些老人本來應該是坐在舒適的居所里，偶爾打開電視稍稍地看幾眼這種儀式就足夠了，他們有這種資格，早已不必再麻煩他們粉墨登場。同樣的事例，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林懷民先生的"雲門舞集"在當今亞洲舞蹈界的領先地位，有一位舞蹈研究者撰文表示異議，說我如此評價一個中年舞蹈家，把我國老一代的舞蹈家往哪兒擺?對此我沒有回答，但在心裡卻想，老一代舞蹈家已經這麼年邁，何苦再推著他們到中心舞台上揚臂抬腿，去與中年人爭勝?請放了他們吧。
把老年人推到第一線的習慣，對很多老年人產生了嚴重的誤導。有的老年人果真到那裡起勁地排名爭勝了，當然往往是越排越氣，越爭越恨，結果使整個晚年變得牢騷滿腹、怒氣沖沖。他們有時忍不住也會破門而出，大聲發言，中國社會對於白髮老人的顫聲控訴一般是不會予以反駁的，除了我的朋友魏明倫先生曾經據理力爭過一次之外，大家都躲讓著，不置一詞，留下了一個又一個半生不熟的怪異事件，不明不白地擁塞在當代文化的縫隙間。
其實，老人的年齡也有積極的緩釋功能，為中青年的社會減輕負擔。不負責任的中青年用不正當的寵溺敗壞了老人的年齡，但老人中畢竟還有冷靜的智者，默默固守著年歲給予的淡然和尊嚴。多年前我本人就遇到過這樣一個事件，所受的誣陷全然由於年齡的差距而不想洗刷，但又由於這種年齡差距被對方反覆強調而引出了一大批不知真相的老人，顫巍巍、氣咻咻地一起上陣，怒目而視，頓使形勢十分緊張。正不知所措之際，突然收到了年齡比對方所有的人更加高得多的黃佐臨先生寫自醫院的一封信。這是他生命的最後年月，老人躺在病榻上突然聽到了一片蒼老的叫罵聲，卻沒見到我答辯，便推斷我遇到了年齡上的麻煩。他知道只有拿出他的高齡才能有效地幫我，便向護士要過紙筆抖抖索索地寫起信來。也許他還擔心自己一個人的高齡還不足以在我心中消解一群人的年齡包圍圈，居然又抬出了他的老師蕭伯納。
他在信中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正在英國留學的他決心回國參加抗戰，便到自己的老師蕭伯納家裡去告別。坐在蕭伯納的壁爐前，猛然看到壁爐上刻著三行字——
他們罵了，
罵些什麼?
讓他們罵去!
黃佐臨先生在信中對我說，蕭伯納真不在乎別人罵嗎?那倒不見得，如果真不在乎，為什麼要把這樣的句子刻在壁爐上?但他故意鐫刻，時時自警自嘲，表明他的精神狀態確實要比別人健康一點。
收到這封信的那一天，我沒有吃飯，一個人長久地坐在龍華公園中出神。再淡的口氣在特定情境下也會變得很濃，當時老人這番話的實際濃度簡直無與倫比。我立即就不在乎自己的處境了，一味想著高齡的特殊魅力。年齡本不該被太多利用的，因為它帶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無法辯駁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現了霉氣十足的年齡霸權，那也不要怕，不知什麼地方銀髮一閃，冷不丁地出現一個能夠降伏它們的高神。煙塵散去，只剩下這位高神的笑容隱約在天際，而此時天下，早已月白風清。一雙即將握別世界的手，向我指點了一種詩化的神聖。
由此想到，中青年的世界再強悍，也經常需要一些蒼老的手來救助。平時不容易見到，一旦有事則及時伸出，救助過後又立即消失，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是一種早已退出社會主體的隱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隱柔中沉積著歲月的硬度，能使後人一時啟悟，如與天人對晤。老年的魅力，理應在這樣的高位上偶爾顯露。不要驅使，不要強求，不要哄抬，只讓他們成為人生的寫意筆墨，似淡似濃，似有似無。
談老年，最後避不開死亡的問題。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學中最大的問題，是解開生命之謎的鑰匙，此處不作評述，我感興趣的只是，有沒有可能讓死亡也走向詩化?
年邁的曹禺照著鏡子說，上帝先讓人們醜陋，然後使他們不再懼怕死亡。這種說法非常機智，卻過於悲涼，悲涼中又帶著瀟灑。
見一位老人以雜文的方式發表遺囑，說自己死後只希望三位牌友聚集在廁所里，把骨灰向著抽水馬桶傾倒，一按水閥，三聲大笑。這是另一種瀟灑，瀟灑得過於徹底。
我喜歡羅素的一個比喻，僅僅一個比喻就把死亡的詩化意義挖掘出來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價的寬慰。
羅素說，生命是一條江，發源於遠處，蜿蜒於大地，上游是青年時代，中游是中年時代，下游是老年時代。上游狹窄而湍急，下游寬闊而平靜。什麼是死亡?死亡就是江入大海，大海接納了江河，又結束了江河。
真是說得不錯，讓人心曠神怡。
另一個把大海與死亡連在一起的比喻也很精彩，那是美國一位叫舒瓦茨的社會學教授在自己臨死前講給自己的學生聽的。舒瓦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