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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權。
文明竟是那麼脆弱的東西嗎?沿著小徑來到百泉軒，歷代山長的住所。廊前有一個小小的庭院，院裡一口小小的泉水。不對吧，如果霸權決定一切，這百泉軒怎麼還能在千年之後讓我看見?那泉里還冒著水呢!
細讀書院史，就發現書院之所以建了又毀，毀了卻總能再建，是因為和政治霸權一直有一個不滅的抗爭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今日讀來猶令人震動，一個社會已經體認到“學”與“問”是維繫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個思想發達、海闊天空的社會吧，可是，與“慎思明辨”抵制的力量或許更大。順治的“臥碑”：“為學當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難……軍民一切利弊，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辨與不辨之間，文明時進時退。
譬如書院在一一三一年毀於戰火，湖南安撫使劉珙“葺學校，訪雅儒，思有以振起”，重建嶽麓書院。劉珙是個什麼人呢?身為禮官。“秦檜欲迫諡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不論是對秦檜不從或者是在廢墟中興學，劉珙對抗的都是政治霸權對文明的壓迫，書院歷史的構成，就是這兩種勢力不斷的彼此抗衡與妥協的消長過程。
我在樹影斑駁的小路上徘徊，不忍離去。若有時間，真想在那百泉軒的廊下坐到黃昏，聽風從最深邃的起點悠悠吹來。
輯四 行萬里路
發現台灣發現我
1
怎麼辦?
把彈簧墊掀起來。就找到了毛病。這是一張巨大的床，中間支撐的梁木斷了，斜插在地毯上。沒有客人的時候，孩子們把這張客房裡的床當作體操墊，木樑都給蹦斷了。床墊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樣努力貼著床面，才不致於滑下來。
怎麼辦?
華德和我分別站在斷梁的兩邊，打量那毛鬚鬚的斷裂處。半晌，我說：“不難!
拿一疊雜誌來墊在下面就可以。”
他驚奇地看著我，似乎聽見了什麼荒唐的笑話，說：“我在想……測量木樑和地板的距離，我需要量尺;斷的地方要用兩個木樁支持，我需要電鋸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頭，連接木樁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長的螺絲釘，還有專門修補木製品用的強力膠……”
我驚奇地看他一眼，覺得好笑：“那不是很費時間嗎?一疊舊書一樣可以撐著，我們唯一要決定的，是該用你的經濟學月刊還是我的文學雜誌，對不對?”
“可是……”他搔搔頭，似乎作夢也沒想到世上有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可是可是……那樣床還是壞的;並沒有修，不多久又會塌下去，不結實……”
我到儲藏間去找舊雜誌，真多呀，《小說世界》、《紐約書評》、《歐洲事務》、《明鏡周刊》、《文學月刊》……當我抱著沉沉的一疊雜誌回到床邊時，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裡拿著尺，腳邊擺列著電鋸、木塊、螺絲釘、強力膠、我叫不出名字的什麼工具……還有，清理善後用的吸塵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讀雜誌。當他把床修好了的時候，我也翻完了最後一本。他用手臂壓壓已經復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滿意於它的堅挺，一邊收拾工具一邊笑著說：
“你。是個台灣的孩子。”
我也笑了，對，我是一個台灣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雜誌修床的人。要聽證據嗎?在台灣一個杜鵑花夾道的大學校園裡，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客座教授曾經對我說：
“中國人可愛極了!我跟總務處說宿舍里的床斷了一隻腿，不能睡人了，拜託趕緊修理——當天晚上就來了個工友，帶了四個磚頭……”他縱聲大笑。
我一點也不覺得好笑;磚頭和雜誌，都是解決人生困境的權宜之計。奇怪的毋寧是，為什麼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權宜之計?
2
住在台北的時候。有個鄰居要搬家。不遠，不過從城南遷到城北，但畢竟也是一家四口，從尿布三輪車到針線紐扣筆筒打字機碗盤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夠瞧的。
說是卡車要來的那天早上，我踱過去，想在混亂中或可幫點忙。沒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滾，尿片還在柜子里，針線紐扣還在抽屜里，打字機還在書桌上…”’
“怎麼?”我問，“卡車今天不來?”
“來呀：”主人正就著水槽洗碗，“馬上到。”
“那……”我望著那一屋子的琳琅滿目，著實困惑，“東西不打包?”
“無所謂啦!”主人說，“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經驗里——那自然是在美國，不管遠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幾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隻玻璃杯，每一隻碗，每一個磁碟陶缽，都得用幾層紙密密包裹，然後一一裝箱，一個廚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時間。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漢，也要好幾個鐘頭。
卡車來了。幾個年輕小伙子衝進門來，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協力地動員起來。
我懂了：抽屜，裝滿了針線紐扣迴紋針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筆，就這麼原封不動地擺上卡車;打字機，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櫃腳下;鍋盤碗筷擱進小寶貝的塑膠澡盆里，蓋上一條太空被。
那琳琅滿目一屋子的東西竟然全塞進了卡車。主人愉快地向我揮手。卡車起動時，那抽屜里的、衣櫥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滾動搖晃，發出哐當嘩啦的巨響。
那哐當嘩啦的巨響，——卡車的滾動搖晃，竟然像一個熟悉的夢境。我怎麼會忘記了呢?十四歲那年，我們的卡車不也這麼哐當嘩啦地從苑裡駛進茄定?十一歲那年，我不也幫著母親把碗盤塞到澡盆里，然後隨著卡車搖晃滾動地從高雄駛進苗栗?八歲那年，不也曾擠在卡車司機旁哐當嘩啦地從高雄城東搬到城西?五歲那年，母親用一床老舊發黃的蚊帳把我裹起來，塞在卡車一角，從新竹睡到高雄，不記得那哐當嘩啦的巨響。三歲那年……
到了，總是有破盤破碗的。無所謂啦，丟了就是。反正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值錢的，都留在大陸老家啦!哼，那些個博物館擱在玻璃櫃裡面展覽的碗啊盤啊，當寶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牆根餵貓狗的，不當一回事。母親驕傲地說。
在唐宋的盛世，中國人搬家是不是也這麼“無所謂”地哐當嘩啦呢?西方人搬家又為什麼那么小題大作放不開呢?
3
三月，德國大學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灣的時候。下了好幾天細雨，終於放了晴，二哥說：“走，到復興鄉去看看工地!”母親接口，“咦，不是說大漢溪修橋，過不去嗎?”二哥笑笑，“總有辦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