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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記得薩沙的。
不到廿歲的薩沙，純潔而正直，對社會主義建國充滿理想和抱負，理所當然，他是共青團的優秀忠貞青年。正由於他的理想和抱負，他批評了一個以政治意識掛帥的老師，又在學校壁報上作了首打油詩，他被開除了學籍，從此變成一名“思想有問題”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監禁，終而流放西伯利亞。
瑞巴可夫所創造的薩沙其實是他自己，還有三十年代阿貝特街上那無憂無慮的慘綠少年。史達林掌權之後，白色恐怖無聲無臭地鑽進了人們溫暖的被褥里。無憂無慮的慘綠少年開始在半夜裡失蹤。忠貞的老黨員突然發覺自己已成為“人民的敵人”。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薩沙那樣微小的個人一個一個被抹掉了，像小蟲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
有多少像薩沙那樣被抹掉的個人？你聽歷史學者說，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短短四年之間，八百萬蘇聯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亂”。至少有五十萬人被槍斃。
你也聽波蘭人說，蘇聯征了一萬多名波蘭壯丁到蘇聯去，這些人一去不回。大戰後在卡定河邊有人發現淺埋的萬人冢。蘇聯政府說是德軍乾的，卡定河邊的老村民卻說：
“騙鬼！我在德國人打進來以前就知道那兒有個萬人冢。”
七十八歲的瑞巴可夫說：
“現在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身歷萬劫的我卻不死——我活下來，就是要為那枉死的人見證復仇。”
他復仇的寶劍只是一支筆。在一個百般禁忌、人人耳語的社會裡，你發現，連小說也活得狂然，發高燒似的狂熱。八八年二月，精裝本的《阿貝特兒女》上市之後兩天內售空：五十萬本。沒買到書的人只好到黑市去買，一本兩百美元，大概是一個工人的月薪。到八八年年底，書已經印了兩百五十萬本。
反 撲
你明白這些人不是為自己買一點可有可無的消遣，就像阿貝特街頭駐足聽詩的人不是在觀賞一場風雅的表演。聽詩，是給禁錮的心靈鬆綁的片刻；讀瑞巴可夫的小說，是給心靈療傷吧？那曾經跋涉到西伯利亞千里尋夫的妻子，那半夜裡眼看著兒子被逮走的母親，那接到通知往監獄領屍的父親，幾十年來小心謹慎地活著，幾十年來那欲流的淚不曾流出、淤積的血不曾放出。瑞巴可夫的寶劍劃開了傷口，讓淚水和著血水傾瀉出來；他的小說，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人生吧！
而史達林時代的人生，雖然發生在遙遠的年代、陌生的國度，你卻隱隱覺得似曾相識，仿佛有幾道日光she到了記憶叢林中陰濕的角落。半夜兩點，年輕的薩沙被陌生人帶走了。你闔上書，記起小學裡的算數老師，平常愛說愛笑愛摸小朋友的頭，有一天，被幾個穿便服持手槍的陌生人追捕，從樓下追到樓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你的教室——就從窗子跳下去了。死了。你和其他小朋友興奮地擠在窗口，探頭探腦的，聽見大人興奮地說：“匪諜！是匪諜！”
你以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遊絲一樣突然在日光里閃了一瞬；你想起高中同學兩眼紅腫地告訴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帶走了，還帶走了他的日記和書。你想起無憂無慮的大學時代里，總是有人耳語什麼系的什麼人失蹤了。你和其他無憂無慮的大學生一樣，帶點驚訝地說：“真的？看不出來呀！”說完，就忘了，只記得今後要和所有與那失蹤者接近的人保持一點小心的距離，大家都這麼說。
薩沙白髮的母親在絕望中對一個老共產黨員說：“你們對無辜的人，對無力自衛的人舉起了刀劍，你們自己也必將死於刀劍之下……你不肯保護一個無辜的人，也不會有人來保護你。”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來。當年，你也不曾去保護一個無辜的人，不是因為缺乏勇氣，而是，在你黨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無辜！與國家利益衝突的人沒有無辜的，你被教著這麼想；但是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究竟是為了誰，沒有人教你這麼問。你的無知，還有那看不見、說不出的白色恐懼，使你對那總是半夜出現的陌生人不聞不問。
