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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了這段書，感覺到非常嚴重，也非常敬佩，不禁為之肅然起敬。中國文化談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就同佛學講到菩薩，道家講到神人、天人一樣。就是有好處，也絕沒有一點自私，應該是大家的，好處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一點不能要。佛家所謂布施，乃至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交給別人，這個精神多難!所以看了這一段記載歷史的資料，懂得中國的政治思想。拿現在西方來的民主精神比較，西方思想無論怎樣民主，也沒有到達我們這個“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程度，這種帶宗教性的自我犧牲的君主，可不容易。縮小範圍來說，如果作一個單位主管，自己的政治道德修養，能夠到達這個地步，就是最成功的人。當然對自己本身來說，會是很痛苦的，但是一個成功的人，就要擔負所有人的痛苦，自己的痛苦絕對不放在別人的肩上，而部屬的痛苦，都由自己替他承擔。
周重九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前面是講堯舜禹三代的文化、政治思想以及作人的道理。我們文化的鼎盛，是三代以下到周朝完成的，孔孟思想就是繼承周公的思想。周朝有一著名文獻為《大賚》，就是周朝開始立國時候的重要思想(主義)，他這個思想的中心是“善人是富”。什麼是真正的富強，包括家庭的富強，個人的富強，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各個是好人，沒有壞人，這好人不是老實的老好人，是思想純正，行為端正，一切都好的好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這就是大富。至於“雖有周親”，這個“周”代表了圓滿，四周充滿了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有很多的群眾，很多“盲目”的人跟著你。“不如仁人”，不如有一個兩個有眼光的人，有仁義道德的人。人很容易犯一個毛病，喜歡在矮子裡當高人，不喜歡到高人里當矮子，到了高人中間，處處不對，成天只有聽話的分，看看誰都比自己行，這個味道很難受。可是從人生中體驗到，有成千上萬的“盲人”跟你走，一點都不希奇，只怕有一個明眼人對你說：“你走錯了!”這就完了。歷史上有許多人，當時人人捧他，真是了不起，但後來明眼人在歷史上寫一兩句，就把他刷下去了。所以當在台上的時候要當心，所聽的，所看的，所講的都是順意的，都是對的，這時切不可得意忘形。“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周朝也是三代時的那種精神，由此可知當皇帝之難。我常和美國朋友討論民主與帝王政治，說他們的民主政治是假的，而我們中國過去的帝王政治思想是真民主。這也是有所本的。
上古的政治經濟
一種真正的學問要達到外用，在古人多是用之於政治方面。現在我們所講的，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道理，現在說到上古為政的九個字：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這是寫作《論語》當時，引用上古的文獻。“謹權量”有兩個觀念，我們看到《尚書》中《舜典》有一句話，“同律度量衡”。我們的文字越到上古越麻煩，這也是中國文字與外國文字基本上的不同，中國文字依六書的法則而來，每一個字，單獨代表一個觀念，有時一個字包括了四五個概念;外國文字要幾個字母拼起來，才表示一個概念。這是中國與西文化不同的重點之一，我們必須了解的。我們後世年輕人讀古文會覺得麻煩，就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沒有從研究中國字入手，尤其現在更是如此。
像這裡，就是說從堯舜的時代才統一了全國的“律”。這個“律”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天文的、物理的規律，就是現在所說科學性的各種“律”，包括了曆法、天文的法度等等，這是中國最早、最古老、也是最光榮的。在全世界各國，天文學的發展，我們是最早最早的，比別人早了好幾千年。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制度的各種官制規律，雖然歷代都有變更，但原則上仍是一貫相承的。
“度”可以分開來說，一種是地理方面的行度，等於現在西方文化的地球經緯度。另一種就是長度，經濟方面應用的丈、尺、寸、分等等名數單位。這是古代為了經濟上使用，求得公平合理而統一的。
“量”，即是合、升、斗等容量的總稱。
“衡”就是稱，就是稱東西的斤、兩、錢等等名數的總稱。
這就是在堯舜時代，已經發現，各個宗法社會，各自為政，律、度、量、衡都沒有統一，所以他要把它統一起來。我們要研究經濟，研究社會發展，看二十五史就知道了。我們直到現在，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完全徹底統一，上菜場就知道，有台尺、台斤，又和我們當年在大陸所用的不同，現在又有公尺、公斤等等，是根據西方文化來的。現在以全世界來說，很少有已經統一了的地方，只有小部分統一了，如裝船的噸位算是統一了的，可是在各國社會自己國內所用的，還是沒有統一。由此我們也了解，人類努力了幾千年，自己號稱文明進步，事實這些地方，我們還是停留在幾千年前的階段，統一的工作，還沒有做到，這是以哲學的觀點，看歷史的所謂進化，是一個諷刺。
