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頁
這話說得有點遠了;但是，既要講愛國主義，這些問題都必須弄清楚的。
現在回頭來再談北大與愛國主義。在古代，幾乎在所有的國家中，傳承文化的責任都落在知識分子肩上。不管工農的貢獻多麼大;但是傳承文化卻不是他們所能為。如果硬要這樣說，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傳承文化的人的身份和稱呼，因國而異。在歐洲中世紀，傳承者多半是身著黑色長袍的神父，傳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後來大學興起，才接過了一些傳承的責任。在印度古代，文化傳承者是婆羅門，他們高居四姓之首。東方一些佛教國家，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穿披黃色袈裟的佛教僧侶，傳承地點是在寺廟裡。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士”。士、農、工、商是社會上主要階層，而士則同印度的婆羅門一樣高居首位。傳承的地方是太學、國子監和官辦以及私人創辦的書院，婆羅門和士的地位，都是他們自定的。這是不是有點過於狂妄自大呢?可能有的;但是，我認為，並不全是這樣，而是由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不這樣也是不行的。
婆羅門、神父、士等等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本錢就是知識，而文化與知識又是分不開的。在世界各國文化傳承者中，中國的士有其鮮明的特點。早在先秦，《論語》中就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們儼然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安危繫於一身。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個傳統一直沒變，後來發展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來又繼續發展，一直到了現代，始終未變。
不管歷代註疏家怎樣解釋“弘毅”，怎樣解釋“任重道遠”，我個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傳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個是我在上面詳細論證的愛國主義，一個就是講骨氣，講氣節，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帝王將相的非正義的行為面前不低頭;另一方面，在外敵的斧鉞前面不低頭，“威武不能屈”。蘇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優秀人物就是例證。這樣一來，這兩個特點實又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了，其關鍵還是愛國主義。
如果我們改一個計算辦法的話，那麼，北大的歷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幾千年。因為，北大最初的名稱是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的前身則是國子監。國子監是舊時代中國的最高學府，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前身又是太學，則歷史更長了。從最古的太學起，中經國子監，一直到近代的大學，學生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這也是存在決定意識這個規律造成的。與其他國家的大學不太一樣，在中國這樣的大學中，首當其衝的是北京大學。在近代史上，歷次反抗邪惡勢力的運動，幾乎都是從北大開始。這是歷史事實，誰也否認不掉的。五四運動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雖然名義上是提倡科學與民主，骨子裡仍然是一場愛國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興中華，這不是愛國運動又是什麼呢?
我在北大這樣一所肩負著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的、背後有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的學府，真正是如魚得水，認為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寫過，我身上的優點不多，唯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我將來變成了灰，我的每一灰粒也都會是愛國的。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這樣一個懷有深沉的愛國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愛國主義傳統的北大幾乎度過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還有什麼呢?還能何所求呢?
1997年12月13日
第48章 我對未來教育的幾點希望
教育為立國之本，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歷代王朝都執行的根本大法。在封建社會，帝王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鞏固統治，教育亦然。然而，動機與效果往往不能完全統一。不管他們的動機如何，效果卻是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一批批人才，使我國優秀文化傳承幾千年而未中斷。
今天，時移世遷，已經換了人間。教育為立國之本的思想，深入人心。我們政府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方針，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興國的高度，可以說前承千年傳統，後開萬世太平。特別是在今天知識經濟正在勃然興起的大時代中，教育更有其獨特的意義。知識經濟以智力開發、知識創新為第一要素，不大力振興教育，焉能達到這個宏偉的目標?但是，我要講一句實話，我們的振興教育，談論多於行動。別的例子先不舉，只舉一個教育經費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之低，就很清楚了。我們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不但低於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也是比較低的。
這讓很多人難以理解。我們國家正在努力建設，用錢的地方很多，這一點誰都理解，沒有人想苛求;但是，既然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那樣的高度，教育經費卻又不提高，報紙上再三辯解，實難令人信服。現在，據我了解所及，全國各類學校經費來源十分龐雜，貧富不均的程度頗為嚴重。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主要任務是“找錢”，連繫主任的主要任務也是“創收”。如果創入不力或不利，獎金髮不出去，全系教員就很難團結好。學校的根本任務是教學和科研，是出人才，出成果。現在卻舍本而逐末，這樣辦教育，欲求興國，蓋亦難矣。因此，我對未來教育的第一個希望就是切切實實地增加教育經費。
我的第二個希望是重視大、中、小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現在我們中華民族的一般道德水平，實不能盡如人意。年輕的學生在這個大氣候下，思想水平也不夠高。他們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在像我這樣的思想保守的老頑固眼中，有時實在難以理解，現在，全世界正處在一個巨大轉變中，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的，特別是青年人，他們敏感易變，受的影響更大。日本據說有一個新名詞“新人類”，可見青老代溝之深。中國也差不多。我在中外大學裡待了一輩子;可是對眼前中國大學生的思想、情感等等，卻越來越感到陌生。他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有時候讓我目瞪口呆。在我眼中，有些青年人也仿佛成了“新人類”了。
救之之法，除了教育以外，實在也難想出別的花招。根據我的了解，現在大學裡的思想教育課，很難說是成功的。一上政治課，師生兩苦，教員講起來乏味，學生聽起來無味。長此以往，不知伊於胡底!