那失蹤了的，你到現在還沒有見到。
“僅僅以人民的愛戴為基礎的政權是軟弱的政權，”史達林對自己說，“但是，僅僅以恐懼為基礎的政權也是不穩固的政權。只有既以對獨裁者的恐懼，又以對他的愛戴為基礎的政權才是穩固的。能夠通過恐懼喚起人民對自己的愛戴的統治者是偉大的人物。”
為什麼？你問。
“這種愛戴就使人民和歷史把他統治時期的種種殘酷歸咎於執行者，而不是記在他的帳上。”
你覺得心悸：事實不正是如此嗎？玩弄人民於股掌之間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施以恩，責以威，灌輸一點愛戴思想，播弄一點恐怖手段，順民就製造成了，連歷史都可以馴服。可是，瑞巴可夫筆下的史達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樂觀起來：誰說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撲呢？誰說倖免的人不會站起來復仇呢？
你又卷進了阿貝特街的人cháo里，在另一堵斑駁的牆上，瞥見了葉爾欽的照片。
一個梳著辮子的姑娘衝著你笑，那麼年輕的一張臉龐，你想起沈從文的翠翠。她開口用生硬的英語講話了：
“請你告訴外面的世界：我們不喜歡戈巴契夫，他不應該讓葉爾欽下台……”
她把一枚葉爾欽的照片胸章別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你看著她春天一般的臉龐，被陽光刷亮的髮絲，那個心底的呼聲像忍不住的噴泉：
啊！阿貝特的兒女！
在一條泥土路上
公路邊無端立著一株蘋果樹，野生的，誰也不多看一眼。我們多看了一眼，就發現樹後那條荒僻的泥土小徑。
九月的風浸著涼意，簌簌吹過滿樹累累的紅艷。遲遲陽光穿過葉隙，淺淺地照著一地滾落的蘋果，風吹落，鳥啄落，還有那熟透了、忍不住墜落的蘋果。
枝芽飽滿得撐不住了，沉沉地垂下來。
在一粒粒蘋果間找尋踩腳的空隙，跨過去，就是凹凸的泥土路了。兩旁帶刺的蔓藤野蠻地竄向路心，蔓藤上擠著圓鼓鼓的莓果，一球一球地腫脹油亮，好像汁液隨時要炸濺出來。裙角拂到蔓藤；馬上被固執地勾住，布裙上已經暈染開一片嫣紅。
低頭解開刺的時候，聽見“噗”的一聲，一個熟得發脹的黃梨正滾進糙叢深處。
瀰瀰漫漫的玉米田，寬闊的葉子在風動中摩擦；駐足傾聽，聽得見每一刀葉緣輕輕刮過另一刀葉緣的聲響。行過玉米田，是一片牧場，抽長著油青青的糙。兩匹馬，是情侶吧？正以長頸廝磨，身上的毛燦燦發光。
轉角的蘋果園裡似乎有人在用勁拔糙。狠狠地拔著，告訴我們那糙根扎得極深，那拔的勁道因而極大。似乎有很多、很多隻手在拔那柔嫩又強勁的青糙。
轉角了，不見人，卻見蘋果樹下一團一團毛花花的白綿羊，低頭齧糙，專心一致地齧糙。一兩隻羊抬起頭來看看我們，球球卷卷的白毛村托著黑晶晶的眼睛。
羊蹄踩破了很多蘋果，酸酸的果香飄在暮晚的空氣里。
三歲的華安跨坐在爸爸肩頭，短短肥肥的手緊緊摟住爸爸的頭，不時發出忍不住的吶喊歡呼。他撫摸了馬的背脊，細看了玉米頂上的穗花，低頭閃過了果實纍纍的枝椏，又抬頭尋找了在雲後忽隱忽現的初月。
現在，他把小手放在爸爸巨大的拳頭裡，蹲在糙叢邊，迫切地等待剛剛那隻神秘的蟋蟀再度鳴叫。
我斜倚著虬結的蘋果樹幹，看見朦朧月光忽明忽暗地照著我心愛的人，在這條生命豐滿圓熟的泥土路上，我想我知道什麼是，幸福。
然而我的幸福感並不曾滿得溢了出來，因為我也些微知道，什麼是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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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在談“語言及沉默”時，曾經為“平行時序”
的問題感到震動、困惑。他說：
“當猶太人在集中營里被集體謀殺的那同一時刻，不管是兩里外的波蘭農家，或是五千里外的紐約，人們在睡著、吃著、看著電影、作愛，或者在為看牙醫的事傷透腦筋。這兩種同時存在的經驗包含著兩套完全不能相容的價值觀在內。兩者同時進行是如此可怕的一個弔詭——集中營的存在，固然是由於有人製造了它，同時也由於所有其他的人坐視它的存在。
難道說，真如科幻小說所寫，這世間同時存在著平行時序，好的時序和滅絕人性的墮落時序？”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早上九點，有人在吃早點喝咖啡，有人蜷在床上宿醉難醒，有人在挑選領帶與西裝的顏色，有人——一個德國工程師，正走向一個三十米長、三米深的大坑。他看見幾輛卡車停在坑旁，全身武裝的士兵正把車上的猶太人趕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