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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一扇窗戶打開，一個女人倚出窗口，奮力抖動著被子。
“夢裡老在想，怎麼這革命不曾早來個十年？早來十年我才四十歲，一切都還可以重新來過，現在呢？”
窗戶關上，一隻大胸脯的鴿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視走動的行人。
※ ※ ※ ※ ※
樹林裡有一家度假旅館，餐廳里燃著燈；在這冰冷的下午，那燈光透著溫暖。
進去坐坐吧？
米勒躊躇著。還是不要吧！這是小冷鎮最豪華的度假旅館，一向是那些特權幹部和特務去的地方。時代固然變了，“總是感覺不舒服。”米勒皺著眉頭。
“我們聽說，”米勒太太說，“那些特務大多隱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邊比較不容易被認出來。其實，認出來又怎麼樣？我們這些被欺騙、被迫害了四十年的東德人，現在只顧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麼過，前頭的路怎麼走，實在沒有精力去追究過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們隔壁那一對，”先生不同意地瞟著太大，“不吵得厲害？”
“那是由於失業，以前社會主義大鍋飯，男男女女都工作，現在不是男的失業就是女的失業，要不然兩個都失業。每天窩在家裡，誰都看誰不順眼。我跟你說，這時候呀，要離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問我究竟統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閃著明亮的眼睛，“當然是好。東德已經壞到底、爛到底了，真是謝天謝地統一了。現在這一切的辛苦，我覺得都只是過渡的、暫時的。只有一點我搞不懂……”
她抬起臉望著丈夫，仿佛在徵求他的意見，“怎麼說呢？就是，不知怎麼的，過去有勢力的人現在還是有勢力。說是改朝換代了嘛，怎麼從前黨部的頭頭什麼的，現在搖身一變就成了什麼有限公司總經理……您說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著。
我們在他擦得發亮的歐寶車前握手道別。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過去。卡斯納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頭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確實是棟好房子。兩層樓，占著市中心樞紐的地位。牆壁經過粉刷，在灰黯的街景中特別顯得漂亮。
“你大概覺得，”卡斯納用揶揄戲弄的眼光睨著我，“五十歲的米勒要失業了，可憐死了！？”
我以靜默自衛。
“這房子，值好幾十萬，他可是小冷鎮的資產階級哪！我問你，這房子怎麼來的？”
我們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納慢條斯理地點起一支煙，對著他家鄉的天空長長噴出一口煙，看著煙迴旋繚繞。
“我從頭說給你聽。米勒工作的這個電腦廠，當然是國營的了，生產電腦。後來，黨中央裡頭有人說，共產黨得為小老百姓多效勞，所以下了個新命令，這電腦廠也得開始生產什麼螺絲起子之類的東西。電腦廠當然做不來，就偷偷向別人買成品，拿買來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當年就專門負責這秘密採買的任務。既然秘密嘛！當然帳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總而言之，”卡斯納彈掉一節菸灰，站了起來，“總而言之，他那棟價值連城的房子，就是他長年收取回扣的收穫。懂了吧？”
我懂，咱們走吧，我說。
效率就是等待
蘇聯駐西德大使館的鐵門前，有一個小房間，那是簽證的地方。
和別的國家一樣，發給簽證的人和需要簽證的人隔著一扇玻璃窗；和別的國家不一樣，蘇聯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鏡子——裡頭的官員可以清楚地看見你，你卻看不見他，完全是“敵暗我明”的設置。
輪到我了。“藏鏡人”卻將我的證件粗魯地推出來，冷冷的聲音說：
“台灣護照，不能辦觀光簽證。沒有外交關係。下一個！”
跟一個你看不見的人理論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張口結舌地試圖說服這有權威的影子，影子卻把證件推得更遠。用德語我不會罵人，於是改用英語：
“你這個人真是蠻橫無理。電話上不跟我說明白，讓我訂了旅館、買了機票，現在才說不行。你簡直可惡！”
影子靜默了一會，伸出手取回證件，竟然客氣地說：