《論語》上這裡也說，要“謹權量，審法度。”這個法度，就是現在所謂的制度，各種辦事的制度，要嚴格注意，這是第一層的意義。其第二層的意義，如果我們不根據《尚書》記載的傳統而講，“謹權量”的權量，就是權變的意思，我們中國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歡講究兩個字，所謂“經權”之道，經就是常經，大原則不變，永遠不變的，如人之穿衣飲食是經，但吃白米或吃麵包，穿西裝或穿中山裝，可以隨意，則是權變。“權”具有了這樣的意義。在為政的大原則就是“謹權量”，對政治權能的分辨，要非常謹慎，以個人而言，如領導一個單位，對某同仁在權力上應該使用到什麼程度，要量才而用。要非常謹慎，這也是對人事而言。“審法度”是對制度而言。固然說為政在人，但是制度的發揮，非常重要。
人治法治並重
這兩句話連起來研究，在我看來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跟著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廠人事管理，因為效果很好，所以將這一套又擴大到行政方面。美國對這方面特別重視。還有一位丹麥人寫了一本書，我們有人譯作《領導的藝術》或《領導的技術》，這個書名相當新穎，裡面的內容，就是人事管理，而這些東西，在我們中國文化講來，就是“審法度”。但是這種管理用之於行政，我們以冷靜態度，不摻入任何東西來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著制度在轉，人變成沒有靈魂，將來這個東西的禍害非常大。可以斷言，將來一定要變，不變吃不消的。依法規來做事，人會變成機械，沒有靈魂，人到底不是機械，是有靈魂的。
回過來看中國過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變成獨裁，所謂“朕即國家，國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殺予奪，完全由我，就變成沒有制度。我們為什麼偏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引證和發揮?講歷史人事的經驗，老實講，我們國家的文化，幾千年來，比外國人多得多了，所以只有我們的歷史值得自豪。以我們的歷史，來與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學方法比較，我覺得如作一個統計的話，還是中國的人治毛病較少。古來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許多錯誤的領導，但是他的禍害還是少。就是以目前來說，美國對于越南的問題，為什麼弄到如此結果?不能說美國人中沒有眼光遠大，沒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國的現行的制度下，任何一個政治家、思想家、軍事領導家都沒有辦法。因為他們講“科學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們難住了。像我們中國有句在軍事方面常用的老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個在前方作戰的大將，不一定聽皇帝的指揮，他不是不聽，因為路太遠，皇帝不會了解前方隨時變化的情況，前方將士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視前方的實況來決定戰略，對於皇帝所下不適合情況的命令，可以不聽，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規中就行不通。但話說回來，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將在外，臨時應變並沒錯，一旦班師回朝卻受朝議和執法者依法審判，就變成犯罪了。
周重九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前面是講堯舜禹三代的文化、政治思想以及作人的道理。我們文化的鼎盛，是三代以下到周朝完成的，孔孟思想就是繼承周公的思想。周朝有一著名文獻為《大賚》，就是周朝開始立國時候的重要思想(主義)，他這個思想的中心是“善人是富”。什麼是真正的富強，包括家庭的富強，個人的富強，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各個是好人，沒有壞人，這好人不是老實的老好人，是思想純正，行為端正，一切都好的好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這就是大富。至於“雖有周親”，這個“周”代表了圓滿，四周充滿了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有很多的群眾，很多“盲目”的人跟著你。“不如仁人”，不如有一個兩個有眼光的人，有仁義道德的人。人很容易犯一個毛病，喜歡在矮子裡當高人，不喜歡到高人里當矮子，到了高人中間，處處不對，成天只有聽話的分，看看誰都比自己行，這個味道很難受。可是從人生中體驗到，有成千上萬的“盲人”跟你走，一點都不希奇，只怕有一個明眼人對你說：“你走錯了!”這就完了。歷史上有許多人，當時人人捧他，真是了不起，但後來明眼人在歷史上寫一兩句，就把他刷下去了。所以當在台上的時候要當心，所聽的，所看的，所講的都是順意的，都是對的，這時切不可得意忘形。“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周朝也是三代時的那種精神，由此可知當皇帝之難。我常和美國朋友討論民主與帝王政治，說他們的民主政治是假的，而我們中國過去的帝王政治思想是真民主。這也是有所本的。
上古的政治經濟
一種真正的學問要達到外用，在古人多是用之於政治方面。現在我們所講的，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道理，現在說到上古為政的九個字：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這是寫作《論語》當時，引用上古的文獻。“謹權量”有兩個觀念，我們看到《尚書》中《舜典》有一句話，“同律度量衡”。我們的文字越到上古越麻煩，這也是中國文字與外國文字基本上的不同，中國文字依六書的法則而來，每一個字，單獨代表一個觀念，有時一個字包括了四五個概念;外國文字要幾個字母拼起來，才表示一個概念。這是中國與西文化不同的重點之一，我們必須了解的。我們後世年輕人讀古文會覺得麻煩，就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沒有從研究中國字入手，尤其現在更是如此。
