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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柏林以後，才知道，到瑞士去並不那麼容易。即便到了那裡，也難以立即回國。看來只能留在德國了。此時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年。雖然小的轟炸已經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規模的猛烈的轟炸，還沒有開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還平平靜靜。大街上仍然是車水馬龍，行人熙攘，臉上看不出什麼驚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訪了大教育心理學家施普蘭格爾(e.spranger)。又到普魯士科學院去訪問西克靈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讀通了吐火羅文。我讀他的書已經有些年頭了，只是從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樸老實，木訥寡言。在戰爭聲中仍然伏案苦讀，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學者。就這樣，我在柏林住了幾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時間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東仿佛憑空揀了一隻金鳳凰，喜出望外。我也仿佛有遊子還家的感覺。回國既已無望，我只好隨遇而安，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同德國共存亡，同女房東共休戚了。
我又恢復了七年來的刻板單調的生活。每天在家裡吃過早點，就到高斯-韋伯樓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飯照例在外面飯館子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現在已經不再是學生，辦完了退學手續，專任教員了。我不需要再到處跑著去上課，只是有時到漢學研究所去給德國學生上課。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讀書和寫作上。我繼續鑽研佛教混合梵語，沿著我的博士論文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除了肚子餓和間或有的空襲外，生活極有規律，極為平靜。研究所對面就是大學圖書館，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時甚至極為稀奇古怪的參考書，這裡幾乎都有，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因此，我的寫作成果是極為可觀的。在博士後的五年內，我寫了幾篇相當長的論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自謂每一篇都有新的創見;直到今天，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還不斷有人引用。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日子雖然過得順利，平靜。但也不能說，一點波折都沒有。德國法西斯政府承認了汪偽政府，這就影響到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護照到了期，到哪裡去請求延長呢?這個護照算是哪一個國家的使館簽發的呢?這是一個事關重大又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同張維等幾個還留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嚴肅地商議了一下，決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為無國籍者。這在國際法上是可以允許的。所謂“無國籍者”就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任何義務，但同時也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其中是有一點風險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這一步了。從此我們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傷害它。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傷害我們。在轟炸和飢餓的交相壓迫下，我的日子過得還算是平靜的。我每天又機械地走過那些我已經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樹。即使閉上眼睛，我也決不會走錯了路。但是，一到禮拜天，就來了我難過的日子。我仍然習慣於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腳步不由自主地向那個方向轉。席勒草坪風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綠樹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時我卻是形單影隻，當年那幾個每周必碰頭的中國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兩茫茫了。
我感到淒清與孤獨。
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游泳，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裡一推，不是學會游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二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麼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裡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里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裡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麼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面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於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周一次。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演出有歌劇，有音樂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劇場裡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昇平祥和氣象。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內的情況。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於燈火管制，不見一縷光線。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著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籟俱寂，走在寧靜的長街上，只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
我一回到家，女房東仿佛憑空揀了一隻金鳳凰，喜出望外。我也仿佛有遊子還家的感覺。回國既已無望，我只好隨遇而安，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同德國共存亡，同女房東共休戚了。
我又恢復了七年來的刻板單調的生活。每天在家裡吃過早點，就到高斯-韋伯樓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飯照例在外面飯館子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現在已經不再是學生，辦完了退學手續，專任教員了。我不需要再到處跑著去上課，只是有時到漢學研究所去給德國學生上課。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讀書和寫作上。我繼續鑽研佛教混合梵語，沿著我的博士論文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除了肚子餓和間或有的空襲外，生活極有規律，極為平靜。研究所對面就是大學圖書館，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時甚至極為稀奇古怪的參考書，這裡幾乎都有，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因此，我的寫作成果是極為可觀的。在博士後的五年內，我寫了幾篇相當長的論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自謂每一篇都有新的創見;直到今天，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還不斷有人引用。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日子雖然過得順利，平靜。但也不能說，一點波折都沒有。德國法西斯政府承認了汪偽政府，這就影響到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護照到了期，到哪裡去請求延長呢?這個護照算是哪一個國家的使館簽發的呢?這是一個事關重大又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同張維等幾個還留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嚴肅地商議了一下，決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為無國籍者。這在國際法上是可以允許的。所謂“無國籍者”就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任何義務，但同時也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其中是有一點風險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這一步了。從此我們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傷害它。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傷害我們。在轟炸和飢餓的交相壓迫下，我的日子過得還算是平靜的。我每天又機械地走過那些我已經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樹。即使閉上眼睛，我也決不會走錯了路。但是，一到禮拜天，就來了我難過的日子。我仍然習慣於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腳步不由自主地向那個方向轉。席勒草坪風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綠樹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時我卻是形單影隻，當年那幾個每周必碰頭的中國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兩茫茫了。
我感到淒清與孤獨。
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游泳，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裡一推，不是學會游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二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麼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裡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里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裡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麼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面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於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周一次。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演出有歌劇，有音樂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劇場裡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昇平祥和氣象。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內的情況。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於燈火管制，不見一縷光線。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著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籟俱寂，走在寧靜的長街上，只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