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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抱著扭來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傘全部從嬰兒車卸下來，一件一件往身上掛，再手忙腳亂地把車子摺疊起來，全副裝備地擠進柵欄，還要擔心孩子的手腳不被夾在旋轉槓中。
上到路面來，在飄落的雪片中再把車子撐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嚇地把該子放進車裡，準備過街；我發覺鋪高的人行道與車道交接之處沒有作成斜坡，造成將近一尺高的落差。扶著嬰兒車站在這個“懸崖”之前，如果繼續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像畚箕倒垃圾一樣“倒”到雪地里去———
離開高貴卻很“兇險”的巴黎，回到靜謐的蘇黎世，我想我為“先進”找到了一個必要的條件，正巧是中國人說的，“富而有禮”。這“禮”，不僅只是鞠躬握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種“民胞物與”觀念的付諸於具體。
從火車站的地下層上到路面，有電梯可乘，專門供嬰兒車與殘障者的輪椅使用。
所有的人行道與車道的交接之處都鋪成斜坡，接著黃色的斑馬線道，嬰兒車順利地滑過，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機場和車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別為殘障人設計的廁所與洗手台，有讓母親為嬰兒換尿布的平台。（在戴高樂機場的盥洗室中，作母親的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把孩子光光地放在冰涼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馬桶蓋上——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巴黎人！）
在蘇黎世的住宅區，你也不可能走上兩條街還看不見一個兒童的小天地：就在房子與房子之間，一小塊青糙地上，一個鞦韆、一個蹺蹺板、一堆沙。許多垃圾箱上塗著兒童畫：豬、狗、猴子、孔雀，守著盪鞦韆、玩沙廝鬧的小孩。
大型的百貨店往往有個幼兒樂園，免費的，讓來採購的父母放心去採購，孩子也玩得痛快。樂園中並不是隨便擺一些無意義的電動玩具讓孩子過一過癮；它依年齡而隔間：大一點的，有電視童話節目可看，不看電視的可以看童書畫報。小一點的玩益智的組合積木，用蠟筆畫畫；還不會走路的小把戲，就在地毯上玩會叫的小狗熊。
兒童與殘障者都是弱者，沒有辦法主宰一個社會的走向；他們不得不仰靠主宰社會的人——到目前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們——來為他們設想。沒有財富的社會即使有心為弱者設想，能做到的大概沒有幾件，更何況若是饑寒交迫，連設想的“有心” 都不太可能。 有過“易子而食”經驗的中國人說得一針見血：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有財富的社會，如果在心靈的層次上還沒有提高到對人的關愛，還沒有擴及到對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個落後的社會。它的國民所得被用在擴充軍備、製造原子彈等等毀滅人的途徑，而且往往有極堂皇的藉口；不會用在社會中“弱者”的身上：
建電梯、築人行道斜坡、設兒童樂園。
當我的嬰兒車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懸崖”上，而能安全順遂地滑過街心時，我感覺到自己是在一個“富而有禮”的社會中。它有錢為每一條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設計道路的人在燈下製圖時，會想到他的社會中有年輕的母親推著稚嫩的幼兒、有失明的人拄著問路的手杖、有彎腰駝背的老者蹣跚而行……為了這些人，他做出一個小小的斜坡來。這個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禮讓，一份包容。
只是一個小小的斜坡罷了！但是，台灣距離真正的“富而有禮”還有多遠呢？
打開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頭髮的陳教授問我，我不經心地點點頭，卻也感覺到他表情的複雜。
離開台灣之後，三十幾年不曾回去探過親。對於我這麼一個“什麼都不知道”
的新留學生，他一方面想特別地關照，因為我也是中國人，一方面，又有著排解不開的憎恨——我是個外省人。而做了一世異鄉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他的傷痛與仇恨，很深。我對二二八的無知，也很徹底。
一九三九年，一萬五千個波蘭人在俄國兵士的槍口下被推進一節一節發臭的火車，開往荒野中的勞工營。憂心盼望的妻子兒女在半年之中還收到幾封來信。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訊杳然。兩年之後，德國人在卡定河邊的森林裡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屍體，這些波蘭人的屍體。