“我會給莫斯科外交部電話，要等他們決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變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後，外交部來電，給了台灣人觀光簽證。
到了蘇聯，排山倒海而來的第一印象，就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低效率，躲都躲不過它的折磨。
機場的各個門口，聳著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燈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國來客。
大部分是沒有營業執照的司機，來賺取外快。
“廿塊美金到宇宙大飯店。不要盧布。”
幾天大雪，機場外面像個劫後地區，骯髒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車埋在裡頭。
每一輛汽車都包著一層黃泥。透過泥濘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濘的覆蓋之下。車輛過處，泥濘噴濺，穿著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飯店接待櫃檯前，已經排著長龍，疲倦的旅客爭著一張床。站了一個小時之後，輪到我。取出事先付款過的旅館訂單，接待服務員卻搖搖頭：
“不是正本！不算數！”
“正本被你們大使館收走了。只有副本，怎麼不算數？”
“不算數就是不算數：我們只認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總會解決的，不必絕望，但是你已經在路上奔波了六個小時，排了一小時隊，然後還要打起精神來和服務生理論、求情、憤怒……算了！
提著行李，離開飯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簽證上寫著：“外國人抵達蘇聯，必須逕自前往預定地點，並立即申報流動戶口登記。”現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它了。
坐在客廳里，我想打電話給其他飯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沒有電話簿這種東西，電話何從打起？而事實上有了號碼也沒有用，因為旅館並不個別作生意，招襪客人，而是由一個中央機構，叫做Intourist統籌分配旅客。
一年幾百萬的旅客， 都由一個中央機構來排列組合， 分配到各個旅館去。在Intourist的櫃檯前，我又等了兩個小時。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飯店。
這是莫斯科最豪華的旅館之一。
“飯店裡有傳真機設備嗎？”
小姐搖搖頭，“沒有。”
於是我在外面奔走，四處打聽哪裡有可用的傳真機。精疲力竭地回到飯店裡，在大廳買報時卻發現那兒就有專門為旅客傳真的部門。
打個國際電話吧！
先排隊，輪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麼時候可以打歐洲？
“今天申請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麼時候？”
“明晨七時。”
“不行啊，那是歐洲的清晨五點，太早了，可以換別的時候嗎？”
“不行，就分配到這個時候！”
第二天清晨七點半，電話響了，接線生說：“西德電話。請你將話筒暫時掛上。”
話筒掛上了。卻從此再無消息。一切重新開始；排隊、填表、等待、等待、等待……
到商店裡買個東西吧！
進了擁擠的店，你要排三次隊：第一次，排隊等著看櫃檯里有什麼東西。一個小時過了，輪到你。看中了一樣東西，去排另一次隊——付錢。一個小時又過了。
付完了錢，你取得的卻不是你要的東西，而是收據；拿著收據，你得去排第三次隊，取東西。一個小時又過了，你終於得到了那個東西，大概是一盒洗髮精。
在蘇聯，效率就是等待的藝術。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開的俄羅斯家門
“你會怎麼描述我們呢？”五十九歲的沙克立克夫用懷疑的眼神問著。
“西方的記者，寫來寫去都是蘇聯的店鋪東西少得可憐，人們排長龍等著買香腸，蘇聯人衣著陳舊。他們不懂——”沙克立克夫慍怒地說，“蘇聯各個機關單位都有配給，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單位領取配給，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隊。我們並不缺糧食；西方記者把我們寫得很不堪……！”
我把這番話轉述給舍給聽。舍給是個廿九歲的作家。
“他是個混帳！”舍給憤怒地揮著手，“他想騙你！單位都有配給沒錯，可是夠嗎？你問他一個月配到幾斤香腸！有沒有咖啡？有沒有牛奶？有沒有辱酪？沒良心！睜著眼說瞎話。人家西方報導的是事實，事實有什麼好遮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