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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讓我把話說完，我是不會走的！”群眾喊著：“滾蛋！滾蛋！”好不客易，來了兩個警察，笑容滿面地把那傢伙給請了出去。
觀眾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鬍子的小伙子在後排突然站了起來，說：“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裡。”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起：“他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我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面對著整個戲院；她全身在顫抖。
這一則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許多值得爭議的問題來。譬如說，這幾個為道德感所驅使的年輕人有沒有權利阻止別人看這部“種族歧視”的電影？如果我也在戲院裡，我會是憤怒的群眾之一，叫他們“滾蛋”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權利主宰我的思想——這個電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過了再作決定。其次，如果這一撮以“道德感”為理由的小團體能打斷我的電影，那麼，一個宗教團體、政治黨派、商業集團等等，都可以肆意地來強迫推銷它的理想，那個人還有什麼自由自主可言？南非的是非善惡也是個棘手的問題。它的種族隔離政策現在是千夫所指，萬人唾棄。
南非的白人簡直是廿世紀的污點。事情的另外一面卻是：南非若由黑人自決自主，恐怕歧視與屠殺會比現況更為劇烈——看看烏干達！看看整個非洲大陸！
但是《紐約客》這篇短文令我沉思許久的，卻是這幾個年輕抗議分子的行為。他們不算少數；哥倫比亞大學在南非有金錢的投資，哥大的學生也曾經熱烈地示威過，反對學校當局“善惡不分”的和稀泥作風。而在戲院裡“搗亂”的這些年輕人，事實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塊錢買票——對學生而言，五塊錢不是個小數目；進到戲院去讓群眾噓罵，然後一次一次地被踢出來。
這些人中，當然難免會有少數是為了幼稚的英雄主義或純粹嬉鬧，但大部分的，是為了一個道德立場，擇善固執的理想。在一個人決定到戲院去“鬧事”
之前，他必須先具有三個條件。第一，他關心這個世界；因為關心，所以才會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價值判斷。對南非種族問題的報導紛紜不一，他得自己決定站在黑白那一邊。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氣，充分到促使他付諸行動的地步。於是，他走到戲院去買票；五塊錢，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們的年輕人呢？或者，縮小一點範圍，我們的大學生呢？有多少人具備這三個品質？就我有限的觀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對社會的關心而言，我們的學生在大學的四面圍牆裡自給自足地活著，不常把頭伸出來。幾個月前，當十四位省議員集體辭職時，我曾經對幾百位學生作過測驗，要他們寫下議員辭職的原因，結果正如預料，有少數給了支離破碎而模糊的答案，顯然是瀏覽報紙後的殘餘印象。百分之八十卻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當然是因為缺乏興趣，不關心。坊間雜誌選出來的大學校園“美女”，被人問到社會問題時，嬌滴滴地說：“好可怕喲！”吐吐舌頭。這樣“可愛”又“純潔”的大學女生為數不少，而且討人喜歡。我們的學生不僅只對台灣本身的社會、政治問題印象模糊，對台灣以外的國際情況就更陌生了。
伊索匹亞的饑荒、烏干達的政變、南美的游擊戰、天主教廷對墮胎與離婚的立場、菲律賓的軍隊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沒有意義。
沒有關心，自然沒有做價值判斷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嚴重的種族問題。當然就不必去思索誰是誰非，因為無從思索起。沒有關心，也就無所謂道德勇氣和道德行動。
非洲的幼兒可以死光，南美的軍隊可以強暴婦女，因為事不關己。海山的煤礦可以一崩再崩，桃園的古蹟可以拆了又拆，內湖的垃圾山可以僥了再燒，事不關己。大學四年之中，只有兩件值得關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後有結婚的對象，一是把功課讀好，將來有滿意的出路。對社會的關心，對是非的判斷能力，擇善固執的勇氣，都不在大學的圍牆以內。
換句話說，我們的年輕人天真、單純、聽話；他們絕對不會到戲院裡去“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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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大學生的關心面那樣狹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環境不鼓勵，甚至於試圖阻礙，他對書本以外的興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沒說過這句話：“你只要把書讀好，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大學以前這樣說，為了應付聯考。進了大學之後這樣說，為了應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書讀好，其他什麼都不要管”這個金玉良言是應現代科舉制度而產生的。讀書的目的在求技能，用來敲開一層一層考試的門。研讀哲學、歷史、文學、經濟等等，都不是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與了解，而是為了取得謀生的技術。
因為這種技術與人生無關，所以可以“什麼都不要管”。
可是這個金玉良言實在是經不起考驗的。在“其他什麼都不要管”的前提下，書，根本就不可能讀得好。譬如讀經濟，一個學生可以用課本里的各種定義與學理來解釋“通貨膨脹”，可是要他分析為什麼公務員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卻目瞪口呆，我們能說他書讀好了嗎？譬如讀文學，他可以熟讀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洋洋灑灑地寫篇論文討論制度與個人的關係，但是要他對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卻一片空白，我們能說他把書讀通了嗎？這個大千世界可以說是各個學科的實驗室。學生在黑字白紙之間所學到的理論與例證，都還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識帶到人生的實驗室里去觀照驗證之後，知識才能落實。要我們的學生封閉在大學的圍牆裡“其他什麼都不要管”，等於是把學問與人生割離，也等於要學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圖解學游泳，卻不沾水，或學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燈片學解剖，卻不動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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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不會“鬧事”，因為“鬧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張——不是報紙社論，不是老師的看法，同學的意見，而是自己的主張。對我們單純、天真的學生而言，獨立作價值判斷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為什麼？高三那年，開始上三民主義。有個沉悶的下午，我在課本中看到一句話：“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就這麼一句斬釘截鐵的結論。我以為自己漏掉了編者解釋引證的部分，把課本前前後後翻過，卻找不到任何闡釋。十七歲的我坐在書前，感覺到深深的挫折：要達到這樣一個結論，課本編者應該一步一步來，先解釋中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民族，然後說明其他主義如何的不適用於中國社會，最後才能邏輯地演繹出“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這個結論。可是編者顯然覺得這些辯證的過程毫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