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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鳥飼在信中提出的意見。
三原也作如是想。青年死者大概是從東京派到九州的。這是因為,東京方面去的人會比九州當地人更加難以調查身世。兇手已從死者的衣服上將可提供線索的東西全部去掉,死者身邊也無東西。兇手既然有此計算,當然不會使用馬上可以找出線索的當地人。
——如果說,被殺死的青年,手套女郞和另外一個人物、亦即峰岡周一,在岩田屋百貨公司某一櫃檯前會合,其後如何嗎?
那就很難了解了。
不過,水城現場的血案,看來是在附近都已昏黑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一定會有附近農家的人目擊有人在那裡行動。
在鳥飼的信和調查報告裡尋找,裡面並沒有提到附近有人作證說看見過類似死者的人。
所以,那一天如果是二月七日,就一定是在下午五點半左右,附近天色已黑。也許是六點鐘。九州那地方,日落時間比東京遲三十分鐘。
為了仔細,三原想到這裡,打電話給東京天文台,詢問二月七日福岡一帶的日落時間。天文台答稱,福岡一帶是下午五時二十九分。照此看來,死者被帶到水城現場的時間,大概是六點鐘或七點鐘的事。
在這一方面,還有一條線索有待推察。
死者會不會是在其他地方被勒死,裝在車裡,被運到水城現場呢?也就是說,水城現場是第二點,實際殺人的第一現場另在別處。
然而,看來並非如此。
嶧岡周一是東京的人,在福岡並不知道什麼地方便於殺人。固然,他可以在屋內殺人,但,只是偶然出差到福岡的峰岡,可能並不知道怎樣尋找這樣的住宅,他本人也沒有這樣的住宅。而且,要把死者運到水城現場,當然要準備車輛。他當然不能使用營業汽車,而要使用自己的汽車。峰岡在福岡大概也並沒有自己的車輛。
照這樣看來,發現屍體的水城現場就是勒死死者的現場。
那麼,峰岡周一是以什麼藉口將死者帶到如此僻靜的場所呢?
如果是普通的場所,死者無所疑慮,會安然同往,但水城堤上,夜無行人,任何人被帶到那種地方都會覺得奇怪。那青年竟然輕易為峰岡帶到該地,而不怕危險,一定是別有理由。
想到這裡,三原想起了相模湖畔殺人事件的手法。
相模湖血案是由一名女人將死者帶到現場的。
死者土肥武夫在乘車赴相模湖途中,在青梅公路高圓寺一町目車站附近,接上了一看便知類似酒女的漂亮女人,一共乘車前往相模湖的碧潭亭旅館。據碧潭亭旅館女工作證,兩人在單房吃飯,土肥有意留那女人過夜。
然後,兩人說出外散步,走向湖邊,那就是土肥此生的最後一面,後來被發現被人勒死。那女人也未回頭。她逃往何處,怎樣逃走,甚至是逃走的路途,都未能判斷。
這一手法如果也用於水城的殺人事件,又將如何呢?
這個案件的死者是一名青年男子。他被一名美麗女人帶到夜晚的水城大堤上,這是講得通的。對於那青年來說,與漂亮的女人一起散步,到四周昏暗的地方會比到四周明亮的地方更為高興。他一定是心中暗喜,與那女人一同走上黑漆漆的水城大堤。
在那時候,峰岡周一以某種藉口,離開了兩人身邊。那女人按照峰岡的意圖,與青年走向現場,這與相模湖案件正是同一手法。
三
進入水城的昏暗雜樹林中的這一對男女,幹了些什麼呢?想來,那青年男子一定是赤紅著臉,向那女人說些甜言蜜語。然後,開始了擁抱前的微妙動作。他完全一心貫注。卻沒有聽到後面有人悄聲走了過來。
突然,男子的頭後繞過來一根繩子。非常有力。連叫都叫不出來了。那是,作為戀愛對象的那女人,站在兇手的一邊,幫助下手。勒死的方法也與相模湖相同。
青年男子被當場埋葬了。那是峰岡同那女人一同辦理的。把附近已乾枯的糙聚攏過來,把落葉掃過來,堆在淺淺埋葬屍體的土上,以免被人馬上發現。
兩人離開了現場。然而,到了中途,那女人的臉變了顏色。在不知不覺間,左手的手套不知遺失在什麼地方了。
那時,峰岡也好,那女人也好,都想立即回頭,把手套尋回。可是,已經辦不到了。大致來說,理由可能如下:
一個是那女人害怕重新返回殺人現場。另一個理由則是沒有充裕時間。
也許是這兩個理由同時存在。反正這手套在一般商品中比較上等,又沒有所有人的特徵,又沒有姓名。就算丟掉了,問題也不太大,因此,就沒有回去尋找。
當然,這一隻手套也並非一定與這件殺人案有關。鳥飼的報告裡就提到,手套的所有人是否與案件有關,搜查本部難以作出判斷。
它如果就是犯人一邊的人的東西,那麼,不將它取回反而就是失策了,因此,他們不會將它放棄不管。
從因為取回時間不足而沒有取回這一方面來看,則想必與峰岡周一從福岡回東京的時間有關。例如,他是乘火車回東京,那就有可能性了。
假如,二月七日當晚,他行兇完畢,與那女人在附近某處旅館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搭乘飛機回到東京,如同以前所設想,他下午就可能在自己的營業汽車公司出現。
在這一場合之下,峰岡是否與那名女從犯一起回到東京呢?會不會分別回去呢?
