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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也有不盡同意之處，但那只是普通兩個個人在觀點或口味上應有的歧異，不足為怪。為了感謝她的批評，我特意約她在羅斯福路一家牛排館便餐。那晚談了些什麼，已經不記得了。因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談了些美加兩國的生活吧！
之後，她又寫了一篇評《孤絕》的書評。先投給《中國時報？人間》，遭到退稿。
以為《孤絕》是聯經出版的，不能上時報的副刊，良有以也。後又寄給《聯副》，同樣遭到退稿。兩報的副刊編輯都是我的朋友，沒有理由因為原作者而退稿。應台書評的水準，有目共睹，當然也不是因為文評本身的問題。那麼問題何在呢？原來台灣副刊的原則是不登書評的，深怕一旦破例，捧場、攻訐的文字cháo涌而來，編者就難以應付了。這跟西方專刊書評的報紙副刊很為不同，可見我們素缺客觀評論的習慣和訓練，才會使編者如此戒懼，以致剝奪了報紙副刊讀者讀書評、文評的權利。
那篇評《孤絕》的書評，最後還是在《新書月刊》刊出的。
雖然應台的書評越來越受到讀者的歡迎，但《新書月刊》停刊以後，立刻便發生了發表園地的問題；幸好主編《自立晚報》副刊的向陽隻眼獨具，貢獻出副刊的篇幅，才使應台的書評得以繼續與讀者見面。《當代》雜誌創刊以後，應台的書評遂移到《當代》發表。
應台的大部分小說評論。後來收在爾雅出版社出版的《龍應台評小說》
一書中。當時出版的時候，據說爾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隱地只是喜愛應台的評論文章，還難預知出書以後是否可銷。以後的暢銷，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料之外的。
我在藝術學院客座結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劉海北約幾個朋友到龍潭去夜遊，那次也有應台。另外還有張曉風、愛亞、孫春華、林貴真和隱地。
在龍潭公園的糙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盤月亮。第二天早上，隱地還露了一手“荷葉稀飯”。玉色的米，浸入了荷葉的顏色和清香，真正具有幾分仙氣了。本來吃過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該知趣啟程的，無奈大家都賴著不肯走，好歹又賴了席幕蓉一頓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真是請客容易，逐客難！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眾人才萌生了體諒主人的心情，起身就道。這時候席幕蓉終於松下一口氣來，聲言再也不請這群惡客進門。不幸她很健忘，過一段時間，忘了這次的教訓，恐怕又要迎客上門了。不過她已搬離了龍潭，月下的赤足蓮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後跟應台又見過幾次面，有一次介紹她認識了主編時報“人間”的金恆煒，不意在他們兩人間竟展開了一次聲光俱備的合作——在“人間”推出了龍應台的《野火集》。
龍應台的這一把野火愈燒愈旺，社會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穢腐敗的暗角，都成了野火焚燒清除的對象。經過一年多猛烈的燒掠，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心是否乾淨了一些呢？這個問題得需要歷史的見證人來解答了。
龍應台以她學院的理性與邏輯訓練，加上她熱愛鄉土的赤誠，再加上率直的個性、敢言的勇氣、善言的技巧、無畏的氣魄，才能夠寫得出這種聲光並茂、振奮人心的文章。
但是如沒有一個有眼光、具魄力的編者在幕後支持，再好的文章也無法與讀者見面的吧！
我於去年暑假再度來台的時候，應台已經在待產中，有些行動不便了。
應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學的宿舍里，但在和平東路還租賃了一間房。我到台北後正無處可住，應台很慷慨地把那間空著的房子讓給了我，還特意為我加裝了冷氣，實在令人感動。應台的弟弟龍醫師就住在我的樓下，對我也有百般照顧，還分用了他的電話。在那段時間中，龍醫師就成了大家的龍弟弟。
好多朋友常常對我說：我請龍弟弟轉告你。我也會對朋友說：如果我不在，有什麼，就請告訴龍弟弟。
回到倫敦，在圓神出版社社長簡志忠的一通長途電話中同時獲知了兩個好消息：一個是《野火集》結集出版後意外地也是意中地暢銷，另一個是應台生了一個兒子。我立刻拜託志忠替我送兩打最新鮮的玫瑰花給應台，以表達—個遠方的朋友的祝賀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隱地的來信，他提議我們時常一同出遊的一夥朋友合出一本選集，其中有席慕蓉、張曉風、愛亞、楚戈、蔣勛、隱地自己，當然也有龍應台。書名是《希望有一條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詩人的小說和小說作家的詩。
今夏我又告別了對我來說越來越感到冷漠的英倫，回到了熱切渴望著的台北。圓神的簡志忠說好要來機場接我，但一下飛機赫然發現除了志忠外，還有同坐一條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過他們熱情的臂膀在歡迎我。
應台是我走出機場後最後看到的一位朋友。遠遠見她走過來，發現她又恢復了原來窈窕的身材，親切熱情如故。我說：“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龍年，不但出了兩本龍書，而且生了一個龍子！”她笑得很開心。但是，她就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銀行的聘約，不久他們全家都要遷居瑞士。那時候距離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卻遠離了這兩三年來她為之掬心絞腦的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覺到一種悽愴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於台北
救贖
馬以工去年的同學會是在獅頭山開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錯的同學表示，他要請三桌素席。
幾部賓士、富豪名牌車浩浩蕩蕩地殺上了半山的一座禪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著這群施主，說著：“那麼年輕的人，又沒什麼大事，吃什麼素席！”
那麼輕易地，就推掉了近萬元的收入。天氣微暗時，我們被安排吃他們日常的素齋飯，簡易的四萊一湯，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廟中沒有養豬，碗中不要剩飯。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氣地對我說：“小姐，你們坐那幾桌，這一桌是特別修行的，他們吃‘剩菜’的！”一會兒，坐下了幾位剛念完經的太大們，看他們穿戴，經濟狀況應該是十分良好，他們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飴地吃著別人的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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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為了避免過分刺激，龍應台替《煙幕》一書寫的序文《弱國，你會說“不”嗎？》六三禁菸節刊登在《中國時報》上時，弱國兩個字被編輯拿掉了。《天下》雜誌的殷允凡看過這篇文章後告訴我，這篇文章不太像龍應台過去的文章，後半部簡直是像我在說話。
我把這段話告訴龍應台後，我們兩人在電話中大笑起來，“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們不約而同地這樣說。那篇文章的後段；的確是我所提供一連串的數據，以及一大堆我的氣憤，但也經由這篇文章，使我對龍應台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鬥魚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龍應台開始在時報“人間”副刊上，寫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年半後的中國人，很多人真的生氣了。特別是環境問題從核能電廠失火、牡蠣、文蛤被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氣的大題目。台中大里鄉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長期忍受三晃農藥廠排放出來的毒氣，自組了“公害防治協會”。鹿港有十萬零六千人簽名連署，拒絕杜邦化工設二氧化鈦廠。到車諾比爾核電廠發生熔爐意外，反對再興建核四廠的聲音升至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