我個人認為，抓學生思想教育，應該從小學抓起。回想我當年上小學時，有兩門課很感興趣，一門叫做公民或者修身，一門叫做鄉土。後一門專講本地的山川、人物、風土、人情。近在眼前，學生聽起來有趣又願聽。講愛國從愛鄉開始，是一個好辦法。
至於公民這一門課，則講的都是極簡單的處世做人的道理，比如熱愛祖國，孝順父母，尊敬老師，和睦同學;講真話，不說謊話;干好事，不做壞事;講公德，不能自私;幫助別人，不坑害別人;要謙虛，不能驕傲，等等，等等，都是些平常的倫理規範。聽說現在教小學生也先講唯心與唯物，存在與意識，物質與精神，小學生莫名其妙，只能硬背。這能收到什麼效果呢?顯而易見，什麼好效果也是收不到的。到了中學和大學，依然是這一套，結果就是我在上面說到的師生兩難。現在全國都在談要重視學生的素質教育，足見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無疑是一個好現象。但是，我總覺得，空談無補於實際，當務之急是採取適當的行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現在回頭來再談北大與愛國主義。在古代，幾乎在所有的國家中，傳承文化的責任都落在知識分子肩上。不管工農的貢獻多麼大;但是傳承文化卻不是他們所能為。如果硬要這樣說，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傳承文化的人的身份和稱呼，因國而異。在歐洲中世紀，傳承者多半是身著黑色長袍的神父，傳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後來大學興起，才接過了一些傳承的責任。在印度古代，文化傳承者是婆羅門，他們高居四姓之首。東方一些佛教國家，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穿披黃色袈裟的佛教僧侶，傳承地點是在寺廟裡。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士”。士、農、工、商是社會上主要階層，而士則同印度的婆羅門一樣高居首位。傳承的地方是太學、國子監和官辦以及私人創辦的書院，婆羅門和士的地位，都是他們自定的。這是不是有點過於狂妄自大呢?可能有的;但是，我認為，並不全是這樣，而是由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不這樣也是不行的。
婆羅門、神父、士等等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本錢就是知識，而文化與知識又是分不開的。在世界各國文化傳承者中，中國的士有其鮮明的特點。早在先秦，《論語》中就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們儼然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安危繫於一身。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個傳統一直沒變，後來發展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來又繼續發展，一直到了現代，始終未變。
不管歷代註疏家怎樣解釋“弘毅”，怎樣解釋“任重道遠”，我個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傳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個是我在上面詳細論證的愛國主義，一個就是講骨氣，講氣節，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帝王將相的非正義的行為面前不低頭;另一方面，在外敵的斧鉞前面不低頭，“威武不能屈”。蘇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優秀人物就是例證。這樣一來，這兩個特點實又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了，其關鍵還是愛國主義。
如果我們改一個計算辦法的話，那麼，北大的歷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幾千年。因為，北大最初的名稱是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的前身則是國子監。國子監是舊時代中國的最高學府，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前身又是太學，則歷史更長了。從最古的太學起，中經國子監，一直到近代的大學，學生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這也是存在決定意識這個規律造成的。與其他國家的大學不太一樣，在中國這樣的大學中，首當其衝的是北京大學。在近代史上，歷次反抗邪惡勢力的運動，幾乎都是從北大開始。這是歷史事實，誰也否認不掉的。五四運動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雖然名義上是提倡科學與民主，骨子裡仍然是一場愛國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興中華，這不是愛國運動又是什麼呢?