問題是那一女人。
自從相模湖案件發生後,三原就在暗中偵查,峰岡周一的身邊是否有一這樣的女人。但是,當時從峰岡身邊查不到這樣的女人。
這一次水城案件發生之後,勢必又得偵查是否有這樣的女人。三原覺得,這將屬於徒勞。相模湖案件時已經偵查得很徹底了。
峰岡這個人很特殊,與女人的關係不多。首先,今年三十七歲,從未結婚。即或結了婚,以他的年齡和收入來說,有一兩名女人也並不奇怪。可是,完全調查不出來。
如果相模湖、水城兩案件中,峰岡都有女人協助,他是相當巧妙地隱藏著女人的關係。
想到這裡,三原警司忽然有了一個想法。
在水城被殺死的身份不明青年男子如果是峰岡的助手,他必須是經常熟悉照像機的人。這是因為,此人的工作是夜間給門司和布刈祭禮攝影。三原雖也時時玩弄廉價照像機,但不經常使用閃光燈。自己並沒有那份熱心,而又是初入門者。
然而,和布刈祭禮是夜間攝影,這個助手必須對於攝影機有相當深切的興趣。這樣,這個人應該不時在攝影器材商店出現。
喜愛此道的人,沖洗和印像都有自己在寓所的黑房中動手,他就必須經常到攝影器材商店購買菲林、顯像藥水、像紙等等材料。
(是啊。把水城案件死者的照片拿給東京各攝影器材商店去看看。福岡的鳥飼探員已經這樣做了。如此就證明了死者不是福岡的人。這一回在東京試一試。)
打電話到福岡警察署,偏巧鳥飼探員出去了。
三原也作如是想。青年死者大概是從東京派到九州的。這是因為,東京方面去的人會比九州當地人更加難以調查身世。兇手已從死者的衣服上將可提供線索的東西全部去掉,死者身邊也無東西。兇手既然有此計算,當然不會使用馬上可以找出線索的當地人。
——如果說,被殺死的青年,手套女郞和另外一個人物、亦即峰岡周一,在岩田屋百貨公司某一櫃檯前會合,其後如何嗎?
那就很難了解了。
不過,水城現場的血案,看來是在附近都已昏黑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一定會有附近農家的人目擊有人在那裡行動。
在鳥飼的信和調查報告裡尋找,裡面並沒有提到附近有人作證說看見過類似死者的人。
所以,那一天如果是二月七日,就一定是在下午五點半左右,附近天色已黑。也許是六點鐘。九州那地方,日落時間比東京遲三十分鐘。
為了仔細,三原想到這裡,打電話給東京天文台,詢問二月七日福岡一帶的日落時間。天文台答稱,福岡一帶是下午五時二十九分。照此看來,死者被帶到水城現場的時間,大概是六點鐘或七點鐘的事。
在這一方面,還有一條線索有待推察。
死者會不會是在其他地方被勒死,裝在車裡,被運到水城現場呢?也就是說,水城現場是第二點,實際殺人的第一現場另在別處。
然而,看來並非如此。
嶧岡周一是東京的人,在福岡並不知道什麼地方便於殺人。固然,他可以在屋內殺人,但,只是偶然出差到福岡的峰岡,可能並不知道怎樣尋找這樣的住宅,他本人也沒有這樣的住宅。而且,要把死者運到水城現場,當然要準備車輛。他當然不能使用營業汽車,而要使用自己的汽車。峰岡在福岡大概也並沒有自己的車輛。
照這樣看來,發現屍體的水城現場就是勒死死者的現場。
那麼,峰岡周一是以什麼藉口將死者帶到如此僻靜的場所呢?
