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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柏林以後,才知道,到瑞士去並不那麼容易。即便到了那裡,也難以立即回國。看來只能留在德國了。此時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年。雖然小的轟炸已經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規模的猛烈的轟炸,還沒有開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還平平靜靜。大街上仍然是車水馬龍,行人熙攘,臉上看不出什麼驚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訪了大教育心理學家施普蘭格爾(e.spranger)。又到普魯士科學院去訪問西克靈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讀通了吐火羅文。我讀他的書已經有些年頭了,只是從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樸老實,木訥寡言。在戰爭聲中仍然伏案苦讀,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學者。就這樣,我在柏林住了幾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時間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東仿佛憑空揀了一隻金鳳凰,喜出望外。我也仿佛有遊子還家的感覺。回國既已無望,我只好隨遇而安,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同德國共存亡,同女房東共休戚了。
我又恢復了七年來的刻板單調的生活。每天在家裡吃過早點,就到高斯-韋伯樓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飯照例在外面飯館子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現在已經不再是學生,辦完了退學手續,專任教員了。我不需要再到處跑著去上課,只是有時到漢學研究所去給德國學生上課。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讀書和寫作上。我繼續鑽研佛教混合梵語,沿著我的博士論文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除了肚子餓和間或有的空襲外,生活極有規律,極為平靜。研究所對面就是大學圖書館,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時甚至極為稀奇古怪的參考書,這裡幾乎都有,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因此,我的寫作成果是極為可觀的。在博士後的五年內,我寫了幾篇相當長的論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自謂每一篇都有新的創見;直到今天,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還不斷有人引用。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日子雖然過得順利,平靜。但也不能說,一點波折都沒有。德國法西斯政府承認了汪偽政府,這就影響到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護照到了期,到哪裡去請求延長呢?這個護照算是哪一個國家的使館簽發的呢?這是一個事關重大又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同張維等幾個還留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嚴肅地商議了一下,決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為無國籍者。這在國際法上是可以允許的。所謂“無國籍者”就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任何義務,但同時也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其中是有一點風險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這一步了。從此我們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傷害它。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傷害我們。在轟炸和飢餓的交相壓迫下,我的日子過得還算是平靜的。我每天又機械地走過那些我已經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樹。即使閉上眼睛,我也決不會走錯了路。但是,一到禮拜天,就來了我難過的日子。我仍然習慣於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腳步不由自主地向那個方向轉。席勒草坪風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綠樹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時我卻是形單影隻,當年那幾個每周必碰頭的中國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兩茫茫了。
我感到淒清與孤獨。
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游泳,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裡一推,不是學會游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二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麼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裡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里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裡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麼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面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於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周一次。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演出有歌劇,有音樂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劇場裡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昇平祥和氣象。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內的情況。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於燈火管制,不見一縷光線。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著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籟俱寂,走在寧靜的長街上,只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
我一回到家,女房東仿佛憑空揀了一隻金鳳凰,喜出望外。我也仿佛有遊子還家的感覺。回國既已無望,我只好隨遇而安,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同德國共存亡,同女房東共休戚了。
我又恢復了七年來的刻板單調的生活。每天在家裡吃過早點,就到高斯-韋伯樓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飯照例在外面飯館子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現在已經不再是學生,辦完了退學手續,專任教員了。我不需要再到處跑著去上課,只是有時到漢學研究所去給德國學生上課。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讀書和寫作上。我繼續鑽研佛教混合梵語,沿著我的博士論文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除了肚子餓和間或有的空襲外,生活極有規律,極為平靜。研究所對面就是大學圖書館,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時甚至極為稀奇古怪的參考書,這裡幾乎都有,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因此,我的寫作成果是極為可觀的。在博士後的五年內,我寫了幾篇相當長的論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自謂每一篇都有新的創見;直到今天,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還不斷有人引用。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日子雖然過得順利,平靜。但也不能說,一點波折都沒有。德國法西斯政府承認了汪偽政府,這就影響到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護照到了期,到哪裡去請求延長呢?這個護照算是哪一個國家的使館簽發的呢?這是一個事關重大又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同張維等幾個還留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嚴肅地商議了一下,決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為無國籍者。這在國際法上是可以允許的。所謂“無國籍者”就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任何義務,但同時也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其中是有一點風險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這一步了。從此我們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傷害它。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傷害我們。在轟炸和飢餓的交相壓迫下,我的日子過得還算是平靜的。我每天又機械地走過那些我已經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樹。即使閉上眼睛,我也決不會走錯了路。但是,一到禮拜天,就來了我難過的日子。我仍然習慣於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腳步不由自主地向那個方向轉。席勒草坪風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綠樹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時我卻是形單影隻,當年那幾個每周必碰頭的中國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兩茫茫了。
我感到淒清與孤獨。
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游泳,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裡一推,不是學會游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二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麼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裡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里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裡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麼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面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於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周一次。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演出有歌劇,有音樂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劇場裡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昇平祥和氣象。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內的情況。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於燈火管制,不見一縷光線。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著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籟俱寂,走在寧靜的長街上,只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