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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去世兩年後，龍滿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智仁獨自去安放骨灰，當時我從他那裡聽到了一件意外的消息，他說加賀裕史郎和龍滿以及我的‘父親’都與731部隊有牽連……”喜美惠頓了頓，注視著淺見的臉，觀察他的反應。
但是，這回淺見沒有表現出吃驚的樣子，他只是無言地輕輕點了點頭。
“據說龍滿去世之前，曾對智仁留下自己的遺言，稱他對以加賀為首的原731部隊的餘黨在戰爭結束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然是日本醫學界的道德主流感到非常憂慮。龍滿自己因為曾經參與731而十分自責，甚至放棄了醫學，偶爾也對智仁說起這事，特別是在腦死亡問題和內臟移植方面，這些人是推進派的掌權者，他對此一直感到非常義憤。他說每次腦死亡臨時調查委員會和內臟移植學會向政治家發出通行信號，龍滿都會向加賀施加壓力，阻止法案的通過。而壓力的源泉就在那隻骨灰盒中。”
安放在陳列架裡層的那隻荻燒瓷製成的罈子，在從窗口射進的光線的映照下閃著微光。
“那裡面裝著加賀在足尾銅礦時期和陸軍軍醫學校時期所犯罪行的記錄，有他正在做人體試驗的照片，也有能證明他做化學（毒品）試驗的遺骨，還有加賀自己記錄的數據文件。留下這些東西的就是我的‘父親’。
據智仁從他父親龍滿那裡得來的消息，我‘父親’是個憲兵，龍滿從軍醫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731部隊搞研究，兩人性情相投，甚至婚禮也是聯合舉辦的。剛才我已經說到‘父親’提前回國了，但是就在他臨近回國的時候，從中央大學派來一名年輕的醫學家到731部隊進行聯絡和指導，這個人就是加賀裕史郎。
其實，在沒有自由的戰爭時期，作為憲兵的‘父親’能夠回國好像是因為加賀在上層為他疏通的結果，這也是龍滿告訴智仁的。打那以後‘父親’一直與他共事到戰爭結束前夕。後來‘父親’的身體越來越糟，他是在別府的療養院迎接戰爭結束的，後來才轉移到長門的湯本溫泉。母親大概也是憑藉在當地有權有勢的加賀的介紹才得以在溫泉工作的。
智仁說他要繼承父親的遺志，向加賀裕史郎之流施加壓力，但並不是反對以腦死亡為認定人死亡的標準，或者反對內臟移植，而是不允許他們這樣的罪人腆著臉來決定事關人生命的問題，或者對道德問題說三道四以此左右日本的輿論。
智仁還說過這樣的話：‘不僅是醫生，每一個科學家都希望嘗試一下面前的新事物或新技術，這完全跟幼兒喜歡玩玩具的心理是一個道理。發明了核裂變的科學家不久又造出了原子彈，可以說這也是科學家的欲望無止境的一個證明。醫生想進行內臟移植的心情恐怕多少也是出於科學家的本性吧。可是他們卻聲稱自己的動機只是出於挽救患者生命這一祟高的使命感，完全像是在行使正義一般地態度強硬。假如具有這種崇高的精神，就更應該在其他方面充分地予以發揮。在日本任何一家醫院都存在的醫療頹廢問題，只要醫生們稍加努力即可改善。醫院不是用心臟移植等尖端技術為自己增光添彩，更重要的也許是應該著力於平時扎紮實實地為患者治療。’
我也已經發現，從藥廠到醫院，從醫院到患者，藥物流量之大甚至令身處其中的人也不無驚異。在醫院，讓患者做不必要的檢查，向患者投放多餘的藥物成了家常便飯。這樣下去，日本的健康保險制度將走向何方？真令人堪憂！醫生、政治家、媒體以及學者們對這一根本性的至為關鍵的問題絲毫不加以反省，而是全力投入一年最多能救治幾個患者的內臟移植問題。健康保險面臨赤字應該採取的對策國會卻無法決定，這不是有些可笑嗎？”
森喜美惠剛向淺見發問，突然又意識到自己的話有些離題。
“喔，這樣說有些過分，不過智仁也這麼說過，所以他說為了日本人民也要阻止加賀所倡導的內臟移植法。”
“龍滿說這樣的話是針對加賀的吧？”
“哎，他說曾經多次在信中裝上資料複印件或照片寄給加賀，並取得了相應的效果。從去年到今年夏天不是曾發生過數次這樣的事情嗎？每次法案剛要被提交審議，又立刻被撤回，這好像正好與智仁的行動一致。
可是，剛進人九月不久的一天，智仁為父親的周年忌回到長門。做完法事之後，我們一起去參觀赤崎神社的祭事活動，那天智仁一反常態，顯得非常不安的樣子。他說他家已經被什麼人監控起來了，所以要把資料等放進骨灰盒藏在淡路島的常隆寺以防萬一。後來我和他一起到源秀先生那裡買了那隻瓷壇。源秀先生當年住在長門時就與智仁的父親交往甚密，先生對智仁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非常了解。
那天智仁抱著那隻瓷壇駕車回去，途中他對我說要順路去淡路島，那次是我與智仁最後一次見面。從那天才短短一個星期後，智仁就遇到了那樣的事……”喜美惠說到此停了停，語尾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新聞報導說他是與人打架，又說是遇到了強盜，可我不那樣認為。那以後我一直惦記著那隻瓷壇，於是去智仁說的叫常隆寺的寺院去取回，當時的我忘掉了一切，突然想到用石森里織這個化名。畢竟是個外行，心裡十分害怕會不會因為其中有一個‘森’字而被人識破。