如果是普通的場所,死者無所疑慮,會安然同往,但水城堤上,夜無行人,任何人被帶到那種地方都會覺得奇怪。那青年竟然輕易為峰岡帶到該地,而不怕危險,一定是別有理由。
想到這裡,三原想起了相模湖畔殺人事件的手法。
相模湖血案是由一名女人將死者帶到現場的。
死者土肥武夫在乘車赴相模湖途中,在青梅公路高圓寺一町目車站附近,接上了一看便知類似酒女的漂亮女人,一共乘車前往相模湖的碧潭亭旅館。據碧潭亭旅館女工作證,兩人在單房吃飯,土肥有意留那女人過夜。
然後,兩人說出外散步,走向湖邊,那就是土肥此生的最後一面,後來被發現被人勒死。那女人也未回頭。她逃往何處,怎樣逃走,甚至是逃走的路途,都未能判斷。
這一手法如果也用於水城的殺人事件,又將如何呢?
這個案件的死者是一名青年男子。他被一名美麗女人帶到夜晚的水城大堤上,這是講得通的。對於那青年來說,與漂亮的女人一起散步,到四周昏暗的地方會比到四周明亮的地方更為高興。他一定是心中暗喜,與那女人一同走上黑漆漆的水城大堤。
在那時候,峰岡周一以某種藉口,離開了兩人身邊。那女人按照峰岡的意圖,與青年走向現場,這與相模湖案件正是同一手法。
三
進入水城的昏暗雜樹林中的這一對男女,幹了些什麼呢?想來,那青年男子一定是赤紅著臉,向那女人說些甜言蜜語。然後,開始了擁抱前的微妙動作。他完全一心貫注。卻沒有聽到後面有人悄聲走了過來。
突然,男子的頭後繞過來一根繩子。非常有力。連叫都叫不出來了。那是,作為戀愛對象的那女人,站在兇手的一邊,幫助下手。勒死的方法也與相模湖相同。
青年男子被當場埋葬了。那是峰岡同那女人一同辦理的。把附近已乾枯的糙聚攏過來,把落葉掃過來,堆在淺淺埋葬屍體的土上,以免被人馬上發現。
兩人離開了現場。然而,到了中途,那女人的臉變了顏色。在不知不覺間,左手的手套不知遺失在什麼地方了。
那時,峰岡也好,那女人也好,都想立即回頭,把手套尋回。可是,已經辦不到了。大致來說,理由可能如下:
一個是那女人害怕重新返回殺人現場。另一個理由則是沒有充裕時間。
也許是這兩個理由同時存在。反正這手套在一般商品中比較上等,又沒有所有人的特徵,又沒有姓名。就算丟掉了,問題也不太大,因此,就沒有回去尋找。
當然,這一隻手套也並非一定與這件殺人案有關。鳥飼的報告裡就提到,手套的所有人是否與案件有關,搜查本部難以作出判斷。
它如果就是犯人一邊的人的東西,那麼,不將它取回反而就是失策了,因此,他們不會將它放棄不管。
從因為取回時間不足而沒有取回這一方面來看,則想必與峰岡周一從福岡回東京的時間有關。例如,他是乘火車回東京,那就有可能性了。
假如,二月七日當晚,他行兇完畢,與那女人在附近某處旅館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搭乘飛機回到東京,如同以前所設想,他下午就可能在自己的營業汽車公司出現。
在這一場合之下,峰岡是否與那名女從犯一起回到東京呢?會不會分別回去呢?
問題是那一女人。
自從相模湖案件發生後,三原就在暗中偵查,峰岡周一的身邊是否有一這樣的女人。但是,當時從峰岡身邊查不到這樣的女人。
這一次水城案件發生之後,勢必又得偵查是否有這樣的女人。三原覺得,這將屬於徒勞。相模湖案件時已經偵查得很徹底了。
峰岡這個人很特殊,與女人的關係不多。首先,今年三十七歲,從未結婚。即或結了婚,以他的年齡和收入來說,有一兩名女人也並不奇怪。可是,完全調查不出來。
如果相模湖、水城兩案件中,峰岡都有女人協助,他是相當巧妙地隱藏著女人的關係。
想到這裡,三原警司忽然有了一個想法。
在水城被殺死的身份不明青年男子如果是峰岡的助手,他必須是經常熟悉照像機的人。這是因為,此人的工作是夜間給門司和布刈祭禮攝影。三原雖也時時玩弄廉價照像機,但不經常使用閃光燈。自己並沒有那份熱心,而又是初入門者。
然而,和布刈祭禮是夜間攝影,這個助手必須對於攝影機有相當深切的興趣。這樣,這個人應該不時在攝影器材商店出現。
喜愛此道的人,沖洗和印像都有自己在寓所的黑房中動手,他就必須經常到攝影器材商店購買菲林、顯像藥水、像紙等等材料。
(是啊。把水城案件死者的照片拿給東京各攝影器材商店去看看。福岡的鳥飼探員已經這樣做了。如此就證明了死者不是福岡的人。這一回在東京試一試。)
打電話到福岡警察署,偏巧鳥飼探員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