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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過去了，第一條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機填平，擁擠的鋼筋水泥樓房像骯髒的章魚，張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車軋壞了，凹凸不平。建築材料到處棄置。再過幾個月，人家會搬進來，騎樓會塞滿貨物，攤販會占據路旁，貨車會夾在路中；這條路，愈來愈難走。
蛙鳴的山路也結束了。建築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機器壓死。後山上滿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園像癬一樣，到處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著生鏽的鐵管，很猙獰地霸占著山坡。
這條路，我不再走，因為每走一次，就發覺相思林又禿了一塊。
最後那條在黑暗中仰視月光的小徑，也失去了。半年前，糙叢深處開始有人堆積垃圾，現在，短短一條路上有七個垃圾丘，一轉彎就是一個，半年前丟在那兒的免洗飯盒、汽水瓶、廢電池，現在還在那，明年，也會在那。
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漸消失的糙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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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華的家就在這條小路底。他有四個眼睛圓滾滾的小孩，成天在外面玩；從前在糙叢里玩躲蒙蒙，現在在垃圾堆里玩廢電池。
郵局後面的夕陽依舊是紅澄澄的一輪，很熱鬧地把河水染紅。只是落cháo的時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紅。
指責我專挑台灣缺點的朋友；是個比我快樂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頭，迎著河風盡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動，毫無保留地去愛那滿天的彩霞。我望著波光瀲灩，想的是水中多少魚已經含汞。望著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砂屋，想的是這些采砂商人如何把砂抽走，使得蚌殼沒有附著的沙土而漁民要操作十幾個小時才能撈起一點點收穫，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積在河口，造成淺沙風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險。望著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陽，我想的是，為什麼這樣的美景，我卻必須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賞？坐在杜鵑花圍繞的陽台上，我想的是，那三條路正一條一條地乾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結，好像有什麼病毒正一寸一寸順著我的四肢蔓延上來——我想的是：這個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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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我，我真的寫不出讚美的文章來，因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嗎？原載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國時報？人間》
機器人中學
有一所國中一口氣處罰了八十個學生，因為他們頭髮過長。有一個教官在大街上罰學生站，因為學生穿著制服當街吃西瓜。還有一位國中校長，因為學生翹課出去鬧事，痛心反省之餘，大罵經費不足，未能把破損的校牆圍好，所以亡羊補牢第一步，申請經費修牆。更有出了名的復興中學，因為學生上台吻了異性表演者的面頰而將他們記“暗過”。
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學生來信：“我們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專門檢查服裝儀容。夏天再熱，襯衫的袖口不能捲起來，裙子要過膝。冬天的套頭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顏色，鑲邊也不可以。書包的背帶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夾克的拉鏈必須拉到底。頭髮一定旁分，一定要用髮夾。髮長是用尺量的，多出一點點就要記警告；有劉海或打薄的，要記小過，而且，老師還會把你的頭髮剪成一邊長一邊短，後面剃平，作為一種羞辱、一種懲罰。”
是誰在作賤我們的子女？老師嗎？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嗎？還是高高在上的教育執政者？老師們，忙著把聯考所需要的知識塞到學生腦子裡，恐怕沒有時間去管學生的袖子是否捲起。訓導人員一手拿著一個四方框框，一手拿著剪刀，看到一個學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髮絲、裙角、手臂、頭腦，就咔察一聲剪掉，再記個警告。這種所謂“訓導”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灣地區所培養出來的十幾歲的小孩都長得一模一樣——髮型一樣、穿著一樣、舉手投足一樣、思想觀念一樣，像工廠的生產線所吐出來一部一部機器。當然並非所有的中學訓導人員都是剪刀與框框的信徒；把學生當作有尊嚴的個人去愛之誨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這些剪刀與框框的信徒究竟錯在哪裡？一位管理組長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頭髮多長、制服怎麼穿，又不是我的規定，我只是執行任務，盡心職守。你要罵。去罵教育部長好了。
他說得不錯；他是用框框去套學生的人，可是製造那個框框的人並不是他。那麼這一類的訓導人有沒有錯？那個一口氣處罰八十個學生的管理組長、那個當眾罰學生站的教官，有沒有錯？當然有！只有機器人才會拿著工具一視同仁地去“執行任務”，一個榔頭打一個釘子。中學的訓導人員是知識分子，是負有重任的知識分子，他們直接地影響、塑造這整個民族的下一代；他們不應該是，不可以是沒有思考力、判斷力的機器人。
手裡拿著一個框框，他首先要問自己：這個框框的目的是什麼？女生的頭髮“為什麼“不能過耳？套頭毛衣“為什麼”不能是綠色？熱天裡，“為什麼”不能捲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與目的之後，這個負有訓導重任的知識分子還要問：這個框框是否適用於所有的學生，所有的情況7 跟我所學的教育的原則與信念是否有所衝突？執行的方式與尺度應該如何調節才不至於使本來是“手段”的框框變成死胡同的“目的”？這個為我們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問自己：我要怎麼樣運用這個框框才能達到真正幫助學生成長的目標？學校不是軍隊，訓導人員不是沒有大腦的機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斷。
以“只是執行上面規定”為藉口，只有兩種可能：其一，他或許真的沒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許有思考能力，但沒有勇氣去質疑這個框框或改變這個框框。不管前者或後者，這樣的人怎麼有資格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沒有思想、沒有膽識的機器人能教出什麼樣的下一代？歸根究底，當然要問：
是誰作的框框與剪刀。除了位高權重的教育決策者還有誰？但是這些部長、廳長、局長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才上任幾年，這個框框是傳統移交下來的，不是我，是別人。
這個說法可以接受嗎？笑話，當然不可以。一個策劃百年大計的人，上了台之後就應該細心審視這個由來已久的框框：它應不應該繼續存在？它有沒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個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麼都不做，蕭規曹隨，就等於說，這個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給每一個校長、訓導主任，每一個教官、管理組長，去套在學生頭上。
他要負最終的責任。
那麼，究竟這個框框有什麼不好呢？這個問題比想像中要複雜得多。
限於篇幅，我暫且不理論為什麼中學生頭髮非是個倒過來的西瓜皮不可，也暫且不追問為什麼不可以穿著制服吃西瓜，為什麼不可以把衣袖捲起來等等細節。這種壓制性的“管訓”教育有兩個比較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不合理的、僵化的形式主義。認定了凡是合於框框的（頭髮短、裙子長、書包帶子剛剛好）就等於“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頭髮中分、裙不及膝、穿綠色毛衣），就是“品行不好”。頭腦再簡單的人也看得出這兩個等號畫得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