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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心不合台灣實情吧？我們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們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灣實情，我們要不要守法？這三種反應都很情緒化；“我們應該關切的是歐美一些價值觀念或行為值不值得我們擷取。如果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都應該見賢思齊，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我們都不要受誘惑。但是我們若不能清除掉對西方的情緒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義和團式的反洋也好——我們就永遠不可能面對西方，就事論事，作客觀而合理的判斷。
當一個西方人說：“在台灣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過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國人髒、亂、嘈雜、粗魯”的時候，大概沒有幾個中國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為我知道，當中國人從東南亞或其他地區回來的時候，他們也說：“哇！那邊好落後，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上街會被撞死。他們又髒、又亂、又吵，真受不了！”“他們”聽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僅只西方人而已。這個世界，有醜陋的美國人，也有醜陋的日本人、德國人、法國人，你想，就少得了醜陋的中國人嗎？更何況，聽到別人批評時，正常合理的反應應該是，先問他說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進？
在聽到西方人的批評之後，或者因民族情緒高漲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別為了討好西方而快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現。
收音機里聽到立法委員說：“我們出去考察，發覺歐美國會議員都有助理，我們沒有，害我們很不好意思？ .”說得理直氣壯，我聽得一頭霧水：
因為他們有，所以我們也要——這是什麼邏輯？但是今天好像這個現象很普遍：紐約有地下車的塗鴉畫，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難看。美國有自由女神，咱們也來個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實際。這是心理上的奴隸。反過來，別人出國深造，我偏不出去，我愛國。西方講開放容忍，我就偏講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談尊重個人，我就偏說團隊至上。西方愈怎麼樣，我就愈是不怎麼樣。
這，也是心理上的奴隸。我們必須除去這個心魔，才能正眼看著西方——他們反核，我們要不要？他們反污染，我們要不要？他們有休假制度，我們要不要？他們講性開放，我們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觀冷靜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緒反應的探討，中國人才有可能從西方巨大的陰影中自己站出來。否則，祟洋或反洋，我們都是別人的奴隸。
原載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
“對立”又如何？
農林廳與養豬的老百姓本來有一個契約：豬價看好的時候，政府抽成；豬價低落的時候，政府補助。這個政策是否智舉在此不論。最近市場奇壞，農林廳採取了一項行動：片面毀約。而後廳長在報上說：希望農民“體諒”
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台電決定要建核廠，先用了老百姓幾百萬的錢之後，再來徵求同意。
反對的聲浪掀起之後，台電一方面大作廣告宣傳，一方面說，請大家“體諒”
政府、“支持”政府。
這些政府機械的首長之所以會對民眾有這樣的要求，當然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利作這樣的要求。從小學裡的公民課本到大街上的海報標語，我們被灌輸的觀念是：人民對政府要“支持”、要“擁護”、要“愛戴”、要“感激”所謂“德政”。人民與政府的“對立”，是危險的。
這種觀念，這樣的字眼，不能稱為民主吧？！所謂政府，是為我這個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監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與成果，做得好，是應該的，做得不好，就得換人。我憑什麼要不分是非，沒有條件地去“擁護”、“支持”政府！政府必須以實際的行動來贏取我的支持，他沒有權利全面地要求我的“愛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須涕淚感激的“德政”，是他“份內”的責任。
農林廳片面毀約，能要求受損的養豬戶支持嗎？政府可以毀約，那麼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絕繳納一頭豬四五百元的屠宰稅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在拒絕納稅之後要求農林廳長“諒解”與“支持”呢？農林廳如果不作補救的措施，而我們赤腳的養豬戶、屠宰商又不訴諸法律，這就表示台灣的民主完全沒有生根。
台電的作為就更令人心驚膽跳。不管核廠在生態、經濟各方面考慮之下該不該建，它在計劃未通過之前，就先動用了老百姓的錢，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議論的行為。它更在電視的兒童節目裡，利用小學生以稚嫩可愛的聲音說：“老師說，核電廠對生態沒有任何破壞！”台電真的是把我們的民眾當傻瓜來處理。
但是我們的民眾是不是傻瓜呢？到大安戶政事務所去申請戶籍謄本，發覺幾十個人背貼背地擠在一個櫃檯，櫃檯後只有一個工作小姐埋頭苦幹，其他部門的人卻輕鬆得很，談笑的談笑，吃糖的吃糖。一個戴眼鏡的男人把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來質問。
“你為什麼不能增加人手？”主任擺出自衛的姿態，不耐煩地說：“上面編制就是一個人，不能增加！”一個女人扯開嗓門：“那你不能調動別的人來幫忙？你沒看到這兒擠得不像話？人家古亭區就不這麼糟！”主任生氣地回答：“古亭怎麼樣與我無關！”圍在他身邊的人愈來愈多，一個滿嘴金牙的女人大聲說：“那個小姐忙不過來，你這個主任就不能過去幫忙嗎？你這算什麼公僕？”主任推開群眾，走進辦公室，砰一聲把門關上。
這是令我高興的一幕。這個主任就是構成所謂“政府”的一部分。像這樣缺乏效率、不知檢討、毫無服務觀念的政府“官員”當然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經不是“愚民”。
我很欣喜地看著大學生與學校當局熱烈地討論組織章程，大聲地提出反對的意見。我很安慰地看見智能不足兒童的母親集體到教育部去陳情，慷慨激昂地把現行制度對她們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責，有要求，就算是“對立”，那麼對立有什麼不好？權利是爭取來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個需要無條件“支持”、“擁護”、“愛戴’的東西，那這政府也真可以為所欲為了。就是要有“對立”的人民，監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從前教育不普及的時候，或許政府壟斷了知識，民眾不得不聽政府專家的領導。今天的台灣，“在野”的知識說不定比“在朝”的還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不經溝通就一廂情願地要求人民“支持”。“擁護”嗎？“政府”，通常是個很嚇人的名辭，意味著權威、統治，非常的抽象。事實上，政府由個人組成，而只要是個人，就有個人的偏見、私慾、學識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種有缺陷的個人所組織起來的政府，可能“完美”嗎？人民怎麼可以閉起眼睛來，放心地“擁護”呢？湯瑪斯？曼寫過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說，描寫一個魔術師如何用他的意志與偽裝徹底地瓦解了觀眾的意志。他的政治訊息是：如果沒有觀眾的“默許”，這個魔術師不可能得逞；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默許”，任何獨裁者也不可能得勢。也就是說，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必須經過理性的爭取，不懂得爭取權利的人民，而受獨裁統治，那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