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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自己的一生呢?我雖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蠻到令人無法理解的災難，我也不幸——也可以說是有“幸”——身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自己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我只舉一個小例子。自從盤古開天地，不知從哪裡吹來了一股神風，吹出了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族類。知識分子有很多特點。在經濟和物質方面是一個“窮”字，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試多如牛毛。在這裡也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論。我自己考了一輩子，自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留學，月有月考，季有季考，還有什麼全國統考，考得一塌糊塗。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場國內外的考試中，從來沒有名落孫山。你能說這不是機遇好嗎?
但是，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在這方面，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至於他為什麼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只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歷史系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研討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內，群賢畢至。中大還特別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國內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嘆，不禁老淚縱橫矣。
1995年12月1日
第53章 回憶吳宓先生
雨僧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作為他的受業弟子，我同其他弟子一樣，始終在憶念著他。
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總之，他是一個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我這樣說，不但絲毫沒有貶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雨僧先生在舊社會是一個不同流合污、特立獨行的畸人，是一個真正的人。
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我聽過他幾門課：“英國浪漫詩人”、“中西詩之比較”等。他講課認真、嚴肅，有時候也用英文講，議論時有警策之處。高興時，他也把自己新寫成的舊詩印發給聽課的同學，十二首《空軒》就是其中之一。這引得編《清華周刊》的學生秀才們把他的詩譯成白話，給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而又無傷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為忤。他的舊詩確有很深的造詣，同當今想附庸風雅的、寫一些根本不像舊詩的“詩人”，絕不能同日而語。他的“中西詩之比較”實際上講的就是比較文學，當時這個名詞還不像現在這樣流行，他實際上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他坦誠率真，十分憐才。學生有一技之長，他絕不掩沒，對同事更是不懂得什麼叫忌妒。他在美國時，邂逅結識了陳寅恪先生。他立即馳書國內，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在清華作為西洋文學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國學研究院的主任。
他當時給天津《大公報》主編一個《文學副刊》。我們幾個喜歡舞筆弄墨的青年學生，常常給副刊寫點書評一類的短文，因而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個小團體。我們曾多次應邀到他那在工字廳的住處：藤影荷聲之館去做客，也曾被請在工字廳的教授們的西餐餐廳去吃飯。這在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但感覺到的鴻溝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回憶起來還感到溫暖。
我離開清華以後，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回到國內時，清華和北大剛剛從雲南復員回到北平。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沒有回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沒有認真去打聽。但是，我心中卻有一點疑團：這難道會同他那耿直的為人有某些聯繫嗎?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作眼中釘了呢?在這漫長的幾十年內，我只在60年代初期，在燕東園李賦寧先生家中拜見過他。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面。
在十年浩劫中，他當然不會倖免。聽說，他受過慘無人道的折磨，挨了打，還摔斷了什麼地方，我對此絲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種奇特的特立獨行的性格，他絕不會投機說謊，絕不會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規律的。反正知識久已不值一文錢，知識分子被視為“老九”。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我們又有什麼話好說呢?雨僧先生受到的苦難，我有意不去仔細打聽，不知道反而能減輕良心上的負擔。至於他有什麼想法，我更是無從得知。現在，他終於離開我們，走了。從此人天隔離，永無相見之日了。
雨僧先生這樣一個奇特的人，這樣一個不同流合污特立獨行的人，是會受到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愛戴和懷念的。現在編集的這一本《回憶吳宓先生》就是一個充分的證明。
他的弟子和朋友都對他有自己的一份懷念之情，自己的一份回憶。這些回憶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觀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和特點。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樣。因為回憶的畢竟是同一個人——我們敬愛的雨僧先生。這一部回憶錄就是這樣一部既一樣又不一樣的匯合體。從這個一樣又不一樣的匯合體中可以反照出雨僧先生整個的性格和人格。
但是，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在這方面，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至於他為什麼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只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歷史系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研討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內，群賢畢至。中大還特別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國內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嘆，不禁老淚縱橫矣。
1995年12月1日
第53章 回憶吳宓先生
雨僧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作為他的受業弟子，我同其他弟子一樣，始終在憶念著他。
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總之，他是一個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我這樣說，不但絲毫沒有貶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雨僧先生在舊社會是一個不同流合污、特立獨行的畸人，是一個真正的人。
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我聽過他幾門課：“英國浪漫詩人”、“中西詩之比較”等。他講課認真、嚴肅，有時候也用英文講，議論時有警策之處。高興時，他也把自己新寫成的舊詩印發給聽課的同學，十二首《空軒》就是其中之一。這引得編《清華周刊》的學生秀才們把他的詩譯成白話，給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而又無傷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為忤。他的舊詩確有很深的造詣，同當今想附庸風雅的、寫一些根本不像舊詩的“詩人”，絕不能同日而語。他的“中西詩之比較”實際上講的就是比較文學，當時這個名詞還不像現在這樣流行，他實際上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他坦誠率真，十分憐才。學生有一技之長，他絕不掩沒，對同事更是不懂得什麼叫忌妒。他在美國時，邂逅結識了陳寅恪先生。他立即馳書國內，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在清華作為西洋文學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國學研究院的主任。
他當時給天津《大公報》主編一個《文學副刊》。我們幾個喜歡舞筆弄墨的青年學生，常常給副刊寫點書評一類的短文，因而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個小團體。我們曾多次應邀到他那在工字廳的住處：藤影荷聲之館去做客，也曾被請在工字廳的教授們的西餐餐廳去吃飯。這在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但感覺到的鴻溝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回憶起來還感到溫暖。
我離開清華以後，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回到國內時，清華和北大剛剛從雲南復員回到北平。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沒有回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沒有認真去打聽。但是，我心中卻有一點疑團：這難道會同他那耿直的為人有某些聯繫嗎?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作眼中釘了呢?在這漫長的幾十年內，我只在60年代初期，在燕東園李賦寧先生家中拜見過他。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面。
在十年浩劫中，他當然不會倖免。聽說，他受過慘無人道的折磨，挨了打，還摔斷了什麼地方，我對此絲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種奇特的特立獨行的性格，他絕不會投機說謊，絕不會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規律的。反正知識久已不值一文錢，知識分子被視為“老九”。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我們又有什麼話好說呢?雨僧先生受到的苦難，我有意不去仔細打聽，不知道反而能減輕良心上的負擔。至於他有什麼想法，我更是無從得知。現在，他終於離開我們，走了。從此人天隔離，永無相見之日了。
雨僧先生這樣一個奇特的人，這樣一個不同流合污特立獨行的人，是會受到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愛戴和懷念的。現在編集的這一本《回憶吳宓先生》就是一個充分的證明。
他的弟子和朋友都對他有自己的一份懷念之情，自己的一份回憶。這些回憶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觀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和特點。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樣。因為回憶的畢竟是同一個人——我們敬愛的雨僧先生。這一部回憶錄就是這樣一部既一樣又不一樣的匯合體。從這個一樣又不一樣的匯合體中可以反照出雨僧先生整個的性格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