俄國政府說這些人是德國人殺的，但提不出任何證據。波蘭的老百姓卻斬釘截鐵地認為，毫無疑問，是俄國人幹的。但是波蘭，身為蘇聯的附屬國，是不敢說話的。他們的政府不允許歷史學者去研究這段大屠殺的公案。也沒有人敢問：那沒有屍體的一萬個人又遭到了什麼結局？
歷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權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魯雪夫曾經對當時的波蘭領袖哥穆爾卡建議：設立一個特別調查團，由俄國與波蘭的歷史學者組成，共同去發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爾卡卻推諉了。為什麼？哥穆爾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當時波蘭人的愛國情緒，對俄國人越恨，愛國情緒就煽得越熱，對他的政權就越有利。
解開了卡定河的歷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蘭人的恨俄情緒，對他個人的政治策略有損。
掩藏歷史真相是為了鞏固政權，然而打開歷史真相卻也有它的政治企圖。以革新、開放作號召的戈巴契夫現在希望重新調查波俄兩國之間從前所忌諱的歷史案件。蘇聯政府體認到，波蘭百姓對俄國的憎惡與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關係。冤案未結，仇恨永遠埋在心裡。不如開誠布公地發掘真相，然後才有可能“讓過去的過去”。戈巴契夫要讓歷史出頭，當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潛伏的危機。
與企圖掩飾歷史的執政者不同的是。戈巴契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邊——一萬五千個人的命運悲劇，要有個交代，死者的親人仍舊在痛苦的回憶中惘然地等待，辛活的波蘭人對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責任。歷史的“黑盒子”打開之後，波蘭人的仇俄情緒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巴契夫所希望，卻也可能更加深血債血還的憤慨，如許多波蘭人猜測。但是即使公開真相之後戈巴契夫無法達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舊會有兩重收穫；第一重，大屠殺的真相大白之後，波蘭人即使無法原諒，卻因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會有固定的對象，有一定的程度。在歷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張時，他的仇恨必然是隱藏的、臆測的，因此往往是誇大而且擴張的。第二重收穫，戈巴契夫會受到將來歷史的肯定，因為他肯定歷史。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現在總算有人敢公開談了。俞國華說，政府其實從來不曾禁止過對二二八歷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來人們不敢談這個事件只是個誤會！
就好像台灣其實根本沒有“報禁”這回事，也是誤會而已。好吧，讓我們相信俞院長的話，就開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實上，為了對歷史表示絕對的尊重，對冤枉犧牲的同胞表示遺憾，對犧牲者的親人後代表示負責，政府何不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歷史學家組成，客觀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諸社會？
一個敢面對歷史、肯定歷史的執政者，才可能被歷史肯定。
台灣素描
回到一年不見的台灣，解嚴後的台灣。
之一
中正機場的海關人員翻著我行李箱中的書：叢維熙的《斷橋》、諶容的小說集、馮驥才的《三寸金蓮》……他面無表情地說：“這些書不能帶進去！”
“為什麼？不是解嚴了嗎？”
他猶豫了一下，出了個點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兩頁還可以忍受，檢查人員卻在我另一個箱子裡摸到更多的書。
他搖搖頭，把新聞局的人員找了來。
也是年輕人。把莫言的小說翻來翻去，想在書里找出幾句宣揚共產主義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沒收，找不到，就顯得有點不知所措。我乾脆把書都攤開來。
“這是畫冊，山水畫，準備送給國內畫家觀摩的。山水就是山水。這是小說，因為我準備寫小說批評。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為裡頭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輕人很猶豫：“法令規定不准帶入，我們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個法令是錯的。它不應該剝奪人民求知的權利。更何況，已經解嚴，張賢亮與阿城、沈從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還不許我帶大陸作品進去？”
年輕人陷在法與理之間的泥沼中，最後沒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