我在北大這樣一所肩負著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的、背後有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的學府，真正是如魚得水，認為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寫過，我身上的優點不多，唯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我將來變成了灰，我的每一灰粒也都會是愛國的。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這樣一個懷有深沉的愛國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愛國主義傳統的北大幾乎度過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還有什麼呢?還能何所求呢?
1997年12月13日
第48章 我對未來教育的幾點希望
教育為立國之本，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歷代王朝都執行的根本大法。在封建社會，帝王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鞏固統治，教育亦然。然而，動機與效果往往不能完全統一。不管他們的動機如何，效果卻是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一批批人才，使我國優秀文化傳承幾千年而未中斷。
今天，時移世遷，已經換了人間。教育為立國之本的思想，深入人心。我們政府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方針，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興國的高度，可以說前承千年傳統，後開萬世太平。特別是在今天知識經濟正在勃然興起的大時代中，教育更有其獨特的意義。知識經濟以智力開發、知識創新為第一要素，不大力振興教育，焉能達到這個宏偉的目標?但是，我要講一句實話，我們的振興教育，談論多於行動。別的例子先不舉，只舉一個教育經費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之低，就很清楚了。我們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不但低於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也是比較低的。
這讓很多人難以理解。我們國家正在努力建設，用錢的地方很多，這一點誰都理解，沒有人想苛求;但是，既然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那樣的高度，教育經費卻又不提高，報紙上再三辯解，實難令人信服。現在，據我了解所及，全國各類學校經費來源十分龐雜，貧富不均的程度頗為嚴重。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主要任務是“找錢”，連繫主任的主要任務也是“創收”。如果創入不力或不利，獎金髮不出去，全系教員就很難團結好。學校的根本任務是教學和科研，是出人才，出成果。現在卻舍本而逐末，這樣辦教育，欲求興國，蓋亦難矣。因此，我對未來教育的第一個希望就是切切實實地增加教育經費。
我的第二個希望是重視大、中、小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現在我們中華民族的一般道德水平，實不能盡如人意。年輕的學生在這個大氣候下，思想水平也不夠高。他們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在像我這樣的思想保守的老頑固眼中，有時實在難以理解，現在，全世界正處在一個巨大轉變中，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的，特別是青年人，他們敏感易變，受的影響更大。日本據說有一個新名詞“新人類”，可見青老代溝之深。中國也差不多。我在中外大學裡待了一輩子;可是對眼前中國大學生的思想、情感等等，卻越來越感到陌生。他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有時候讓我目瞪口呆。在我眼中，有些青年人也仿佛成了“新人類”了。
救之之法，除了教育以外，實在也難想出別的花招。根據我的了解，現在大學裡的思想教育課，很難說是成功的。一上政治課，師生兩苦，教員講起來乏味，學生聽起來無味。長此以往，不知伊於胡底!
我個人認為，抓學生思想教育，應該從小學抓起。回想我當年上小學時，有兩門課很感興趣，一門叫做公民或者修身，一門叫做鄉土。後一門專講本地的山川、人物、風土、人情。近在眼前，學生聽起來有趣又願聽。講愛國從愛鄉開始，是一個好辦法。
至於公民這一門課，則講的都是極簡單的處世做人的道理，比如熱愛祖國，孝順父母，尊敬老師，和睦同學;講真話，不說謊話;干好事，不做壞事;講公德，不能自私;幫助別人，不坑害別人;要謙虛，不能驕傲，等等，等等，都是些平常的倫理規範。聽說現在教小學生也先講唯心與唯物，存在與意識，物質與精神，小學生莫名其妙，只能硬背。這能收到什麼效果呢?顯而易見，什麼好效果也是收不到的。到了中學和大學，依然是這一套，結果就是我在上面說到的師生兩難。現在全國都在談要重視學生的素質教育，足見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無疑是一個好現象。但是，我總覺得，空談無補於實際，當務之急是採取適當的行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