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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後來不是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寫了《家》這本小說，意外地認識了寧波姑娘蕭珊的話，那麼也許直到現在他也不會結交女友的。蕭珊作為巴金平生的第一個女友，也是他一生中最後的女友。蕭珊感到幸運的是，她終於在紛亂塵世中尋覓到了如意的伴侶。她知道自己整整比巴金小了13歲，但她相信巴金的話：“年齡不是愛情的障礙。”她也承認如果兩顆心彼此傾慕，那麼，她們面前縱然有千難萬險也會隨著感情的加深而逐漸消除。現在，當她再次聽到巴金為了她的前途，情願再次推遲婚期，蕭珊的心就大為感動了。
愛情起步的地方(3)
桂林，絕妙的山山水水成為巴金和蕭珊訂婚後的另一個難忘暫棲之地。
從漢口再次回到廣州以後，日本軍隊已經開始大肆進攻廣州。在戰火隨時有燃遍廣東的情勢下，巴金就帶著蕭珊隨著他所領導的文化生活分社一起離開了隨時都可能燃起熊熊戰火的羊城。巴金知道他和蕭珊的感情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凝成的。
巴金和蕭珊的接觸越多，他越希望把自己從前的經歷一點一滴的告訴她。在巴金的眼裡，蕭珊永遠是他的小女友和小妹妹。他認為如果有一天真和蕭珊生活在一起，她就理該了解巴金從前的一切。只有這樣她們才能成為心心相印的朋友。
巴金在桂林和蕭珊談到他從國外回到上海的經歷。特別把他在抗戰前後的曲折經歷都告訴了她：“蘊珍，一九三二年上海發生的戰爭，我雖然換了住處，但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戰事發生後我到日本去旅行，因為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裡‘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就根據幾個月的經歷寫了三個短篇小說，分別是《神》、《鬼》、《人》……”
蕭珊問他：“莫非你當時真想學日語嗎？”
巴金點點頭，又搖了搖頭：“我喜歡各國語言，所以我勸你到昆明上大學以後，也一定要報考外國語。因為一個人只熟悉本國母語顯然是不夠的。我感到遺憾的是，因為戰爭我學習日語的勁頭也沒有了。後來我看到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越來越殘酷，就決心放棄日語的學習。這一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這家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的編輯工作。我就馬上回來了。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並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後來的情況你是知道的，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我就不得不離開上海到南方，這期間不管我的生活方式如何改變了，可是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在 種環境中動筆的。蘊珍，你也看到了，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了這個城市，我隨身什麼也不帶，可是一定要帶一些稿紙。這種日子裡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
蕭珊心裡的巴金變得越來越清晰了。她感到自己並沒有找錯人，她說：“李先生，您什麼也別說了，我已經很了解你了！……”
如果說當初他和蕭珊在上海“新雅”飯店的結識只是個意外的邂逅，那麼，經過廣州、漢口和桂林的一路轉輾，他已經從心裡深深地愛上了她。他認為自己和蕭珊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是緊緊相聯的。他和她不僅性格、志趣、愛好一致，而且彼此經過接觸才感到，他和她同樣都需要對方的關愛。蕭珊作為一個年輕女學生，在戰亂的遷徙中給予巴金生活上的關照卻是無微不致的；巴金在從廣州到桂林的一路上，他既要負責文化生活分社全體人員的衣食住行，也要堅持寫作。在蕭珊面前巴金無疑已經顯現出他那除寫作才能之外的全部才華。這也許就是兩人感情越加深化的最初基礎。
桂林那優美秀麗的景色，陶冶著這對戰亂情侶的情操。
巴金記得那時他們下榻和生活的環境相當艱苦。儘管蕭珊始終單獨居住，但是，巴金仍然能感受到她是作為自己最親近的人出現的。有蕭珊在自己的身邊，即便戰爭的烽煙隨時都可能燃到桂林，可是巴金的心情很好。他開始在桂林這戰時的暫且世外桃園繼續完成他在上海和廣州時期就已動筆的長篇小說《火》。這部作品是巴金繼《家》取得成功之後在藝術上的再次飛躍。
“李先生，我覺得你的《火》，寫得比我想像的還要真實、可信。”蕭珊在讀過巴金寫出的部分初稿後，不能不為這位四川才子獨具的文學才能所傾倒。本來巴金所以動了寫《火》的念頭，就源於他與蕭珊在黃浦江邊的一次談話。那時他們還是剛剛認識不久朋友，有一天，巴金約蕭珊到江邊去觀賞夜景，蕭珊在談話中給巴金講了個纏綿緋惻的故事。這個在蕭珊看來只是隨便談談的親歷往事，卻沒有想到日後竟變成了巴金創作的新素材。直到蕭珊來到廣州，她才驚愕地發現巴金已在稿紙上寫下了《火》的故事梗概。而未來書中的人物與情節，則大多都與她從前在上海無意對巴金敘述的真實故事不無關係。
巴金後來這樣說：“《火》里的馮文淑，就是八·一三戰爭爆發後的蕭珊。參加青年救亡團和到傷兵醫院當護士都是蕭珊的事情，她當時寫過一篇《在傷兵醫院中》，用慧珠的筆名發表在茅盾編輯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據她的文章寫了小說的第二章。這是她的親身經歷，她那時不過是一個高中學生，參加了一些抗戰救國的活動。倘使不是因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馮文淑那樣在中國軍隊撤出以後參加戰地服務團去了前方。我一個朋友的小姨原先在開明書店當練習生，後來就參加戰地服務團去到前方，再後又到延安。要是蕭珊不曾讀我的小說，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歡我，就不會留在上海，那麼她也會走這一條路。她的同學中也有人這樣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漢口一家飯館吃飯，遇見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經帶著戰地服務團在上海附近的戰場上活動過，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幾二十個穿軍裝的團員在一起，她們都是像馮文淑那樣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潑、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寫馮文淑在戰地服務團的活動。我寫《火》第一部時，手邊並沒有這樣的材料，因此關於馮文淑就只寫到她參加服務團，坐卡車在‘滿天的火光’中離開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慶和幾個朋友住在沙坪壩，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參加過戰地工作團，在當時的‘第五戰區’做過宣傳工作，我們經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館。在那些時候他常常談他在工作團的一些情況，我漸漸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於是就起了寫《火》的第二部的念頭：馮文淑可以在戰地工作團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