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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我看來，大約有六十五歲，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著整齊的黑呢大衣，頸間裹著格子圍巾。很英挺地走過來。
這個人，茫然地看著兩個警察向他靠近。
一個戴眼鏡的男人，顯然是旅行團里唯一懂德語的人，憤憤地對警察說：
“那個人有什麼證據?你們憑什麼相信他的話?這是沒有道理的……”
警察已經開始搜身。被搜的人仍舊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只是順從地打開大衣，抬高手臂，讓警察伸手觸模貼身的衣服。他甚至於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議些什麼，他聽不懂。
另一個警察，彎著腰，打開一隻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關好，又把手伸進一隻百貨公司的塑膠袋。
整輛列車等著。人們倚著窗子，伸出半個身子看熱鬧，不時彼此交換意見，比手劃腳地發表對世界局勢和種族差異的評論。
禿頭的男人似乎覺得任務已經完成，拎起皮箱，果決地對女人說：
“走!”
他踩著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後頭跟著。
會說德語的南斯拉夫人對著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羅，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們一個解釋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會兒就上了電梯，不見了。
兩個警察，沒搜到東西，一時之間似乎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交頭接耳了一會，決定請所有的人回到車上，繼續他們的人生旅程。
“開車了! 開車了!”列車長揮舞著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兩兩地登上車廂，只有一個，火車開動了之後還攀著車門，對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這是不公平的……那個人怎麼能沒事一樣……他要道歉……”
火車隆隆的車輪把他聲音給淹沒了。
搭電車已經來不及，我在火車站前跳上一輛計程車，趕到學術街去。還好，學生還在。
秩序還好嗎?
門鈴響的時候，我正跪在花圃邊拔草，指甲縫裡全是黑泥，頭髮里雜著青草。
按鈴的什麼人聽到了我的吆喝，折進了花木扶疏的小徑。我用手遮著陽光，覷覷來人，喝，是個穿淺綠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問，一面將手上的泥巴擦在藍布褲上。
他微笑著點點頭，我卻一點兒也不想笑：“你們來總不會有好事。”
他翻開手裡一個卷宗，我望望籬笆，蘋果枝才剪走，不致於伸到行人頭上;人行道上除了三兩株長了白頭的蒲公英，還算乾淨，早上取報紙時張望了一下，好像連狗屎都沒有;我的汽車，規規矩矩地停在車庫裡頭———你來做什麼?
警察先生把卷宗湊近我，指著裡頭一張影印的照片——是個坐在駕駛座上的女人。
“這是您嗎?”
還用說嗎?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分超速駕駛經過這個路口?我們將罰單寄給車主，車主回函說駕駛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來證實——”
“沒錯啦：”我彎身將雜草拋進竹簍，“開車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開始作筆錄：名，姓，性別，出生日期，準確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雜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駛車速是十三公里，這個路口所允許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時速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塗了幾筆，說：“罰款二十馬克——。”
二十馬克，就是大約港幣一百塊，台幅三百六十塊，實在不多。莓果枝上長滿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則會教人遍體鱗傷。
“不付!”我說。
“不付?”他有點驚訝，將已經套上筆套的筆又抽出來，打開已經夾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對著他。這個看來五十多歲的人有著持別溫和的舉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務執行者。他的須角泛白，眼睛帶著笑意。
“為什麼?”他重新握好筆，等著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進竹簍里，莓果藤從我手指之間“咻”的一聲彈回去。老兄，自從你們在那個路口裝了那個照像機之後，我已經接過兩次罰單了，你這是第三次。我實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個執行者，跟你發怒沒什麼意義。
“您請這邊涼椅上坐坐，”我領他到池塘邊，“我給你們秩序局去過兩次拒繳的信，我給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叢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後的池塘已經抽乾，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爛泥巴上飛著細手細腳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駛時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繳理由是這麼寫的——”
警察饒有興味地仰頭看著我念：
第一，鎮內行駛時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這個路口突然變成十公里，而在路口前又無任何具體障礙(譬如路突)警告駕駛人時速改變。
第二，路口的標誌事實上只寫著“步行速度”，並未註明“十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註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車內時速儀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也就是說，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無儀表顯示。駕駛人如我，無從知曉所行速度屬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種情況之下，要求駕駛人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罰款，實在荒謬、荒誕!
本人平常乃一循規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雖然合法)的處罰，決定採取甘地和梭羅的“不合作主義”，拒繳罰金。
署名：龍應台
“怎麼樣?”我問，“您的速儀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嗎?”
警察用手背擋著耀眼的陽光，搖搖頭。
“那您怎麼能知道自己開的是十三公里還是十公里呢?”
“憑感覺嘛!”
我哈哈大笑，“這種感覺，您有，我沒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邊坐下，“感覺，不能作為法律的依據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說著，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開得很好!”
“粉紅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來，準備送客，“可是法總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惡法，不是嗎?”我覺得自己義正辭嚴，理直氣壯。
他很禮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嚨，“這樣一來，您的罰金會變得更重;下個單子來，就是四十馬克，再不繳，就是六十馬克——三張罰單就變成一百八了!”
他的後腳跟踩到了一隻垂下來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漲的公民道德勇氣也受到了打擊：“吔，別別別只談罰款，總有人要對我的抗議提出解釋吧?!”
他已經走到了籬笆外邊，揮揮手：
“您不會贏的，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