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頁
很想多聞一會兒,但新加坡商店的營業員都很殷勤,你剛有點駐足的意思他們就迎過來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點什麼由頭。正好,藥店深處有一堵短牆,牆側放一張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邊上翻書,他頭旁的牆上貼著字幅,說明他是『隨堂中醫”。這種在一家藥店擺張桌子行醫的醫生,過去中國也很多,後來不知怎麼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當然還是到醫院去妥當,但大數的小毛小病請這種隨堂醫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著堂而皇之地到大醫院去掛號、預檢、排隊、問診、配藥、付款,一關一關走得人真地生起病來。我在這位老醫生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用輕鬆的口氣說:“醫生,我沒什麼病,只是纔來南洋幾個月,總覺得有點內熱。”
這是真的,我所說的“熱”不是西醫里的fever,體溫很正常,根本沒有發燒。如果說給西醫聽,多半會被趕出來,只能說給中醫聽,他們纔懂。這位老中醫會怎麼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讓他按脈,並且張開嘴讓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點熱。”他說。於是開藥方,他用握毛筆的手法握著鋼筆直行書寫,故意在撤捺之間發揮一下,七分認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紀的中醫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時候,你的目光應該既讚嘆又佩服地看著他的那枝筆,這比說任何感謝的話都強。
正事很快辦完了,我拿起藥方要去取藥,老醫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說:“不忙,過會兒我去取。先生從國內來?府上在哪裡?”這裡年老的華人不習慣說“從中國來”,而是說“從國內來”,光這麼一個說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會兒了。他顯然也是想與我聊一會兒。我轉頭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東張西望找我,趕緊出去說明情況。朋友說:“那你們就好好談一會兒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老醫生是客家人,年輕時離開中國大陸,曾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行醫,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時東問西闖不在乎,年紀一過50就沒完沒了地想起老家來。”他說,“變成一個長長的夢,越做越離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這時候,要是不回去,就會變成一種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緊張。那些天也不行醫了,成天扳著手指回憶村子裡有哪些人家,那麼多年沒回去,禮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國人嘛,一村就像一個大家。”
“我就這樣肩扛、手提、背馱,拖拖拉拉地帶著一大批禮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國海關遇到了麻煩,因為太像一個走私犯了。我與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說了半天,說我不是走私犯,而是聖誕老人,分發禮物去了。海關人員愕愕地看著我。”
“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裡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麼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痴心?最後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聖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麼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願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總也敘不起來。”
“屋後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象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腸掛肚。於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後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對象面前拼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嘴裡,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麼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不大,勻不出那麼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占了我的時間。最後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於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導,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闆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加載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係。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闆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誌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裡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
這是真的,我所說的“熱”不是西醫里的fever,體溫很正常,根本沒有發燒。如果說給西醫聽,多半會被趕出來,只能說給中醫聽,他們纔懂。這位老中醫會怎麼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讓他按脈,並且張開嘴讓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點熱。”他說。於是開藥方,他用握毛筆的手法握著鋼筆直行書寫,故意在撤捺之間發揮一下,七分認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紀的中醫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時候,你的目光應該既讚嘆又佩服地看著他的那枝筆,這比說任何感謝的話都強。
正事很快辦完了,我拿起藥方要去取藥,老醫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說:“不忙,過會兒我去取。先生從國內來?府上在哪裡?”這裡年老的華人不習慣說“從中國來”,而是說“從國內來”,光這麼一個說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會兒了。他顯然也是想與我聊一會兒。我轉頭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東張西望找我,趕緊出去說明情況。朋友說:“那你們就好好談一會兒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老醫生是客家人,年輕時離開中國大陸,曾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行醫,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時東問西闖不在乎,年紀一過50就沒完沒了地想起老家來。”他說,“變成一個長長的夢,越做越離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這時候,要是不回去,就會變成一種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緊張。那些天也不行醫了,成天扳著手指回憶村子裡有哪些人家,那麼多年沒回去,禮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國人嘛,一村就像一個大家。”
“我就這樣肩扛、手提、背馱,拖拖拉拉地帶著一大批禮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國海關遇到了麻煩,因為太像一個走私犯了。我與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說了半天,說我不是走私犯,而是聖誕老人,分發禮物去了。海關人員愕愕地看著我。”
“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裡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麼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痴心?最後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聖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麼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願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總也敘不起來。”
“屋後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象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腸掛肚。於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後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對象面前拼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嘴裡,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麼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不大,勻不出那麼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占了我的時間。最後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於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導,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闆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加載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係。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闆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誌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裡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