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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哥廷根時，人地生疏。老學長樂森璕先生到車站去接我，並且給我安排好了住房。房東姓歐朴爾(Oppel)，老夫婦倆，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大了，到外城去上大學，就把他住的房間租給我。男房東是市政府的一個工程師，一個典型的德國人，老實得連話都不大肯說。女房東大約有五十來歲，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家庭婦女，受過中等教育，能欣賞德國文學，喜歡德國古典音樂，趣味偏於保守，一提到爵士樂，就滿臉鄙夷的神氣，冷笑不止。她有德國婦女的一切優點：善良、正直，能體貼人，有同情心。但也有一些小小的不足之處，比如，她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一個寡婦，兩個人經常來往。有一回，她這位女友看到她新買的一頂帽子，喜歡得不得了，想照樣買上一頂，她就大為不滿，對我講了她對這位女友的許多不滿意的話。原來西方婦女--在某些方面，男人也一樣--絕對不允許別人戴同樣的帽子，穿同樣的衣服。這一點我們中國人無論如何也是難以理解的。從這裡可以看出，我這位女房東小市民習氣頗濃。然而，瑕不掩瑜，她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好的婦女之一，善良得像慈母一般。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只有一對老夫婦的德國家庭里住了下來，同兩位老人晨昏相聚，成為這個家庭的一員，一住就是十年，沒有搬過一次家。我在這裡先交待這個家庭的一般情況，細節以後還要談到。
我初到哥廷根時的心情怎樣呢?為了真實起見，我抄一段我到哥廷根後第二天的日記：
終於又來到哥廷根了。這以後，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會有一段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歡做夢的，而且我還自己把夢塗上種種的彩色。最初我作到德國來的夢，德國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國。我幻想德國有金黃色的陽光，有Wahrheit(真)，有Schnheit(美)。我終於把夢捉住了，我到了德國。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虛。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的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夢浮起來。我夢想，我在哥廷根，在這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現在又終於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夢。其實又有誰能知道呢?
從這一段日記里可以看出，我當時眼前仍然是一片迷茫，還沒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
第二部分
第8節 二年生活
清華大學與德國學術交換處訂的合同，規定學習期限為兩年。我原來也只打算在德國住兩年。在這期間，我的身份是學生。在德國十年中，這二年的學生生活可以算是一個階段。
在這二年內，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平靜的，沒有大風大浪，沒有劇烈的震動。希特勒剛上台不幾年，德國崇拜他如瘋如狂。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年輕貌美。有一次同她偶爾談到希特勒，她脫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是我莫大的光榮!"我真是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沒有見過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從廣播中聽到他那瘋狗的狂吠聲。在德國人中，反對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兩支隊伍：SA(SturmAbteilung，衝鋒隊)和SS(SchutzStaffel，黨衛軍)，在街上隨時可見。前者穿黃制服，我們稱之為"黃狗";後者著黑制服，我們稱之為"黑狗"。這黃黑二狗從來沒有跟我們中國學生找過麻煩。進商店，會見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萬歲!"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處。我們同一般德國人從來不談政治。
實際上，在當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是處在大風暴的前夕。兩年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一點我是有所察覺的，不過是無能為力，只好能過一天平靜的日子，就過一天，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從表面上來看，市場還很繁榮，食品供應也極充足，限量制度還沒有實行，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到。我每天早晨在家裡吃早點：小麵包、牛奶、黃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壺紅茶。然後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課，或學習。中午在外面飯館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從來不懂什麼睡午覺。下午也是或上課，或學習。晚上6點回家，房東老太太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飯菜留一份給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國人那樣，晚飯只吃麵包香腸喝茶了。
就這樣，日子過得有條有理，滿愜意的。
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綠草地去會面。這片草地終年綠草如茵，周圍古木參天，東面靠山，山上也是樹木繁茂，大森林長寬各幾十里。山中頗有一些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面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閒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只能留兩年，但我仍然作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系：一個主系，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繫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系和副系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系。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後?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面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裡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麼?"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哪裡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麼，就說是什麼。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眼，問："這是什麼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來的褐色變成黑色了。這兩個例子雖小，但是意義卻極大。它告訴我們，德國教授是怎樣處心積慮地培養學生實事求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干擾的觀察問題的能力。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只有一對老夫婦的德國家庭里住了下來，同兩位老人晨昏相聚，成為這個家庭的一員，一住就是十年，沒有搬過一次家。我在這裡先交待這個家庭的一般情況，細節以後還要談到。
我初到哥廷根時的心情怎樣呢?為了真實起見，我抄一段我到哥廷根後第二天的日記：
終於又來到哥廷根了。這以後，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會有一段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歡做夢的，而且我還自己把夢塗上種種的彩色。最初我作到德國來的夢，德國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國。我幻想德國有金黃色的陽光，有Wahrheit(真)，有Schnheit(美)。我終於把夢捉住了，我到了德國。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虛。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的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夢浮起來。我夢想，我在哥廷根，在這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現在又終於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夢。其實又有誰能知道呢?
從這一段日記里可以看出，我當時眼前仍然是一片迷茫，還沒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
第二部分
第8節 二年生活
清華大學與德國學術交換處訂的合同，規定學習期限為兩年。我原來也只打算在德國住兩年。在這期間，我的身份是學生。在德國十年中，這二年的學生生活可以算是一個階段。
在這二年內，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平靜的，沒有大風大浪，沒有劇烈的震動。希特勒剛上台不幾年，德國崇拜他如瘋如狂。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年輕貌美。有一次同她偶爾談到希特勒，她脫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是我莫大的光榮!"我真是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沒有見過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從廣播中聽到他那瘋狗的狂吠聲。在德國人中，反對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兩支隊伍：SA(SturmAbteilung，衝鋒隊)和SS(SchutzStaffel，黨衛軍)，在街上隨時可見。前者穿黃制服，我們稱之為"黃狗";後者著黑制服，我們稱之為"黑狗"。這黃黑二狗從來沒有跟我們中國學生找過麻煩。進商店，會見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萬歲!"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處。我們同一般德國人從來不談政治。
實際上，在當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是處在大風暴的前夕。兩年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一點我是有所察覺的，不過是無能為力，只好能過一天平靜的日子，就過一天，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從表面上來看，市場還很繁榮，食品供應也極充足，限量制度還沒有實行，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到。我每天早晨在家裡吃早點：小麵包、牛奶、黃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壺紅茶。然後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課，或學習。中午在外面飯館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從來不懂什麼睡午覺。下午也是或上課，或學習。晚上6點回家，房東老太太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飯菜留一份給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國人那樣，晚飯只吃麵包香腸喝茶了。
就這樣，日子過得有條有理，滿愜意的。
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綠草地去會面。這片草地終年綠草如茵，周圍古木參天，東面靠山，山上也是樹木繁茂，大森林長寬各幾十里。山中頗有一些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面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閒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只能留兩年，但我仍然作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系：一個主系，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繫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系和副系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系。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後?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面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裡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麼?"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哪裡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麼，就說是什麼。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眼，問："這是什麼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來的褐色變成黑色了。這兩個例子雖小，但是意義卻極大。它告訴我們，德國教授是怎樣處心積慮地培養學生實事求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干擾的觀察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