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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多聞一會兒，但新加坡商店的營業員都很殷勤，你剛有點駐足的意思他們就迎過來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點什麼由頭。正好，藥店深處有一堵短牆，牆側放一張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邊上翻書，他頭旁的牆上貼著字幅，說明他是『隨堂中醫”。這種在一家藥店擺張桌子行醫的醫生，過去中國也很多，後來不知怎麼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當然還是到醫院去妥當，但大數的小毛小病請這種隨堂醫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著堂而皇之地到大醫院去掛號、預檢、排隊、問診、配藥、付款，一關一關走得人真地生起病來。我在這位老醫生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用輕鬆的口氣說：“醫生，我沒什麼病，只是纔來南洋幾個月，總覺得有點內熱。”
這是真的，我所說的“熱”不是西醫里的fever，體溫很正常，根本沒有發燒。如果說給西醫聽，多半會被趕出來，只能說給中醫聽，他們纔懂。這位老中醫會怎麼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讓他按脈，並且張開嘴讓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點熱。”他說。於是開藥方，他用握毛筆的手法握著鋼筆直行書寫，故意在撤捺之間發揮一下，七分認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紀的中醫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時候，你的目光應該既讚嘆又佩服地看著他的那枝筆，這比說任何感謝的話都強。
正事很快辦完了，我拿起藥方要去取藥，老醫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說：“不忙，過會兒我去取。先生從國內來?府上在哪裡?”這裡年老的華人不習慣說“從中國來”，而是說“從國內來”，光這麼一個說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會兒了。他顯然也是想與我聊一會兒。我轉頭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東張西望找我，趕緊出去說明情況。朋友說：“那你們就好好談一會兒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老醫生是客家人，年輕時離開中國大陸，曾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行醫，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時東問西闖不在乎，年紀一過50就沒完沒了地想起老家來。”他說，“變成一個長長的夢，越做越離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這時候，要是不回去，就會變成一種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緊張。那些天也不行醫了，成天扳著手指回憶村子裡有哪些人家，那麼多年沒回去，禮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國人嘛，一村就像一個大家。”
“我就這樣肩扛、手提、背馱，拖拖拉拉地帶著一大批禮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國海關遇到了麻煩，因為太像一個走私犯了。我與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說了半天，說我不是走私犯，而是聖誕老人，分發禮物去了。海關人員愕愕地看著我。”
“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裡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麼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痴心?最後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聖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麼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願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總也敘不起來。”
“屋後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象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腸掛肚。於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後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對象面前拼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嘴裡，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麼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不大，勻不出那麼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占了我的時間。最後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於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導，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闆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加載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係。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闆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誌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裡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
這是真的，我所說的“熱”不是西醫里的fever，體溫很正常，根本沒有發燒。如果說給西醫聽，多半會被趕出來，只能說給中醫聽，他們纔懂。這位老中醫會怎麼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讓他按脈，並且張開嘴讓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點熱。”他說。於是開藥方，他用握毛筆的手法握著鋼筆直行書寫，故意在撤捺之間發揮一下，七分認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紀的中醫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時候，你的目光應該既讚嘆又佩服地看著他的那枝筆，這比說任何感謝的話都強。
正事很快辦完了，我拿起藥方要去取藥，老醫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說：“不忙，過會兒我去取。先生從國內來?府上在哪裡?”這裡年老的華人不習慣說“從中國來”，而是說“從國內來”，光這麼一個說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會兒了。他顯然也是想與我聊一會兒。我轉頭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東張西望找我，趕緊出去說明情況。朋友說：“那你們就好好談一會兒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老醫生是客家人，年輕時離開中國大陸，曾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行醫，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時東問西闖不在乎，年紀一過50就沒完沒了地想起老家來。”他說，“變成一個長長的夢，越做越離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這時候，要是不回去，就會變成一種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緊張。那些天也不行醫了，成天扳著手指回憶村子裡有哪些人家，那麼多年沒回去，禮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國人嘛，一村就像一個大家。”
“我就這樣肩扛、手提、背馱，拖拖拉拉地帶著一大批禮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國海關遇到了麻煩，因為太像一個走私犯了。我與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說了半天，說我不是走私犯，而是聖誕老人，分發禮物去了。海關人員愕愕地看著我。”
“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裡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麼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痴心?最後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聖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麼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願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總也敘不起來。”
“屋後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象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腸掛肚。於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後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對象面前拼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嘴裡，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麼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不大，勻不出那麼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占了我的時間。最後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於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導，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闆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加載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係。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闆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誌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裡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