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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笑了笑，信心十足地對她說：“沒關係。蘊珍，人這一生如果能做一兩件有意義的事情就不算白活了。翻譯《往事與隨想》就做為我一生想做的幾件事之一吧，等我寫完了《激流三部曲》以後，我就會翻譯它的。我情願用後半生去做這件事，總是可以的吧？當然，我現在的能力還有些力不從心，不過我有信心翻譯它。我準備邊學邊譯，要加的註譯還很多，我可以慢慢地譯，因為譯也是學習的過程啊！”
現在，巴金已經開始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在寫完《激流三部曲》以後，他並沒有真正靜下心來翻譯這部巨著。在戰爭結束前後，他又先後寫了許多書，建國以後他的工作變得更忙了。身為上海作協主要領導的巴金，不僅僅要完成他應該完成的寫作任務，同時，他的社會活動也相當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他從奉賢幹校回上海以後，始終處於無所事事的工作狀態，如果不是這次組織上把巴金分配到剛剛恢復不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那麼，巴金即便有此夙願，也怕沒有充足的時間讓他著手實現抗戰期間就對蕭珊信誓旦旦的翻譯計劃。
1973年夏天，上海作家協會編入的五七幹校第四連黨支部，分別對所在的“專政人員”一一作出了結論。四連黨支部對巴金的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發給生活費。
這是巴金自1966年夏天失去寫作自由，受到“專政”以來，一級黨組織對他作出的惟一結論。巴金屈指算來，已經整整七個年頭了。這七年對於他來說，失去的不僅僅是自由，不僅僅是妻子蕭珊，更重要的是時間。如果說時間就是生命，那麼對於以著述為生命的巴金來說，他失去的就是寶貴的生命價值啊！沒有什麼比再次得到重新工作、重新恢復寫作自由更重要的事了。當黨組織徵求巴金在作出政治結論以後，有什麼要求的時候，巴金只提出：“能不能讓我作一點翻譯工作？”
也就是從當年8月起，巴金再也不必象從前那樣每天到作協來，只是無休止地聽讀當天的報紙，學習毛澤東語錄和打掃衛生了。他可以安下心來作一點翻譯工作。這樣的日子又隔了兩年，到了1975年秋天，上海市作協決定把作協內部幾位專業作家統統轉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這樣，巴金就在新的工作單位里進了外文編譯室。當然，這時候的巴金眼神已經大不如從前了，他不可能再象從前那樣每天到出版社去“坐班”。他有充足的時間在武康路家裡從事寫作。當然，他的寫作在那時還僅限於對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範疇。
也就在這時候，巴金才真正有時間翻譯那部著作，他年輕時就喜歡俄羅斯著名文藝理論家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現在他終於如願了，巴金每天都游弋在赫爾岑智慧的海洋里。如果說當年巴金在法國讀書時第一次接觸到這部神奇著的時候，只感到書中有那麼多哲理式的漂亮語言，那麼他回國後受到魯迅先生的支持，在三十年代又局部地翻譯了《往事與隨想》的片斷之後，巴金更加珍愛這部書了。因為他從翻譯中進一步理解了赫爾岑在書中傾注的智慧。
巴金真正坐下來了，認真地翻譯這部傳奇著作，他忽然感到自己確是在走進一座巨大的精神寶庫。他知道在中國了解這部書的人並不多，它是屬於那種“陽春白雪”的東西，巴金也清楚他即便翻譯出這部書，在當時的中國也絕不可能有人出版它。而且即便有人出版，也決不會有多少青睞它的讀者，更不會暢銷。然而，有一種神秘的衝動感始終鼓舞著巴金必須把《往事與隨想》變成他的母語。與其說這是在完成自己40年前發下的宏誓，不如說他在是在實踐對亡妻蕭珊的諾言。
正由於巴金在心裡把這部書的翻譯當作他對蕭珊的一種紀念，所以才沒黑沒晝地伏案揮筆了。他這樣做不僅可以讓自己重新暢遊在赫爾岑智慧的海洋里，享受一下那豐富的感情世界，同時也可讓巴金少思念一點蕭珊。少想一點亡妻，他心裡就會少一點痛苦。這樣一來，他從1975年秋天開始，直到1979年春天，已經把這部厚厚的外國著作譯出了三分之一。巴金看到桌案上那逐漸積厚的稿紙，他那多年不見笑容的臉上才漸漸露出了一絲欣慰。
驚悉喜訊淚沾襟(1)
1977年的春天來得格外早。
上海外灘的遊人逐漸多了起來。巴金在家裡呆得實在煩悶了，有時也會一個人悄悄離開武康路，在傍晚時分不引人注目的來到黃浦江邊，隔江眺望著那混黃的江水，悠悠地向東方流淌。他發現江面上的貨輪比前幾年多了，他已十幾年沒有到江邊上來看晚景了。
現在他好象是一個隔世的旅人，周圍儘管有那麼多在春天傍晚來江邊遊覽的年輕人，可是他們大多都不認識自己。巴金那白白的頭髮和憂鬱尚存的面容，讓所有從他身邊走過的男男女女，無法把這位背部稍稍有點微駝的老人，與曾經在中國文壇紅極一時的大作家巴金連繫在一起。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也不認識他了，他們雖然早在年輕的時候就受過巴金《家》、《春》、《秋》和《霧》《雨》、《電》等作品的影響，然而巴金歷來是一位不想拋頭露面的作家。即便那些在“文革”前夕看過由巴金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的人們，也不會想到此時在江邊那黑壓壓遊人中間悄悄走來的老人，就是那部風靡一時電影的原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