但是，這回淺見沒有表現出吃驚的樣子，他只是無言地輕輕點了點頭。
“據說龍滿去世之前，曾對智仁留下自己的遺言，稱他對以加賀為首的原731部隊的餘黨在戰爭結束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然是日本醫學界的道德主流感到非常憂慮。龍滿自己因為曾經參與731而十分自責，甚至放棄了醫學，偶爾也對智仁說起這事，特別是在腦死亡問題和內臟移植方面，這些人是推進派的掌權者，他對此一直感到非常義憤。他說每次腦死亡臨時調查委員會和內臟移植學會向政治家發出通行信號，龍滿都會向加賀施加壓力，阻止法案的通過。而壓力的源泉就在那隻骨灰盒中。”
安放在陳列架裡層的那隻荻燒瓷製成的罈子，在從窗口射進的光線的映照下閃著微光。
“那裡面裝著加賀在足尾銅礦時期和陸軍軍醫學校時期所犯罪行的記錄，有他正在做人體試驗的照片，也有能證明他做化學（毒品）試驗的遺骨，還有加賀自己記錄的數據文件。留下這些東西的就是我的‘父親’。
據智仁從他父親龍滿那裡得來的消息，我‘父親’是個憲兵，龍滿從軍醫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731部隊搞研究，兩人性情相投，甚至婚禮也是聯合舉辦的。剛才我已經說到‘父親’提前回國了，但是就在他臨近回國的時候，從中央大學派來一名年輕的醫學家到731部隊進行聯絡和指導，這個人就是加賀裕史郎。
其實，在沒有自由的戰爭時期，作為憲兵的‘父親’能夠回國好像是因為加賀在上層為他疏通的結果，這也是龍滿告訴智仁的。打那以後‘父親’一直與他共事到戰爭結束前夕。後來‘父親’的身體越來越糟，他是在別府的療養院迎接戰爭結束的，後來才轉移到長門的湯本溫泉。母親大概也是憑藉在當地有權有勢的加賀的介紹才得以在溫泉工作的。
智仁說他要繼承父親的遺志，向加賀裕史郎之流施加壓力，但並不是反對以腦死亡為認定人死亡的標準，或者反對內臟移植，而是不允許他們這樣的罪人腆著臉來決定事關人生命的問題，或者對道德問題說三道四以此左右日本的輿論。
智仁還說過這樣的話：‘不僅是醫生，每一個科學家都希望嘗試一下面前的新事物或新技術，這完全跟幼兒喜歡玩玩具的心理是一個道理。發明了核裂變的科學家不久又造出了原子彈，可以說這也是科學家的欲望無止境的一個證明。醫生想進行內臟移植的心情恐怕多少也是出於科學家的本性吧。可是他們卻聲稱自己的動機只是出於挽救患者生命這一祟高的使命感，完全像是在行使正義一般地態度強硬。假如具有這種崇高的精神，就更應該在其他方面充分地予以發揮。在日本任何一家醫院都存在的醫療頹廢問題，只要醫生們稍加努力即可改善。醫院不是用心臟移植等尖端技術為自己增光添彩，更重要的也許是應該著力於平時扎紮實實地為患者治療。’
我也已經發現，從藥廠到醫院，從醫院到患者，藥物流量之大甚至令身處其中的人也不無驚異。在醫院，讓患者做不必要的檢查，向患者投放多餘的藥物成了家常便飯。這樣下去，日本的健康保險制度將走向何方？真令人堪憂！醫生、政治家、媒體以及學者們對這一根本性的至為關鍵的問題絲毫不加以反省，而是全力投入一年最多能救治幾個患者的內臟移植問題。健康保險面臨赤字應該採取的對策國會卻無法決定，這不是有些可笑嗎？”
森喜美惠剛向淺見發問，突然又意識到自己的話有些離題。
“喔，這樣說有些過分，不過智仁也這麼說過，所以他說為了日本人民也要阻止加賀所倡導的內臟移植法。”
“龍滿說這樣的話是針對加賀的吧？”
“哎，他說曾經多次在信中裝上資料複印件或照片寄給加賀，並取得了相應的效果。從去年到今年夏天不是曾發生過數次這樣的事情嗎？每次法案剛要被提交審議，又立刻被撤回，這好像正好與智仁的行動一致。
可是，剛進人九月不久的一天，智仁為父親的周年忌回到長門。做完法事之後，我們一起去參觀赤崎神社的祭事活動，那天智仁一反常態，顯得非常不安的樣子。他說他家已經被什麼人監控起來了，所以要把資料等放進骨灰盒藏在淡路島的常隆寺以防萬一。後來我和他一起到源秀先生那裡買了那隻瓷壇。源秀先生當年住在長門時就與智仁的父親交往甚密，先生對智仁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非常了解。
那天智仁抱著那隻瓷壇駕車回去，途中他對我說要順路去淡路島，那次是我與智仁最後一次見面。從那天才短短一個星期後，智仁就遇到了那樣的事……”喜美惠說到此停了停，語尾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新聞報導說他是與人打架，又說是遇到了強盜，可我不那樣認為。那以後我一直惦記著那隻瓷壇，於是去智仁說的叫常隆寺的寺院去取回，當時的我忘掉了一切，突然想到用石森里織這個化名。畢竟是個外行，心裡十分害怕會不會因為其中有一個‘森’字而被人識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