像這裡，就是說從堯舜的時代才統一了全國的“律”。這個“律”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天文的、物理的規律，就是現在所說科學性的各種“律”，包括了曆法、天文的法度等等，這是中國最早、最古老、也是最光榮的。在全世界各國，天文學的發展，我們是最早最早的，比別人早了好幾千年。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制度的各種官制規律，雖然歷代都有變更，但原則上仍是一貫相承的。
“度”可以分開來說，一種是地理方面的行度，等於現在西方文化的地球經緯度。另一種就是長度，經濟方面應用的丈、尺、寸、分等等名數單位。這是古代為了經濟上使用，求得公平合理而統一的。
“量”，即是合、升、斗等容量的總稱。
“衡”就是稱，就是稱東西的斤、兩、錢等等名數的總稱。
這就是在堯舜時代，已經發現，各個宗法社會，各自為政，律、度、量、衡都沒有統一，所以他要把它統一起來。我們要研究經濟，研究社會發展，看二十五史就知道了。我們直到現在，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完全徹底統一，上菜場就知道，有台尺、台斤，又和我們當年在大陸所用的不同，現在又有公尺、公斤等等，是根據西方文化來的。現在以全世界來說，很少有已經統一了的地方，只有小部分統一了，如裝船的噸位算是統一了的，可是在各國社會自己國內所用的，還是沒有統一。由此我們也了解，人類努力了幾千年，自己號稱文明進步，事實這些地方，我們還是停留在幾千年前的階段，統一的工作，還沒有做到，這是以哲學的觀點，看歷史的所謂進化，是一個諷刺。
《論語》上這裡也說，要“謹權量，審法度。”這個法度，就是現在所謂的制度，各種辦事的制度，要嚴格注意，這是第一層的意義。其第二層的意義，如果我們不根據《尚書》記載的傳統而講，“謹權量”的權量，就是權變的意思，我們中國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歡講究兩個字，所謂“經權”之道，經就是常經，大原則不變，永遠不變的，如人之穿衣飲食是經，但吃白米或吃麵包，穿西裝或穿中山裝，可以隨意，則是權變。“權”具有了這樣的意義。在為政的大原則就是“謹權量”，對政治權能的分辨，要非常謹慎，以個人而言，如領導一個單位，對某同仁在權力上應該使用到什麼程度，要量才而用。要非常謹慎，這也是對人事而言。“審法度”是對制度而言。固然說為政在人，但是制度的發揮，非常重要。
人治法治並重
這兩句話連起來研究，在我看來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跟著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廠人事管理，因為效果很好，所以將這一套又擴大到行政方面。美國對這方面特別重視。還有一位丹麥人寫了一本書，我們有人譯作《領導的藝術》或《領導的技術》，這個書名相當新穎，裡面的內容，就是人事管理，而這些東西，在我們中國文化講來，就是“審法度”。但是這種管理用之於行政，我們以冷靜態度，不摻入任何東西來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著制度在轉，人變成沒有靈魂，將來這個東西的禍害非常大。可以斷言，將來一定要變，不變吃不消的。依法規來做事，人會變成機械，沒有靈魂，人到底不是機械，是有靈魂的。
回過來看中國過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變成獨裁，所謂“朕即國家，國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殺予奪，完全由我，就變成沒有制度。我們為什麼偏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引證和發揮?講歷史人事的經驗，老實講，我們國家的文化，幾千年來，比外國人多得多了，所以只有我們的歷史值得自豪。以我們的歷史，來與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學方法比較，我覺得如作一個統計的話，還是中國的人治毛病較少。古來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許多錯誤的領導，但是他的禍害還是少。就是以目前來說，美國對于越南的問題，為什麼弄到如此結果?不能說美國人中沒有眼光遠大，沒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國的現行的制度下，任何一個政治家、思想家、軍事領導家都沒有辦法。因為他們講“科學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們難住了。像我們中國有句在軍事方面常用的老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個在前方作戰的大將，不一定聽皇帝的指揮，他不是不聽，因為路太遠，皇帝不會了解前方隨時變化的情況，前方將士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視前方的實況來決定戰略，對於皇帝所下不適合情況的命令，可以不聽，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規中就行不通。但話說回來，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將在外，臨時應變並沒錯，一旦班師回朝卻受朝議和執法者依法審判，就變成犯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