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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於他怎樣侍弄這點兒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父親買了六十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說,沒過多久,六十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麵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裡,餵他的老黃牛。賴在那裡不走,等著吃上一頓棒子麵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寧大嬸和寧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裡,瞅著我吃。眼裡好像有點潮濕。我當時哪裡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個。有六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訊杳然。留下的只有五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這五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後,就成了惟一的一個男孩子。在封建社會裡,這意味著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迴蕩在我耳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第五部分第62節 稀奇古怪

  我終於離開了家,當年我六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裡,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決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噹噹,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說別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來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惟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採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於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隨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么正規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閒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里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一九二六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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