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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軍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縱隊組成一個兵團,渡江南下。五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關於三個縱隊暫不過江在黃淮地區殲敵的建議。要求在四個月至八個月內,華野主力在汴徐線南北地區殲敵。豫東戰役的勝利,證明了在黃淮之間確有大量殲敵的條件,軍委於七月十三日電示:“粟兵團應在現地區作戰至明年(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或夏季,殲滅五軍、十八軍等部,開闢南進道路,然後南進。(不殲滅五軍、十八軍不走)。”十四日提出華野“爭取冬春奪取徐州”,九月中央會議又決定解放戰爭第二年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作戰。這就又一次推遲了渡江時間。

  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午十月十一日軍委改變了“冬春奪取徐州”的計劃,提出:淮海戰役(當時,戰役目的僅是殲滅黃百韜和海州,兩准地區之敵)結束後,估計此時“邱李兩兵團固守徐蚌一線及其周圍,使我難於殲擊”,華野“仍應分為東西兩兵團,以大約五個縱隊組成東兵團,在蘇北、蘇中作戰,以其餘主力為西兵團,出豫皖兩省,協同劉鄧攻取荷澤、開封、鄭州、確山、信陽、南陽、淮河流域及大別山各城”,並指示一九四九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團轉移至中原,三月至七月協同劉鄧開始上述作戰,“秋季你們主力大約可以舉行渡江作戰”。

  第四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軍委決定大約在—九四九年五月或六月渡江。當時淮海戰役即將結束,杜聿明集團已被我緊緊包圍,黃維兵團即將全部就殲,淮海戰役勝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戰役結束後,華野、中野兩軍休整兩個月,大致準備好渡江作戰所需諸件(雨衣、貨幣、炮彈、治療藥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動員,占領長江以北,准河以南,平漢以東、大海以西諸城鎮,主要是安慶至南通一帶諸城鎮,控制長江北岸,然後再以相當時間最後地完成渡江的諸項準備工作,即舉行渡江作戰。並指示華野、中野兩軍協力經營東南,包括皖南、蘇南、浙江、福建兩全省,江西一部,並奪取蕪湖、杭州、鎮江、蘇州、南京、上海、福州諸城而控制之。這次軍委渡江決定與以前幾次不同,這是在南線同敵人進行了戰略決戰,將南線敵人主力殲滅於長江以北之後渡江。

  關於渡江問題,我作為一個戰區指揮員,也經常在考慮。我是把它和未來的南線決戰聯繫起來考慮的,這涉及到以什麼樣的戰法,在江南還是在江北和在什麼時機同敵人進行南線決戰的問題。豫東戰役的勝利證明,適時擴大戰役規模,組成更為強大的野戰兵團,以對付敵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較小的野戰兵團,尋殲較小目標的敵人,對我更為有利,發展下去,勢將成為我軍同敵入主力的決戰。濟南戰役,敵人南線三個兵團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說明敵人是在避免不利條件下與我打大規模之仗,也說明我對敵進行決戰的有利條件已逐漸成熱。

  同敵人進行大規模的決戰,必須考慮戰場條件和後勤保障條件。我認為在長江以北決戰比在長江以南決戰有利得多。而在長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區決戰為最有利,因為徐蚌地區不僅地形寬闊,通道多,適宜於大兵團運動,而且大部地區是老解放區,群眾條件好,背靠山東和華中老根據地,距華北也不遠,人力物力的支援更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決戰,還要看全局形勢的發展。中央決定中原野戰軍參加淮海戰役和遼瀋戰役的牲利,把淮海戰役發展為南線決戰的這個現實性顯示出來了。於是我們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辰時電報中央軍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區尚能對戰爭作較大支持,以迫使敵人在江北與我決戰為有利。我們於殲滅黃百韜後,不必以主力向兩淮進攻,而以主力轉向徐蚌線進擊,抑留敵人於徐州及其周圍,爾後分別削弱與逐漸殲滅之。我們的建議符合中央軍委的意圖。九日毛澤東同志為軍委起糙的復電指出:“齊(八日)辰電悉,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三方面應用全力保證我軍的供給”。中央軍委、毛澤東同志將淮海戰役發展為南線決戰的重大決策將大大有利於我軍爾後的渡江作戰和在長江以南的作戰。因此,當決戰勝利即將到來之時,接到中央軍委十二月十二日的來電,我不禁為中央軍委、毛澤東同志決策的英明和戰局發展的順利而感到格外振奮

  總前委於十二月十七日開會對中央十二日指示進行了討論,由劉伯承、陳毅二同志親赴西柏坡向中央匯報並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會議。

  戰役前的形勢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國民黨反動集團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巳瀕臨總崩潰的境地。國民黨軍在兩年多的作戰中,共損失四百九十五萬人,蔣介石賴以發動反革命內戰的精銳主力部隊,巳被我殲滅殆盡。殘存的作戰部隊不足一百五十萬人,而且分布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在戰略上已無法組織有效的防禦。政治上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愈演愈烈,逼迫蔣介石下野。一些高級將領公開要求蔣介石停戰言和。經濟上財政已山窮水盡,物價飛漲,工商企業紛紛倒閉,農村經濟迅速破產,民怨沸騰,岌岌不可終日。總之,國民黨當時的形勢是軍事上主力被殲,土氣喪盡,政治上眾叛親離,人心失盡,經濟上財政崩潰,力量耗盡。

  我人民解放軍,經過兩年多的作戰,已經由一百二十多萬人增加到四百萬,其中野戰軍已發展到二百一十八萬人。裝備進一步改善,土氣高昂,大兵團作戰經驗更加豐富。南方各省游擊隊武裝也有很大發展,總兵力達五萬餘人。兩年來,我軍已解放了東北全境、華北大部和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各解放區己聯成一片,總面積達二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有二億。

  我黨所領導的統一戰線迅速擴大,大批民主人土紛紛來到解放區,準備參加我黨建議召開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人民民主聯合政府,長江以南國民黨的不少地方實力派也與我党進行聯繫。

  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編組訓練部隊,以便捲土重來,於一九四九年元旦發表求和聲明,二十—日宜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和我党進行談判,但實際上蔣介石仍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在幕後操縱一切,就在蔣介石下野的前後,先後召見、任命一些高級將領,並布置了長江防線。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主席於一九四九年元旦,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指出,有了充分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總參謀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一月十四日,又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指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

  三月,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勝利召開,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提出“……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還說,“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後占鄉村”。“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總之,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一九四九年是要向長江以南進軍的和平談判成功了,我軍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談判不成功,即由戰鬥的方式渡江。所以黨中央在準備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時,要求我軍加緊進行以戰鬥方式渡江的準備。

  面對上述總形勢,我作了一些設想,從經營發展建設江南出發,渡江以和平的方式為最好,但從總體上來講,我們又必須立足於天津方式,立足於以戰鬥去解決問題。在用戰鬥方式解決問題時,還再儘量降低戰爭的破壞程度,儘量減少戰爭對城市和重要建築、工業設施的直接破壞,並儘量不使敵軍流散,力爭聚殲,以減少蔣軍流散為匪的禍害。為此,在戰役中應力爭作到:在渡江前認真準備,周密部署,加強偵察和訓練,儘量減少渡江的傷亡,保持突破江防後的銳氣和實力。突破江防後,對江防之敵迅即採取兜殲戰術,不使其逃竄或流散,設法減少或不給敵人以據城固守的可能,儘可能多地在野戰中消滅敵人。在攻取大城市時,我們不能採取雖消滅了敵人,卻打爛了城市的戰法,如把上海等大城市打爛了,對全國的經濟建設影響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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