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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麼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
“你晚上來，我教你。”
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著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
牽回孩子的手，繼續往前走，想想，又回頭對胖子說：
“這樣子對待外地人，您真丟北京人的臉!”
然後又是一個明亮的早晨，我興高采烈地對安安說：
“跟我去市場嗎?”
好一會兒沒聲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著什麼，猶豫了半晌，皺著眉說：
“我很想去，可是，”他結結巴巴地，“媽媽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吵架?”
吵架?我驚愕地看著他，沒想到這兩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著他纖弱的臉龐，“媽媽只有在不公平的時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安安滿腹委屈地說，“不公平也不吵架?”
電梯小姐
電梯小姐將鑰匙插進孔里，電梯就晃蕩晃蕩地上升。五樓?
您好。麻煩您。是五樓。謝謝。再見。
一把行李拖進公寓，再出來，我傻了。這不是自動電梯，我得按鈕，樓下值班小姐得從她小房裡出來，拎著鑰匙，啟動電梯，上來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對不起又要麻煩您。是的，出去辦點兒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謝謝，不客氣。再見。
進進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讓我受不了了。我是個討厭寒喧客套的人。甚至於在社交場合里，我也有一種本事：和對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說話的時候就是不說話，我可以忍受;雖然社會習慣要求你談談天氣、問問貓兒狗兒、淺笑兩聲，我不怎麼在乎社會習慣。
可是我是個禮貌的人，見到電梯小姐總覺得該四目交接，點下頭，道聲謝。幾天之後，當我發覺只要有電梯就得有電梯小姐的時候，我簡直支撐不住了。不行，我的禮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過這個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獨就要受到威脅。
麻煩您。謝謝。對，回來了。還好，北京很好。五樓，對，謝謝您。晚安，再見。
對不起，又要麻煩您。單車太沉了，提不下去。謝謝您。不用了。請等一會兒。
行。謝謝了。再見。待會兒見。哪裡?
我開始有點兒驚慌。她不是擱在電梯裡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個按鈕。
對凳子和按鈕我可以視若無睹，凳子和按鈕對我也無所要求;可是這個人，這個不斷地為我做舉手之勞的人，用她閃動的眼睛看著我，使我不斷地消耗那一點點禮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雖不是凳子按鈕，卻和凳子按鈕一樣地永遠嵌在電梯裡。
只要我用電梯，她就在那裡，在那裡吸取我微薄的禮貌存量，使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我開始用腳爬走樓梯。五層階梯上去，五層階梯下來，把寒喧和禮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幾天之後我才赫然發覺：北京城幾乎所有的電梯裡都有個電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鈕一樣安裝在電梯裡，用閃動的眼睛看著你進來，看著你出去，看著你上去，看著你下來。
我簡直大驚失色。
我踏進這個狹窄的電梯。“小姐”是個頭髮蒼蒼的老婦人。
“麻煩您到三樓。我找蕭乾先生。”
“三樓不停。”她面無表情地。
“那——”我遲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見到的行動困難的蕭老，“老人家怎麼辦?”
“老人走路啊!”電梯“小姐”不太耐煩，顯然覺得我的問題有點兒莫名其妙。
※ ※ ※ ※ ※
回到外交公寓，電梯小姐坐在大門口和別棟樓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樣，她們的手裡總有一把頭梳，時不時梳理著剛剛洗過還潮濕的頭髮;膝上總擺著一份讀皺了的《北京晚報》。她們坐在台階上，望著門外夜幕漸攏的天空，交換生活里點點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裡的水果挺沉的，我踏進大門。
您好。麻煩您。
“沒轍啦!我說您看著辦吧!”她們的話音一點兒也不被我的出現打斷。兩個人像上了電池似的同時起身，往電梯平行挪動，頭梳和晚報也跟著浮進電梯。“你知道小劉昨晚見到誰了嗎……”
五樓。謝謝你。
“我還以為她早出了國，原來呀，婚沒結成，人家回澳大利亞去了……”
語音、身體、頭梳、《北京晚報》，又像幽浮一樣緩緩飄下。
望著電梯漸漸合攏的門，我突然徹悟：在她們的眼裡，我才是凳子和按鈕，我才是那嵌在電梯裡的時明時滅的燈，她們對我是徹底視若無睹的。不把我當“人”
看，她們才活得下去。
我鬆一口氣。
五樓!
打 架
從定陵一出來就聽到他們憤怒的聲音。
賣飲料的小攤旁，兩個穿短褲的男人正使盡全身力氣地吵著架，脖子粗了短了，臉漲得紫紅。兩人之間還站著個七八歲大的小孩，手裡握著罐要喝未喝的可樂，眼睛怯怯地望著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昂，緊依著男人身後的兩個女人——一個是賣飲料的小販的妻，一個是買可樂的孩子的媽——火雞似的插進來幫著吵，各幫各的男人，只是四個人同時扯著喉嚨嚷嚷，誰也聽不見誰的。
當小販突然彎身去拔他的板凳時，看熱鬧的人都嚇了一跳。小販黑虎著臉，兩手高舉板凳，做出馬上要砸下來的架式。
沒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說：“你打人哪!你打人哪——”邊說邊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著板凳，小販一步一步逼進，在觀眾還來不及喊“哎呀”的時候他已憤然將板凳砸下;沒砸到，男人轉身就跑，小販抱著板凳追，兩個人就圍著飲料攤子這麼一逃一追地繞起圈子來。圈子外邊，兩個女人已經呼天搶地廝打開來，“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熱鬧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驚喜，沒想到那小販說干就干哪;他們的臉上帶著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歡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覺得好笑?”他走開了。
一直緊緊握著我手的安安鬆開了手，說：“媽媽，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們誤解了我的笑。他們怎麼知道，定陵這一幕人生戲劇將我毫無心理準備地帶回到三十年前的台灣，像經過一個飄忽的夢的隧道，回到了我記憶角落裡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沒見過街頭的打架了——歐洲的七年?沒見過。美國的八年?
沒見過。台灣?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還是個舔著冰棒、看漫畫書的小女孩的時候，街頭打架好像是市井風情的一部分，就像時不時會見到的小車禍一樣，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見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突然覺得後頭有人跑步，穿著花布裙提著菜籃的女人氣喘喘地說：